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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愿意回上海，非常欢迎，这钱就作为路费。要是去不成，也请收下，紧急关头好派用场。”
周化民一连送了十几个人，好言相劝，馈以金钱，这些人虽爱钱如命，照收不误，却没有一个人在重赏下，敢冒当汉奸的臭名声，跑到上海去入伙。汪精卫心急如火，这第一步就难产，当“儿皇帝”的梦不就泡汤了吗！四处招人，却难以凑数。他的党羽一看有机可乘，便拉拢私人，扩充势力。陈璧君让自己的两个弟弟、四个侄子都当了“六大”的“代表”。后来任汪伪政权教育部长的李圣五也将老婆、小舅子、表弟、表侄等一齐拉进来。但是，即使这样也还是凑不够数，更谈不上“代表性”。于是索性采取绑架的手段来拉人。当时，上海有个中学校长当上代表的经过，就颇为惊险而又离奇。
一天，这个中学校长应邀到一个朋友家去吃饭，宾客一共六人。酒足饭饱之后，客人中有一人约游兆丰公园。可是汽车却开到了静安寺附近的一处大厦前停下来了。这个人下车向门里打个招呼，大门顿时打开，露出了警卫森严、机枪挡道的架势。这个校长心知有异，以为被送进了日本宪兵司令部。几个人下了车，走进门去，但见三步一哨，五步一岗，枪上刺刀杀气腾腾。进了里屋，几个人又大为困惑，只见这是一个富丽堂皇的大客厅，精制而成的拼花地板，铺着大幅的红色暗花地毯，墙上镶嵌着工艺精致的护墙板，宽大的沙发和软椅套着丝绒的座面，还有女招待出来敬烟奉茶。接着又被带到另一屋里，一个面带病容，瘦如骷髅的人正等候在那里。经人介绍，才知道这个人就是后来杀人不眨眼的汪伪特务头子丁默。丁默叫这几位被“绑”来的“俘虏”在一张纸上捺手印。他们不敢违拗，行礼如仪。就这样糊里糊涂地成了汪记“六大”的“正式代表”。
代表总算是凑够了，但在这充满火药味的上海，到什么地方找一个安全的会场呢？最后商定，汪记“六大”就在这个捺手印的地方———杀人魔窟“七十六号”特务机关中召开。1939年8月28日，汪记国民党“六大”在上海极司菲尔路七十六号大礼堂举行。这一天，大雨滂沱，一向人流不息的大街，被笼罩在灰蒙蒙的、死一般沉寂的气氛中，只有那些手持长枪的巡捕一动不动地站在马路两边。“七十六号”的两扇大铁门紧闭着，为了迷惑人，伪装做寿而搭的、中间缀有一个由灯泡组成的‘寿'字的高大彩牌在风雨中飘摇。只有一个小门半开着，让“代表”们进出，武装特务站在通道两侧，虎视眈眈地盯着进出的每一个人。为了标榜自己是国民党的“正统”，是孙中山的“真正继承人”，征得日本人的同意，在会场正面，悬挂着孙中山的巨幅画像，两边挂着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和青天白日的国民党党旗，台上摆满了各种鲜花。
当大会主席汪精卫、副主席周佛海、陈璧君等登上主席台时，既没有欢乐的乐曲，也没有欢呼的掌声，只有一阵不大的骚动和遍布各个角落的窃窃私语，他们木然地坐在主席台上。主席团是汪精卫、周佛海、高宗武、陶希圣、溥侗、何世桢、梅思平等。在职员名单中，有人看到了卢英的名字，便骚动了起来。中午休息时，便推出上海代表蔡洪田、汪曼云，浙江代表沈尔乔、王敏中、章正范，湖南代表戴策等，要求见汪精卫，却由周佛海代见。周说：“汪先生现在睡觉，有什么意见，可以向我提出。”于是就有人责问：“为什么在这一个大会中，于职员名单里竟会列入一个汉奸卢英？”
还有人说：“以汉奸而任大会的秘书，我们不是羞与为伍吗？”周佛海一听，似有人要拆台的样子，于是不能不来一记杀手锏，说：“卢英是否汉奸，后世自有定论，可是汪先生到了上海，最先响应和平运动的就是卢英。且卢英为迎接汪先生翻了车，几乎连性命都丢掉，他对和平运动，可说比谁都热心。再说现在汪先生的警卫人员，都是卢英派来的，万一因此而发生误会，汪先生的安全谁负责任？”周佛海的一番话，不仅为卢英做汉奸辩护，也为自己的卖国盖上了一块遮布，周的最后几句话，又是对这批新汉奸的威胁。果然这一“军”，“将”得那些自污不觉臭的代表面面相觑，无人能置一辞。周看看这一记有了苗头，干脆再来一下，又说：“老实告诉各位，汪先生还决定卢英做中央委员哩。”这时反而没有一个站出来说“羞与为伍”了。经过贬值式的协商，决定了一个折中方案：把卢英的中央委员，改为“候补”，并把他的名次，排在最后一个。
