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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4月1日，汪精卫乘坐的俄国邮轮抵达吴淞口。武汉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专程赴沪迎汪。蒋介石、吴稚晖、蔡元培等来晤，并在孔祥熙宅会谈，讨论“分共”问题。汪表示希望暂能维持合作，自己愿负调和之责。4月2日上午，在宋子文宅与宋等晤谈。晚，与李石曾单独会晤，继续讨论“分共”问题。李宗仁探得汪氏住处之后，和白崇禧等一行兴高采烈地去拜访他。李宗仁回忆说：汪氏的言谈风采，在梧州时给我第一次的印象太好了，那时我对他简直崇拜到五体投地，此时也认为他一旦恢复领导，则党内纠纷，卑刻便会烟消云散。这次在上海见到汪氏，我看他有点心神不定的样子。我们便向他陈述共产党最近在武汉跋扈的情形，以及在上海把持工会、学生会，扰乱治安，妨碍军事进展，若不加以抑制，前途实不堪设想。我们都诚心诚意地希望汪能恢复领导，谋求解决。这时中央党、政、军各负责人群集汪寓，大家一致抱怨共产党，诚恳地希望汪先生重负领导的责任。起先，汪总是默默地静听各方的控诉，未作表示。最后他才郑重地说：“我是站在工农方面的呀！谁要残害工农，谁就是我的敌人！”我一听汪氏此言，立刻便感觉到糟了，党内势将从此多事。汪是此时惟一可以弥缝党中裂痕的人，现在他不但不想弥缝，反而促其扩大，则本党的分裂将不可避免。
我当时便对汪解释说：“有谁主张残害农工呢？大家的意思，不过以为工农运动不可太越轨，影响革命军的进展，只希望工农运动能与军事配合，不要在后方胡闹就是了。”但是汪氏言辞总是闪闪炼炼，充满了疑虑。
4月3日，在上海莫里哀路孙中山故居，蒋介石、汪精卫、吴稚晖、李宗仁、蔡元培、李济深、李石曾、钮永建、宋子文、邓泽如、古应芬、张静江、黄绍等会谈，提议召开中央全体会议解决党内纠纷。蒋介石等表示，暂时容忍，出于和平解决之途。吴稚晖说：“现在共产党以武汉为中心，从城市到农村都在搞暴动，武汉的国民党已被共党所挟持，迟早要被吃掉。”蒋介石说：“目前我党已处于一个危险时期，也是一个转折关头，如果让共党再猖狂下去国民党就要垮台，现在一切党国命运在于汪主席复职。”汪精卫说：“蒋先生要兄弟来究竟要做些什么呢？”蒋介石说：“第一是复职。第二是把苏俄代表鲍罗廷赶走，此人在武汉成了太上皇，非把他赶走不可。第三是‘分共'。这三件事必须坚决做，立即做，请汪主席指示。”汪精卫回答说：“联俄容共的政策为总理手定，不可轻言更改。此事事关重大，须召开四中全会做出决定。党的民主制度、组织原则是必须遵守的。”吴稚晖站起来激动地说：“汪兄弟，现在是什么时候，你还要讲什么组织原则，还要对共党心存幻想。”接着李宗仁、李石曾等人纷纷发言，反对汪精卫的意见，要求汪精卫不要偏袒中共。会中一致要求：汪氏留沪领导，并裁抑共产党的越轨行动。而汪则一再申述总理的容共联俄及工农政策不可擅变，同时为武汉中央的行动辩护。是时为武汉中央派来接收东南财政的大员宋子文沉默不发一言，其他与会人士则与汪氏激烈辩论。辩论至最高潮时，吴稚晖十分激动，竟向汪氏下跪，求其改变态度，并留沪领导。会场空气，至为激荡。
吴氏下跪，汪则逃避，退上楼梯，口中连说：“稚老，您是老前辈，这样来我受不了，我受不了。”全场人都为之啼笑皆非。紧张的场面，也充满了滑稽成分。
