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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成想起了同乘一辆车来晃县的一位女医生。思成听她聊起，她曾留学日本，懂得一点中医。思成找到了她，按她为徽因开的处方抓药，一刻不停地煎好，喂徽因喝了下去。
中药药性缓，徽因好得很慢。一天三次，喝下思成熬的汤药，两周后，徽因退了烧。
徽因躺在床上的日子，孩子们百无聊赖。没有去处，没有可玩儿的东西，思成有时会领他们去小河边，教他们“打水漂”玩儿。思成掷出的石子像是长了翅膀，在水面上飞翔，孩子们蹦跳着欢呼雀跃。
晚上，守着一盏油灯，思成打开随身携带的地图，和徽因轻声商量着以后的行程。徽因叫过来两个孩子，教他们辨识走过的路线，从地图上一个个找到这些地方的名称。
那８个年轻的飞行学员常来看望徽因。徽因和思成熟悉了他们的名字和模样，精神好的时候徽因爱和他们聊天。徽因告诉他们，自己的弟弟和他们差不多年纪，也是航空学院的学生。这些年轻人话语不多，善良而腼腆。他们的家大都在沦陷区，孩子般地依恋着思成和徽因。
经过这场大病，徽因衰弱得厉害，但她执意坚持早日离开这个地方。就这样全家人又上了路。
等车、挤车，日复一日地在山路上行进。走过了湖南，走过了贵州，终于，距离云南一天天地近了。徽因觉得自己很像行驶在这山路上的车辆，尽管各部分的零件机构都已受损，但仍不停地喘息着翻山越岭。
１９３８年１月，经过３９天的跋涉，受尽磨难的徽因一家到达了昆明。
昆明的天蓝得纯净，昆明的云白得悠闲，昆明的太阳温暖明亮，昆明的蓝天、白云、太阳和人距离很近。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长时期来，在封闭的政治经济环境和四季如春的自然气候中生活得闲散自在，优哉游哉。他们习惯了眯着眼泡在茶馆里，抽烟、喝茶、听围鼓。看马帮驮着盐巴、茶叶、蔗糖，从遥远的地方走来，又向遥远的地方走去。
抗战以后，昆明拥来了大批内地人，这座城市的生活内容也发生了变化。这些内地人有的是从那条路况很差的湘黔滇公路上辗转而来，有的是乘火车绕道越南再到昆明———那条铁路还是２０世纪初法国人为了弄走云南的矿产资源而修建的。清华、北大和南开组成西南联合大学迁移到昆明后，昆明这座西南边陲小城开始真正有了现代的、文明的气息。
徽因、思成到达昆明后，租了一户黄姓人家的房子住了下来。还没等一切安置好，思成就病倒了。
思成患病
思成年轻时脊椎受过伤，长途跋涉的辛劳使他的脊椎病发作。背部肌肉痉挛，痛得彻夜难眠。医生诊断说是因为扁桃腺的脓毒所引发，决定切除扁桃体。可是切除了扁桃体后，又引发了牙周炎，满口牙齿疼得吃不下任何东西，甚至连水都不能喝。医生又拔掉了他满口的牙齿。半年多时间里，疼痛使他不能在床上平卧，日夜半躺半坐在一张帆布椅上。医生怕他服用过量的止痛药产生药物依赖，建议他做些手工，以分散注意力。坐在躺椅上能做什么手工呢？徽因找出家人的袜子来，让他学着织补。
徽因觉得思成的病痛比自己生病还难受，她不知道怎样才能减轻思成的痛苦。她承担起了全部家务，买菜、做饭，洗洗涮涮。她变着法子做可口的饭菜，只想让思成多吃一口。过去女佣做的所有事情，如今她一一亲历亲为。思成、徽因当初决定来昆明，是想能早日安定下来，重新开始营造学社的工作。可来到昆明后，许多问题依然无法解决，没有经费，没有图书资料和起码的设备，没有从事研究的任何条件。同时，生计问题也同样严峻。
为了维持生计，徽因接受了去云南大学为学生补习英语的工作，每星期六节课。课虽说不多，但云南大学离他们的住所很远，每次去上课来回要翻四个山坡，路上要用很多时间。昆明海拔高，爬坡上山走得快了，徽因感到胸闷气短，特别是下课回家，更觉得有些累乏。一个月下来，徽因得了４０元钱的课时费。领到薪水，徽因在回家的路上走进了卖日用杂货的商店。
