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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的评判。”
汪精卫与夫人陈璧君的合影1934年1月，国民党在南京召开了四届四中全会，汪精卫为主席团成员之一，陈璧君也出席了大会，并任党务审查委员会委员。这时，也是陈璧君再次得意之时。有一篇文章这样描绘了当时的陈璧君：“汪、蒋联手的新局铸成，陈璧君也跟着显赫起来。身为中政会主席、行政院院长夫人，主内而涉外，时间一长，趋奉拍马加谄谀，放纵得她居大自尊，骄横跋扈。她对居所开始讲究富丽堂皇，穿戴追求奇异超群，口胃刁钻，花样百出，光是随身厨师便有六名之多，什么做西餐、做南菜的，广帮、川帮、京帮几乎凑了个全。有时想吃什么东西了，张口说出，必须马上做得。就连宋美龄她也不放在眼里，总以为自己应该高她一筹。有时宋美龄在抛头露面的场合中有上佳表现，她免不了要打着鼻哼，讥讽地说道：她是什么东西，早年……。于是，明里老蒋与汪精卫在权柄把握上较着劲，暗里陈璧君也与宋美龄较着劲，一心要把蒋夫人的‘抖'劲比下去。”为了猎取好名声，陈璧君又热心起慈善事业来。当时南京有贫民三万多户，她和汪精卫、吴稚晖等人发起一个募捐活动，在京郊为贫民建筑住宅，以显示其德政。
1935年后，日本侵略者进一步控制华北，5月29日，由日本天津驻屯军参谋长酒井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交涉，并要求于12日以前答复。何应钦立即请示汪精卫，汪即回电答应日方全部条件。7月6日，何应钦与梅津美治郎签署了《何梅协定》。汪精卫还发表了一个《邦交敦睦令》，宣布：“凡我国民，对于友邦，各敦睦谊，不得有排斥及挑拨恶感之言论行为，尤不得以此目的，组织任何团体，以妨邦交。兹特重申禁令，仰各切实遵守，如有违背，定予严惩。”6月，汪精卫又批准了《秦土协定》。
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得到了汪精卫的全力支持。1933年11月，当蒋介石集中百万大军进攻革命根据地，并以50万军队对中央苏区举行第五次“围剿”之时，驻扎福建的十九路军将领蒋光鼐、蔡廷锴，联合陈铭枢、李济深、陈友仁、徐谦等反蒋势力和第三党的黄琪翔等举起抗日反蒋大旗，建立“中华共和国政府”，此即著名的福建事变。参加这次反蒋运动的各派人士在历史上大都与汪派有较为密切的关系，但投身蒋、汪合流行列的汪、陈却对此运动采取反对的态度。福建事变发生后，汪精卫曾秘密和陈公博商议：“我们走不走呢？”因为汪、陈初进南京之时，曾立誓不赞成再有内战，蒋介石如再发动内战，便立即辞职。陈公博认为：“我们不必走。因为这次他们的干法，与扩大会议和非常会议不同。他们改国号，改国旗，我们在南京固然反对，不在南京也应当反对，甚至于我们逃亡海外，也得反对。既然都是反对，我们何必走！”于是，汪精卫支持蒋介石镇压了福建事变。
汪精卫对于此一时期的汪、蒋关系，在1936年自欧洲写给陈璧君的一封信中曾有一段辩白，并附注说：“此书不可发表但可存之，我写过去事，此为第一次。我本欲得闲写过去事，但细思之，仍以不写为愈，一个人原不必急于自白也。”
信中称：数年以来，因“剿匪”军事关系，南京实际等于空城。我以赤手空拳，支柱其间，最大责任，在使后方不致沦陷，前方军事不至因而扰动，其余皆放在第二着。此是数年以来我对于国家之最大责任，亦即我鞠躬尽瘁之最大贡献。
军队之调动，外间不知之，当局者始知之，故知我之苦心者，实在少而又少也。