会议决定主要办法，即“召集中央全体执行监察委员联席会议于南京，以求解决。在未开会之前，赞成暂时应急之法数条如下：（一）负责通告中国共产党首领陈独秀君，立即制止国民政府统治下之各地共产党员，应即于开会讨论之前，暂时停止一切活动，听候中央解决。（二）对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迁鄂后，因被操纵，所发命令，不能健全，如有认为妨害党国前途者，于汪同志所拟召集之会议未解决以前，不接受此命令。（三）现在各军队及各省之党部团体机关，认为有在内阴谋捣乱者，于汪同志所拟召集之会议未解决以前，在军队应由各军最高长官饬属暂时取缔，在各党部各团体各机关，亦由主要负责人暂时制裁。（四）凡工会纠察队等武装团体，应归总司令部指挥，否则认其为敌对政府之阴谋团体，不准存在。”蒋介石发表拥汪通电。声称：“自汪主席归来以后，所有军政、民政、财政、外交诸端，皆须在汪主席指挥之下，完全统一于中央，中正惟有统帅各军，一致服从。”
4月5日，汪精卫又和陈独秀发表了《国共两党领袖汪兆铭、陈独秀的联合宣言》，强调：“我们的团结，此时更非常必要。”鼓吹国共两党“立即抛弃相互间的怀疑”，“如同兄弟般密切”。革命群众一时看不清他的真面目。《联合宣言》一出，国民党右派人士为之大哗。这天，汪精卫与蒋介石、吴稚晖、李石曾、蔡元培、柏文蔚、宋子文、李济深、李宗仁、黄绍、白崇禧、古应芬、甘乃光等在上海道尹署（特派员公署）开谈话会，汪声明本人与共产党领袖联合发表之宣言，仅言两党不可发生误会，未言两党共治中国。大家皆不以汪氏的行为为然。吴敬恒尤为气愤，当众讽刺汪说，陈独秀是共产党的党魁，是他们的“家长”，他在共产党里的领袖身份是无可怀疑的。但是我们国民党内是否有这样一个党魁或“家长”呢？吴说：“现在有人以国民党党魁自居，恐怕也不见得罢？”说得汪十分难堪，大家不欢而散。
汪精卫致函张静江，说明前往武汉之原因。中央执行委员会来电称：“中央已公奉执事为常务委员兼政治委员会主席团之一，并任命为民政及军事委员会主席团之一，工作重要，请速来鄂担任，时局严重，切勿稍延。”谭延、孙科、徐谦、顾孟余、陈友仁、宋庆龄等23人亦电请汪精卫速来汉，解决严重时局。由于汪、蒋在“分共”时间上发生了分歧，加之中山舰事件记忆犹新，如果汪留沪与蒋合作，只能成为蒋的附庸。考虑再三，权衡利害，汪精卫还是决定先去武汉。
4月6日，汪精卫由上海赴武汉。临行致电各党部，说明即日启程赴汉。抵武昌后，拟向中央提议，开一扩大会议，以解决一切重大问题。致函李石曾，声明本人对国共关系的意见：第一，民国13年来改组之国民党，其精神与方策决不可牺牲。第二，如以党为不必要则已，如以党为必要，则党之纪律不可不守，否则，党必为之破碎糜烂。
4月10日，汪精卫到达武汉，受到大量群众的夹道欢迎，使汪精卫非常感动。在10万民众参加的“迎汪大会”上，汪精卫说：“中国革命到了一个严重的时期，革命的往左边来，不革命的快走开去！”4月11日，汪精卫出席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报告回国经过。会议决定对廖案有关人员进行审查，并被指定与谭延，陈公博、徐谦等人负责审查廖案总解决办法。那里的革命气氛和强烈的反蒋呼声，使他只能摆出左派面孔，发表激越演说，做出进步的姿态。4月12日，他还在为武汉《中央副刊》题词中写道：“中国国民革命到了一个严重的时期了，革命的往左边来，不革命的快走开去。”
“四一二”政变发生后，他通电痛斥蒋介石破坏三大政策。4月13日，汪精卫主持中政会会议，讨论蒋介石指使周风岐屠杀罢工工人等问题，提议于16日下午召集所有中央执监委员谈话会，讨论国民党与共产党的问题，国民党员与共产党员如何合作问题。随后汪精卫出席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及汉口特别市党部欢迎会，并发表演说，斥责蒋介石缴上海工人纠察队枪械，屠杀工人，“是反对农工，反对总理手定的政策，完全是反革命。”4月15日，汪精卫手书：“总理所定联俄，容共，农工三政策，是整个的，破坏一个政策，即是破坏整个政策，即是将改组本党的精神意义根本取消。一切革命同志，应该起来拥护此整个的政策。”汪出席国民党中执会第七次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