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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被否定，表面上看是因为经济原因。
新中国刚刚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拿不出钱来建设一个新区，刚刚进城的共产党不能为自己大兴土木。
当然，方案被否定有着更为重要的政治原因。
决策者们认为以天安门作为北京的中心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它从前是皇帝举行“颁诏”仪式的地方，如今是宣告新中国成立的场所，它从来就具有浓烈的政治色彩，理应成为新中国的行政中心。
另外，苏联专家对方案也持反对意见。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中国人民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路线是没有的。”这一论述在建国初期被称之为向苏联“一边倒”的国策。
苏联专家认为北京应该发展成一个工业城市，要提高北京市工人阶级的百分比，建议中央政府的中心设在天安门广场及东西长安街上。
“梁陈方案”被认为与苏联专家“分庭抗礼”，与毛泽东的“一边倒”国策背道而驰。
陈占祥于１９５７年被划为“右派”，梁思成在彭真的保护下得以幸免。
梁思成、林徽因穷尽自己的想像，也不会想到，中国的建筑学家为中国古建筑的命运忧心忡忡是与苏联专家“分庭抗礼”。
梁思成仍然坚守着自己的立场，他对有关领导说：“……我要对你进行长期的说服……”他没有想到，自己所说的一切会遭到无情否定，还有比否定更令人伤心的吗？他禁不住痛心疾首：“５０年后，有人会后悔的！”
眼看着那些他们视为珍宝的古建筑即将灰飞烟灭、毁于一旦，梁思成在四处吁请时，禁不住声泪俱下。
他一次次给周恩来总理写信，谈建设工作的计划性问题，谈长安街的规划问题，谈北京各处古建筑的历史和价值。
周恩来总理约见了梁思成。
周恩来没有正面发表意见
梁思成终于有了向总理面陈意见和建议的机会，他相信总理能理解自己，他相信自己所做的一切是正确的。
他向总理讲起了北京现存布局的合理，讲起了他所做的关于北京交通问题的调查及解决办法。为了能表述得更清楚，梁思成一边说，一边在笔记本上飞快地画着示意图。
北京城内的街道系统，用现代都市计划的原则来分析，是一个极其合理、完全适合现代化使用的系统。这是任何一个古代城市所没有的。这个系统的主要特征在大街与小巷。大街大致分布成几层合乎现代所采用的“环道”，由“环道”又四向伸出的“辐道”。
所谓几层的环道，最内环是紧绕宫城的东西长安街、南北池子、南北长街、景山前大街。第二环是王府井、府右街，南北两面仍是长安街和景山前大街。第三环以东西交民巷、东单东四，经过铁狮子胡同、后门、北海后门、太平仓、西四、西单而完成。这样还可更向南延长，经宣武门、菜市口、珠市口、瓷器口而入崇文门。近年来又逐步地开辟了第四环，就是东城的南北小街、西城的南北沟沿、北面的北新桥大街、鼓楼东大街，以达新街口。但鼓楼与新街口之间因有什刹海的梗阻，要多少费点事。南面尚未成环———也许可与东交民巷衔接。这几环中，虽然有一些尚待展宽、有一些段落未完全打通，但极易完成。
欧美许多城市都在努力计划开辟环道，以适应大量汽车流通的迫切需要。我们北京却可应用六百年前建立的规模，只须稍加展宽整理，便可成为最理想的街道系统。
至于北京的胡同，有许多人不满意胡同这种街道系统。其实胡同的缺点不在其小，而在其泥泞和缺乏小型空场与树木。但胡同是安静的住宅区，有一定的优良作用，使道路系统的分配保持了一定的秩序。
这一切便是发展建设的良好基础，在这个基础上既可以对北京的街道进行改进和提高，又不必毁损古建筑。
由街道说起了北京街道的牌楼，思成希望城建中能保留下牌楼这一中国独有的古老而优雅的街道景观。北京的街道牌楼起源于古代城市里坊的坊门，当时它除了作为里坊出入口的装饰性标志外，还常被用来张贴表扬里坊的好人善行，有着教化的作用。前门大街上的大栅栏就是一座里坊门。
