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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协助宁方防止孙传芳军队攻宁，并无他图，同时邀李宗仁等赴九江商谈宁、汉合作事宜。汪精卫还出席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提议撤销中央前次对于胡汉民、蔡元培、吴稚晖、李济深、张静江、蒋中正、古应芬、肖佛成、陈果夫等开除党籍之处分。8月22日，双方代表在庐山正式会谈，达成合作协议。“宁汉合流”不但没有使汪精卫获得任何好处，反倒使其处于四面楚歌之中。
始作俑者桂系李宗仁对汪精卫的认识非常到位，他曾在回忆录中说：“当时党内的重要领袖，如汪、蒋、胡等，及其私人的党羽与小政客等的想法，却和我们忠实同志们完全两样。他们对党国前途根本置之脑后，一切考虑纯以个人和小团体的政治前途为出发点。我党至此，非蒋、汪、胡三人赤诚合作，不足以谈复兴，但是他们三人相处有年，他们自己均深知他们三人绝无合作的可能，因此从未打算真正长期合作。偶尔合作，彼此都知是相互利用，得机则必然又来一个你死我活。但是当时使我们忠实党员们所最感痛苦的，便是他们三人的度量德性均不足以表率全党，领袖群伦，而使党员大众一致归心。汪兆铭的为人，堂堂一表，满腹诗书。言谈举止，风度翩翩。使人相对，如坐春风之中。初与接触多为折服，故颇能号召一部分青年。然汪氏黔驴之技，亦止此而已。其真正的个性，则是热衷名利，领袖欲极强，遇事又躁急冲动，欲达目的，既不择手段，也不顾信义。每临大事，复举棋不稳，心志不定。此种心神，常在会议席上充分
表现。汪氏每次主持重要会议时，神志多不安定，周身摆动，两手捶个不停，一反其平时雍容和穆的风度。再者，汪的待人，亦极虚伪。凡汪氏所不喜的人赴其寓所访问，汪氏亦均屈尊接见，娓娓倾谈，状至亲昵。然客甫出门，汪便立现不愉之色，顿足唾弃。转瞬之间，态度判若两人，凡此均足以表示汪的为人。所以吴敬恒曾骂汪是‘伪君子'和’花瓶'，足见许多老同志也认为他不能负实际责任。总理在世时，汪总是受命出使四方，从未负过党政专责。但是汪氏却是个心比天高，热衷权力的人。“
9月4日，汪精卫同徐谦、顾孟余、何香凝、陈公博、朱培德、程潜等登楚振号军舰自九江启程，9月5日抵达南京。没想到，汪精卫抵京之日即挨当头一棒，只见街头遍贴反汪标语，辞句极尽尖酸刻薄之能事。汪精卫是一位极易冲动的人物，忍愤东来，其心本虚，一见这些招贴，不禁又肝火大动。在李宗仁欢迎他的会议席上，汪便质问李宗仁说：
“你们既然欢迎我到南京来，为什么又要贴标语骂我呢？”“汪先生，”李宗仁说，“谁敢贴标语骂你呢？只是宁、汉刚恢复合作，局势尚未安定，一部分下级党员不识大体，擅自贴出这些标语来———你看这些标语，不都是不署名的吗？”
但是汪仍旧气愤不已。李宗仁又说：“汪先生，做个政治家，有人拥护有人反对，总是难免的。你看美国选举总统时，不是也有人反对吗？我希望你能淡然处之，并常住中央，继续领导。”
汪精卫出席欢迎会并演说：“过去两方的分歧，并非个人间意气之争，乃由于对于党国前途之见解不同。如今两方同志间应该知道引咎，尤其应该知道补过。如今四中全会开会在即，则一切取决于此会议，以解决一切纠纷，而奠定党的根本，使分裂之局，归于完整。”6日，汪精卫致电武汉国民党中央，嘱各机关速行迁宁。8日，他出席南京军事委员会欢迎宴会称：“吾党同志以观点不同而裂，并非为私，武汉迟南京三月而清党，所受痛苦滋多，今已悔悟，决计打倒共产党，与南京同志推诚合作，何敢复有他求？大敌当前，私人误会相愿负荆，必能团结。革命惟合作乃能成功，昔日分裂，非因私见，今兹合作，实出至诚。”汪精卫到南京后，即提出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想以此统一国民党各派，确立他在国民党的领袖地位。但是，汪精卫的主张遭到胡汉民等人的坚决抵制。当时，胡汉民、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等人因蒋的下野而同时离开南京，避居上海。为了顺利召开四中全会，汪精卫在9日偕谭延、孙科、宋子文等离宁赴沪，邀请胡汉民等人赴会。