举一二事以明之，前年（廿三年）6月间，日本藏本失踪，数日未获，日本方面汹汹抗议，一日数至。日本长江舰队纷纷调至下关，有水兵上岸强占南京之消息。其时我集朱益之（培德）、唐孟潇（生智）诸军事长官计议，始知南京无兵，仅有军官学校学生三四千人可以临时应战。其时蒋先生在庐山，定于6月13日左右回京参加军官学校10年纪念，我一日三电蒋先生，请勿回京，因蒋先生须带兵回始有用，若一人回，同堕空城，俱尽无益也。其后藏本寻得，事已平息，我始电蒋先生可以回京，此一事也。去年（廿四年）6月间，日本增兵平、津，据何敬之（应钦）报告，一触即发，势如燃眉，其时蒋先生正在成都，不特南京无兵，北平亦将得力军队抽调将尽，而仓猝不能调之使回，其时局面只有两途：一是使平、津为九一八之辽宁，一是造成今日之局面，两者相较，今日之局面固可痛心，较之九一八之辽宁，尚为差胜（如果以为今日之局面反不如九一八之辽宁，爽快断送，较为干脆，此另一说，可以不论），于是，我只得负责以造成今日之局面。一时同志明知故骂者有之，不知而骂者有之，我皆不辩。此又一事也。过去责任，共负可，独负亦可。
我知道有人肯共负的，但是因为种种关系，还要我多负些，或者单独的负，我又何所辞？
辩既不可，生气更不必了。蒋、汪间的权力之争，在“合作”的形式下持续不断。蒋介石之所以“联汪”，为的是让汪精卫站在对日外交的风口浪尖，自己则躲在幕后，避免群众反日浪潮的直接冲击，以便能得以倾全力“剿共”。他虽然让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长，却又事事掣肘，设法抑制汪的权力过大。而汪精卫之所以“联蒋”，也有自己的目的，他企图利用行政院长的高位，发展汪派势力，达到主掌全局的目的，他绝不甘心居于蒋的仆从地位。
对汪、蒋之无法合作，陈公博认为有种种原因：他们两个人的个性本来就不同，一个爱说话，一个爱缄默；一个感受很快，一个城府很深。两个人虽然共负大责，而蒋对于一切机密都不愿竭诚讨论。
国家大事本来应该和衷共济的；什么才是和衷，基本条件当然是坦白，今既不能坦白，衷又由哪里起，济又由哪里共起？
他们两位表面虽然客客气气，而暗中还在争领袖。在汪方面，以为他在党国有历史有地位，有勋劳，除了孙先生之外，他不作第二人想。
如果说汪精卫对日寇的飞机大炮心惊胆战，避战求和的话，那么1934年6月在南京发生的藏本事件，虽纯系一般外交事件，汪也是“极端忍让”，忍气吞声，四年之后仍有余悸。陈春圃在《汪精卫投敌内幕》一文中写道：“1938年11月中旬，汪精卫一直心神不定，每天晚饭后总在上清寺寓所院子中踱来踱去，一言不发，一个人陷入穷思极想的苦海中。
陈璧君还关照我们不要打扰他，并且对我说过：周、陶等曾劝驾说：你兼外交部长的时候，和日本打过交道的，还可算是顺手的。但他说：也不尽然，1934年南京日本总领馆领事藏本在南京失踪案明明是他们自己捣的鬼，却向外交部要人，借此寻事百般恫吓，其时不正是我兼外交部长首当其冲吗？“可见，藏本事件使汪感到日本人是难缠的。1935年春，日本驻华使馆公使要回国时，汪精卫大摆宴席，为其饯行，后又亲自送到车站，列车开动时，汪竟泪流满面。有人写文章
讽刺汪精卫，引了李白《赠汪伦》诗中的两句：“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汪、蒋携手之后，名是共管政事，但蒋军权在握，汪行政院长只是牌位。汪在南京做行政院长，见到从前一同反蒋的人，总是表示他好比是消防队队员，被主人叫来“打短工”的。覃振劝汪何必那样替蒋“背黑锅”，汪说：“我既已跳下毛坑，就臭到底吧。”汪同杨永泰勾结甚深，走亲日路线。就连陈公博都认为，当时行政院是“花落空庭，草长深院”，蒋介石所在的牯岭，“变成了南京的太上政府”，“行政院简直是委员长行营的秘书处”，甚至“是秘书处中一个寻常的文书股罢了”。更使陈公博不平的是，汪精卫连续主持签订卖国条约，成为众矢之的。而蒋介石尽管是主谋，却置身事外，稳坐“最高领袖”的宝座。陈认为汪没有必要代蒋受过，并以辞职相劝于汪。
1935年8月，汪精卫因糖尿病、肝病并发，住青岛养病，陈公博、汪精卫二人发生争论。陈公博对汪精卫说：“签了这个协定，先生遭到各界纷纷批评，我真不知道汪先生为什么要背这个黑锅？”汪精卫说：“我们要复兴中国起码要三十年，不止我这年纪看不见，恐怕连你也看不见。我已年过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