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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因渴望离开李庄，到重庆去。
终于，徽因在思成的陪伴下到了重庆。这是五年来她第一次离开李庄。她的身体十分虚弱，到重庆后也不能到处走动，只能在中央研究招待所里呆着。费慰梅有时候开着吉普车带她去重庆效外，去接在南开中学上学的儿子从诫，有时候带她去大街上兜风。在大街上，徽因的目光就离不开那些五光十色的人流，离不开那些好看的衣物，五年了！她又重新回到了有现代气息的生活中。
念书人有一条后路
慰梅还带徽因去了她和费正清在美国新闻处的宿舍。那是不大的两间房子，外间有一个小小的壁炉，墙上蒙一条手工毛毯。慰梅把窄窄的帆布床靠墙摆放，上面蒙一条手工毛毯，就成了一张漂亮的长沙发。站在这房间里，徽因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说：“这简直像走进了一本杂志！”
那是个阴雨霏霏的日子，思成准备陪徽因外出看病，想等雨停了就走。这时，门口出现了一位年轻漂亮的女子，正在问询染思成和林徽因的住处。思成迎上前去接待了她。原来，这是中共驻重庆办事处的新闻络员龚彭。周恩来从费慰梅那里得知了思成和徽因的情况，特地派龚澎前来看望。龚澎直言不讳地告诉思成和徽因，她是一个有多年党龄的共产党员。她说，共产党愿意结识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希望了解他们的想法，征求他们对时局的看法和意见。
这是思成和徽因第一次近距离和共产党人交谈。这个共产党人，给他们夫妇留下了美好而深刻的印象。龚澎战前毕业于燕京大学，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衣着淡雅入时，微笑真诚动人，与以前他们从报纸上看到的对共产党的描绘和宣传完全不同。
后来，他们在美国大使馆举办的招待会上又见到了龚澎和她的同事。徽因和思成注意到，许多美国记者和美国使馆工作人员更喜欢和共产党人而不是和国民党政府的官员打交道。他们待人接物的友好热忱、忘我的工作态度和对未来充满美好希望的精神状态具有极强的感染力和吸引力。费慰梅介绍说，这些人中有的是清华和燕京大学的毕业生，能说极好的英语并理解西方的思想。他们在一起的时候，规范地学习、生动地讨论问题并进行自我批评，很像上世纪的一种宗教社团。
为了营造学社的事，思成回李庄了，徽因留在重庆治病和休息。
星期天，从诫从南开中学来到中央研究院招待所陪伴徽因。母子聊着天，随意而轻松。从诫提起了１９４４年日军攻占贵州都匀，直逼重庆，重庆城内人心惶惶的情形。从诫问道：“妈妈，如果当时日本人真的打进了四川，你们打算怎么办？”徽因若有所思地说：“中国念书人总还有一条后路嘛，我们家门口不就是扬子江吗？”从诫急了，禁不住追问：“我一个人在重庆上学，那你们就不管我啦？”徽因紧紧地握着儿子的手，仿佛道歉似的小声说：“真要到了那一步，恐怕就顾不上你了！”听到妈妈的话，从诫的眼泪夺眶而出。他流泪不仅是因为自己受了“委屈”，更重要的是，儿子被母亲那种以最平淡的口吻所传达出的凛然正气所震动。在这一时刻，从诫觉得坐在他身边的不再是妈妈，而变成了一个“别人”。
费正清和费慰梅的朋友里奥·埃娄塞尔博士是美国著名的胸外科专家，当时正在战后重庆的中国善后救济总署工作，他为徽因做了检查。他告诉费慰梅：林徽因的双侧肺部和一侧肾均已被结核菌严重感染，根据他的诊断，徽因的生命最多还能维持五年。这个诊断结果，费慰梅没有告诉林徽因。她说：“我没有告诉她，她也没有问。我想她全知道。”
昆明养病
徽因在重庆期间，回李庄的航道中断了。
抗战胜利后，长江航运局为了治理长江的暗礁险滩，沿途正在施工爆破、清理河道，重庆到李庄之间的航班停运了。