大会程序，上午是筹备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与汪精卫的开幕词，下午是修改党章，选举国民党主席。接着又通过了一个临时决议：本届中央委员的产生，授权主席提名介绍，再由大会予以通过。在这张被提名介绍的名单中，卢英确是做了候补中央委员的底脚货。可是在中央委员中，却出现了好几个比卢英更大的老牌汉奸，如温宗尧、陈群、任援道等大名，均赫然在目，且都名列前茅。会场上顿时引起了一阵骚动，有个叫胡志宁的人不同意让几个老牌大汉奸当中央委员，吵吵闹闹一阵，进而骚动起来，会场气氛顿见紧张。这时，李士群率一批腰挂手枪的特务围了上来，示意要这些人“识相一点”，吓得这些人支支吾吾，直打哆嗦。汪精卫一看局面尴尬，这哪是党的代表会议，简直成了鸿门宴，很怕会议开不下去了，急忙站起来打圆场说：“代表们有什么意见，会后可以和我个人来谈。现在宣读《大会宣言》，请大会通过。”这才算解了围。会议的议程一一顺利通过，汪精卫又神气起来，忘乎所以地吹嘘道：“我们不是日本人的傀儡，请大家看看，我们今天会场里有没有日本人？”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谁不知道木偶戏的牵线人是躲在幕后呢！
汪记“六大”的中央委员，把这些封建遗少、保皇余党、买办文人、洋场政客、新老汉奸聚在一起，真是一个极精彩的旧中国政治博览会，又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历史垃圾堆。汪记“六大”就这样乌烟瘴气地闹了一天，把汪精卫推上了“合法”的党魁地位，为成立汪伪政权办了一项必不可少的手续。9月初，在汪精卫寓所沪西愚园路1136弄32号开会，汪精卫主持召开了“六届一中全会”，成立了中央党部。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林柏生、高宗武、丁默等人被举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陈璧君、褚民谊等人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陈璧君从此以中央监委常委身份四处活动，由汪提出：（1）以陈公博、周佛海、陶希圣、梅思平、高宗武、何世桢、丁默为中央常务委员；（2）以褚民谊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厅秘书长，陈春圃、罗君强为副秘书长；（3）以梅思平兼中央组织部长；戴英夫（即戴鹏天）、朱朴之为副部长；（4）以陶希圣兼中央宣传部长；林柏生、周化人为副部长；（5）以丁默兼中央社会部长，汪曼云、顾继武为副部长。所谓中央党部秘书厅，组织、宣传两部，则分别设置在愚园路1136弄内的几幢洋房里。
日本统治集团决定“放宽对蒋处理”，不让“百万大军误于蒋一人的首级之上”，确立了促使“汪蒋合流”的方针。
1939年10月30日，日本政府制定了《以树立新中央政府为中心的事变处理最高指导方针》，设想了实现“蒋汪合流”的三种模式，一为“事前合流模式”，即先与重庆方面停战，再行“蒋汪合流”，成立新中央政府，二为“事后合流模式”，即先成立汪精卫中央政府，再行日、渝停战，然后实现“蒋汪合流”，三为“大持久战模式”，即新旧两中央政府对立，逐渐转入“大持久战”，等待世界形势的变化，在世界范围内解决中国事变。日本政府决定首先全力争取实现第一模式，若不成，再依次实施第二、第三模式。日本当局寻找各种渠道与重庆政府进行“和平谈判”。
在重庆方面，出于诸多方面的因素，也对日、蒋“和谈”表示出极大兴趣。特别是基于政治谋略方面的考虑，重庆政府认准日本政府既想扶植汪伪中央政府，又对该政府缺乏信心，企图促成蒋、汪合流的矛盾心情，以对日议和为诱饵，扰乱日本的对华方针，破坏或推迟汪伪政府的建立。日、蒋间的“和平”活动是通过多种渠道进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