结果，胡汉民、吴稚晖“匿不见面”，而张静江、李石曾则坚持“若开第四次会议，彼等绝不至南京”，遂使四中全会搁浅。汪精卫一去，在南京的中央执监委，遂亦联袂去沪。9月10日，由谭、孙、汪等出面邀请在沪各同志，在莫里哀路1号开非正式会议，交换全党大团结的意见，到会者计有：汪精卫、谭延、孙科、李烈钧、李宗仁、程潜、张静江、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于右任、朱培德、杨树庄、伍朝枢、褚民谊、邹鲁、张继、谢持、覃振、许崇智、王伯群、傅汝霖、甘乃光、居正、刘积学、缪斌等二十余人。惟胡汉民、蒋中正二人，因与汪不洽，拒不出席。会议讨论宁、汉政府合并和统一党务的问题。西山会议派的张继发言说：“既要统一党内各界同志，就要承认上海的中央党部，就要废除二届一中全会上的《弹劾西山会议案》。这个非法决议案是当时左倾路线的产物，必须宣布废除，否则怎么能团结统一党内同志？”汪精卫反驳说：“中央的决议岂可任意废除，除非由将来的四中全会作出新的决议。”汪精卫的发言遭到宁、沪代表的强烈反对。李宗仁说：“我们迁都南京后，于6月7日宣布林森、张继等18位同志恢复党籍的决议，所以才有今日统一党务的基础。汪同志，你也不必再坚持过去的决议了。”汪精卫仍坚持说：“南京的决议我们武汉中央并不知道。现在我提议：西山会议派绝不能参加二届四中全会，但为了团结同志，可容纳个人参加，不能容纳上海党部。二届四中全会必须在武汉召开，否则我们武汉的同志不参加会议。”这时宁、沪代表们开始翻汪精卫的旧账，指责汪精卫反共不力，贻误了党国事业。宁方代表自称他们是反共的先进，而沪方代表则更标榜他们是反共先进中的先进，这使汪精卫不得不自责说：“武汉方面防范共产党过于迟缓，请求处分。”孙科突然站起来提议说：“各位，兄弟提出一项折中办法，由宁、汉、沪三方共同组织一个中央特别委员会，作为过渡，先使合作告成，然后再谋补救的办法。”孙科的折中方案得到了大部分代表的同意，由于孙科是武汉方面的代表，汪精卫不好坚持反对，也勉强同意了这个方案。
谈话会共开三天，会中一致决议于三个月之内举行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解决一切党内纠纷。在三全大会开会前，以各处代表合组的“特别委员会”为党的最高执行机关；同时宁、汉两中央政府亦合并改组，由“特委会”另行选举国府委员，并委派军事委员会暨各部部长。中央政治会议，则暂时撤销。汪精卫在会上表示赞同，又亲自拟定了汉方6名委员的名单。继汪早年的老友、现在的政敌胡汉民等“长衫佬”与蒋介石“共沉浮”；蒋的爪牙群起鼓噪，为蒋喊冤，请蒋复职；桂系指挥不了全局，南京政府几乎陷于瘫痪；冯玉祥也抱怨宁、汉双方不顾大局。西山会议派又活跃起来，其首脑许崇智沪寓，“前本门可罗雀，今则终日车水马龙，哄闹如市。谢持、张溥泉等亦日相过从，共商大计。闻该人士有主张提议合宁、汉及自身三方同主党政之议……”其忙碌程度足见一斑。
经宁、沪、汉三方多次较量，成立中央特别委员会，由32人组成，其中包括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等人。这个不伦不类的机构，却打破了汪以汉吞宁的计划，将汪派排斥在外，剥夺了汪精卫的“合法”领袖地位。在这场国民党内部的权力再分配中，汪精卫一无所得，又四面遇敌。13日，汪精卫就和陈璧君商量，是否应赞同成立特委会，陈表示犹豫，汪精卫召集谭延、孙科、顾孟余、陈公博等汉方要人在宋子文寓所开秘密会议，商讨对特别委员会态度。陈公博认为成立特委会不合法统，我们无权解散原有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陈璧君也认为在特委会中，汪精卫不可能惟我独尊，更担心蒋介石打起“反中央”的旗号来反汪。于是第二天汪不去出席会议。会后，汪精卫分别致电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及中国国民党各同志，声明引退。当夜，汪精卫竟偕陈璧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