金岳霖等老朋友知道了徽因的病情，想接徽因到昆明住一个时期，养养病。他们商量着，只要能让徽因快乐，即使冒一下风险也值得。老金在张奚若家附近找到了一处房子，这房子有很大的窗户，正对着云南军阀唐继尧故居的大花园。花园里有几株高大挺拔的桉树，婆娑的枝条随风摇曳。老金住着其中的一间，徽因到昆明后可以住在这里。
１９４６年２月，徽因和思成商家后，启程飞往昆明。
飞行的疲劳，高海拔地区的不适，徽因到昆明就病倒了。但与朋友相聚的幸福感使身体的不适显得微不足道。张奚若夫妇坚持让徽因头几天住他们家里。徽因在这里见到了许多朋友，彼此都有劫后重逢、死而复生的感觉。徽因在给费慰海的信中诉说了自己快乐兴奋的心情：
这次重逢所带给我的由衷的喜悦，甚至超过了我一个人在李庄时最大的奢望。我们用了１１天，才把在昆明和在李庄这种特殊境遇下大家生活中的各种琐碎的情况弄清楚，以便现在在我这里相聚的朋友的谈话能进行下去。但是那种使我们相互沟通的深切的爱和理解却比所有的人所预斯的都更快地重建起来。两天左右，我们就完全知道了每个人的感情和学术近况。我们自由地讨论着对国家的政治形势、家庭经济、战争中沉浮的人物和团体，很容易理解彼此对那些事为什么会有那样的感觉和想法。即使谈话温无边际，几个人之间也情投意合，充溢着相互信任的暖流，在这个多事之秋的突然相聚，又使大家满怀感激和兴奋……
直到此时我才明白，当那些缺少旅行工具的唐宋时代的诗人们在遭贬谪的路上，突然在什么小客栈或小船中或某处由和尚款待的庙里和朋友不期而遇时的那种快乐，他们又人怎样地在长谈中推心置腹！
我们的时代也许和他们不同，可这次相聚却很相似。我们都老了，都有过贫病交加的经历，忍受了漫长的战争和音信的隔绝，现在又面对着伟大的民族奋起和艰难的未来。
此外，我们是在远隔故土，在一个因形势所迫而不得不住下来的地方相聚的。渴望回到我们曾度过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的地方，就如同唐朝人思念长安、宋朝人思念汴京一样。我们遍体鳞伤，经过惨痛的煎熬，使我们身上出现了或好或坏或别的什么新品质。我们不仅体验了生活，也受到了艰辛生活的考验。我们的身体受到严重损伤，但我们的信念如故。现在我们深信，生活中的苦与乐其实是一回事。
当徽因感觉身体好了一些的时候，她搬到了朋友们为她安排的住处。
徽因十分喜欢守在窗前，望着那个美丽的花园，望着云南特有的如洗的碧空和远处青翠的山峦。她觉得这一切很像早年在美国戈登·克雷教授的工作室学习舞台设计时所熟悉的效果。午后的阳光明媚，窗外的树影斑斑驳驳地映洒在天花板上，随着阳光缓缓移动。
金岳霖重写《知识论》
老金由于目疾，他即使在室内也总是戴着一顶遮阳帽，背对着光线，伏在一张小圆桌上专心写作。他是在重写他的《知识论》。
几年前他去李庄时就在写这部著作，回昆明后书稿已近完成。一次空袭警报响起，他带着书稿跑到昆明北边的山上躲空袭。把书稿放在地上，他坐在书稿上。
这次空袭持续时间很长，待到警报解除，天已黑了下来，他又饿又困，站起身就起，却忘了地上的书稿。等他想起来再回去找时，书稿已不见了。数年的心血毁于一旦！一本六七十万字的书是不可能完全记得住的，他只她再从头写起。
在抗战后期最艰苦的岁月里，他几乎一直不停地在赶写这部著作。在西南联大，金岳霖重写《知识论》的事情一直传为美谈。
林徽因和朋友们在一起，在昆明明媚的季候中，她的身体一点一点地有了好转的迹象。
徽因静静地倚在窗前看书。
天上铺了一层浓重的乌云，忽然就下起雨来。
雨下得很急，伴着隆隆的雷声，五月的雷雨中，有青蒿的气息，有泥土发酵的气息。徽因觉得有点凉，但她不舍得离开窗口，她被这一切所打动：“昆明永远那样美，不论是晴天还是下雨。我窗外的景色在雷前后显得特别动人。在雨中，房间里有一种难以言状的浪漫氛围———天空和大地突然一起暗了下来，一个人在一个外面有着寂静的大花园的冷清的屋子里。这是一个人一生也忘不了的。”
这时期，思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