北京遍布九城的牌楼，曾经数以百计，是最具古都特征的建筑。一直到二十年代初，北京的街道牌楼还有３５座。民国十二年，北京开通有轨电车，因为电车要从东、西四牌楼下面通过，经果将原来的牌楼加高，把原来牌楼的木柱换成了钢筋水泥立柱。
牌楼是古代建筑中极为重要的一种样式。它不仅具有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而且装饰点缀了城市街道，衬托了建筑组群。在外国的唐人街，牌楼已成为华夏建筑文化的符号。
……
周恩来双臂抱在胸前，一直面带微笑听着梁思成的讲述，这使梁思成倍受鼓舞。他极富诗意地向总理描绘帝王庙牌楼在太阳渐渐沉没西山时的美丽画面。两个小时的时间过去了，周恩来没有正面发表意见，只是意味深长地吟诵了一句李商隐的诗：“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梁思成、林徽因的声音在摧毁旧世界、建设新世界一泻千里的浩大声势中，如浪花被巨浪吞没。
城墙派
梁思成和林徽因意识到，北京作为一个整体，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完整地保存下来了。他们希望退而求其次，保住北京的城墙和城楼。
他们假设了这样美好的可能。
城墙上面，平均宽度约十米以上，可以砌花池，栽植丁香、蔷薇一类的灌木，或铺些草地，种植花草，再安放些公园椅。夏季黄昏，可供十万人纳凉休息。秋高气爽的时节，登高远眺，俯视全城，西北苍苍的西山，东南无际的平原，居住于城市的人民可以这样接近大自然，壮阔胸襟。还有城墙角楼等可以辟为陈列馆、阅览室、茶点铺。这样一带环城的文娱圈，环城立体公园，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古老的城墙正在等候着负起新的任务，它很方便地在城的四周，等候着为人民服务，休息他们的疲劳筋骨，培养他们的优美情绪，以民族文物及自然景色来丰富他们的生活。它将是世界上最特殊的公园之一———一个全长达３９．７５公里的立体环城公园！
他们用抒情般的语言来描述古老城墙的远景，宣传城墙在现实生活中可以发挥的作用，还用科学家的理性细细地算了一笔账，让数字说话，来驳斥那些认为拆下的旧城墙砖可以用于其他建设的看法，来证明拆毁城墙是多么劳民伤财、得不偿失的做法：
城砖固然可以完整地拆下很多，以整个北京城来计算，那数目也的确不小。但北京的城墙，除去内外各有约一米的砖皮外，内心全是灰土，就是石灰黄土的混凝土。这些三四百及至五六百年的灰土坚硬如同岩石；据约略估计，约有一千一百万吨。假使能把它清除，用由２８节１８吨的车皮组成的列车每日运送一次，要８３年才能运完！废物体积如十一、二个景山，安放何处？
林徽因和梁思成深知，城墙也好，城楼也好，一旦被拆毁，就永远也不能恢复了。他们恳请决策者从长计议，为国家为后代留下这珍贵的历史遗存。
然而，他们却被称为“城墙派”。主张毁墙的人中，也有建筑师，也有懂科学、会写文章的人。他们说，城墙是古代的防御工事，是封建帝王为镇压农民起义而修建的，是封建帝王统治的遗迹，是套在社会主义首都脖子上的“锁链”，理应拆除。
梁思成反驳道：“那么，故宫不是帝王的宫殿吗？天安门不是皇宫的大门吗？这些建筑遗物虽然曾为帝王服务，被统治者专用，但它们都是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杰作，今天已属于人民大众，成为民族的纪念性文物了。”
毁城论者又说，城墙限制和妨碍城市发展。梁思成说服道：“现代城市为防止过度密集和拥挤，采取用园林地带分隔大城市为小城区的办法。城墙正可负起新的任务，充当现代大城市的区间隔离物。而当国防上需要时，城墙上还可利用为良好的高射炮阵地，古代的防御工事到现代还能再尽历史义务。重要的是打破心理上的城墙，旧时代政治、经济上的阻碍早已消除，我们不能再为心理上的一道城墙所限制，所迷惑。”
毁墙论者还说，城墙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