徽因早就看中了这店里的一块扎染布，她喜欢那布的质感和图案的新奇别致。掏钱的时候，徽因又犹豫了。好看是好看，买回去做什么用呢？要用钱的地方多着呢。该给娘买顶帽子，她早晚一受凉总是头疼。该给小弟买双鞋，孩子的脚长得快，又爱到处跑着玩儿，他早就说想要双球鞋。还有，要把这个月的房租留出来，还要买点肉，孩子们几天没见荤腥了。最后，徽因买下来一种皮尺，那是外出考察古建筑必不可少的工具。皮尺要２３元钱，是她这个月收入的一半多。徽因一点也没有犹豫，她想，思成见了这皮尺一定也会很高兴。
走到回家的那条街拐角处，徽因又花了几角钱为孩子们买了一块核桃糖、一包糖炒栗子。核桃糖是昆明的特产，把核桃仁和熬化的蔗糖在盆里混在一起，凝结成冻状后扣在案板上，买多少切多少，像北京的切糕似的。娘爱吃，孩子们更爱吃。糖炒栗子也让徽因想起北京，不过昆明的糖炒栗子比北京的好吃。
思成、徽因与迁移到昆明的一些机构联系过，表示他们愿意为抗战服务。可是他们的要求没有任何回声和反响，倒有一些个人找到了他们，请他们帮忙设计住宅，设计庭园。这些事务费了思成和徽因不少心思和精力，可那些人却从来想不起思成、徽因的劳动应该得到实实在在的酬报。
友人重逢
航空学院那几个年轻人毕业了，正式开始在空军服役。思成、徽因作为特邀家长出席了他们的毕业典礼。他们每天在昆明上空演练着飞行速度和驱逐格斗，时刻准备和日机决一死战。思成、徽因爱这些年轻人，他们对这场战争抱着必胜的信念，为了国家，随时准备死在战场上。他们惟一不满意的是自己驾驶的飞机太落后，速度和性能都上不去。
思成、徽因关心着前方的战事，台儿庄的血战令他们激动不已，内地那些激战中的城镇、小县，许多是他们野外考察时走过的地方，每当从报纸上看到，就唤起他们故土般的感情。看着报纸，徽因对思成说：“你猜我现在最想做的事是什么？我真想在山西从军！”说着，她也觉得不大现实，就又说道，“不过在军队能做什么自己可不大知道！”
思成没有徽因那么多幻想，当他的身体开始恢复健康，他就开始了重建营造学社的努力。他总结了学社的工作，制订出新的工作计划，然后致函中美庚款基金会，问询如果他在昆明恢复学社的工作，能否得到基金会的补助和支持。不久，基金会的董事周诒春回信说，仅梁思成一个人还不能组成一个机构，如果学社的另一位骨干成员刘敦桢和梁思成在一起，就承认营造学社的存在，也就可以考虑继续给予补助和支持。思成立即给刘敦桢写信，请他来昆明共振营造学社。很快，刘敦桢从湖南老家回了信，同意携家来昆明。思成的学生莫宗江、陈明达、刘致平也先后来到了昆明。就这样，险些夭折的营造学社又重新竖起了旗帜。
１９３８年，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教师和学生陆陆续续从各地来到昆明。他们有坐汽车的，有徒步行走的，还有从越南绕行的。张奚若一家来了、赵元任一家来了、陈寅恪也来了。金岳霖没有家累，他绕道香港、海防，从河内乘窄轨火车到了昆明。闻一多身穿长袍，挽着裤脚，长髯飘飘，和学生一起从湖南经贵州徒步行走到了昆明。
中央研究院的一些研究所也迁移到了这里，思成的弟弟思永一家随着历史语言研究所来到昆明。
亲人、友人们又见面了。在流亡的日子里，许多人只剩下身上穿着的一套西装或一件长袍，即使找到一间住房，也是真正的家徒四壁。不过，彼此的处境都差不多，国难当头，兵荒马乱，大家能重新聚首，就是一种温暖、一种慰藉。
金岳霖在给费正清的信中谈到徽因：“……仍然是那么迷人、活泼、富于表情和光彩照人———我简直想不出更多的话来形容她。惟一的区别是她不再很有机会滔滔不绝地讲话和笑，因为在国家目前的情况下实在没有多少可以讲述和欢笑的。”
思成、徽因一家租住在昆明城内，徽因在给费慰梅的信中，谈到了他们的生活：
……思成笑着，驼着背（现在他的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