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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温天气里，大户人家大摆筵席，庆祝家中“长寿而又有福气”的老太太６９岁生日；小户人家结婚嫁女办喜事，姑娘嫁过去作填房，满怀无奈与悲凄：“好像生活就是靠容忍与让步支持着”；洋车夫打架斗殴被巡警抓进又热又臭的拘留所，出苦力的脚夫因中暑患霍乱而毙命……作者的笔就像一部跟踪拍摄的摄像机，不仅“现场实录”式地拍下了社会各阶层不同人等乱纷纷的日常生活，而且拍下了不同人物的内心世界。镜头不停地转移、切换，组成了一幅３０年代北京社会的众生相。
这篇小说娴熟的现代主义表现技巧，引起了文学界和批评界的注目。批评家李健吾１９３５年在一篇文章中评论道：
《九十九度中》正是一个人生的横切面。在这样溽暑的一个北平，作者把一天的形形色色披露在我们的眼前，没有组织，却有组织；没有条理，却有条理；没有故事，却有故事，而且那样多的故事；没有技巧，却处处透露匠心。这是个人云亦云的通常的人生，一本原来的面目，在它全幅的活动之中，呈出一个复杂的有机体……作者引着我们，跟随饭庄的挑担，走进一个平凡然而熙熙攘攘的世界：有失恋的，有做爱的，有庆寿的，有成亲的，有享福的，有热死的，有索债的，有无聊的……全那样亲切，却又那样平静———在这纷繁的头绪里，作者隐隐埋伏了一个比照；而这比照，却表示出她人类的同情。一个女性的细密而蕴藉的情感，一切在这里轻轻地弹起共鸣，却又和粼粼的水纹一样轻轻地滑开……
……在我们过去短篇小说的制作中，尽有气质更伟大的，材料更事实的，然而却只有这一篇，最富有现代性……
除此之外，林徽因还写了《模影零篇》短篇系列，包括《钟绿》、《吉公》、《文珍》、《绣绣》四篇小说。
这些作品同样表现了林徽因的特点：对不同人的命运的关注，对社会不公的含蓄批判以及精巧的结构，灵动的语言等。但相比较而言，《九十九度中》表现的生活内容更丰厚开阔，艺术手法更现代，也更富有文学性。至今读来，仍是一篇耐人咀嚼的作品。
徽因的话剧
林徽因的才情是多方面的。她写诗、写小说、写散文还写剧本。她对戏剧有特殊的感情。她曾参加过话剧演出，又在美国学习过舞台设计，对戏剧有很高的艺术造诣。在她创作力最为旺盛的３０年代，她创作了四幕话剧《梅真同他们》。
剧本表现的是大户人家里一群年轻人的情感故事。主人公梅真是李家的使女，天资聪颖，性情率真，模样俊俏。李家二太太十分喜欢她，把她当自己孩子一样看待，还让她和自己的孩子一样上学读书。这令心胸狭隘的长房大小姐十分嫉恨，常常借故讥刺梅真。梅真心里暗恋着在外地读书刚刚归来的二少爷，二少爷虽然也爱梅真，却担心家族的反对和外人的耻笑，因而犹疑不决，回避向梅真吐露真情。梅真始终清楚自己的身份和地位，但她心里也始终存在着某种幻想……剧本只写到第三幕，种种感情纠葛和误会形成了几方面的矛盾冲突，梅真的命运如何，还是一个巨大的悬念。
《梅真同他们》前三幕刊载于１９３７年５—７月的《文学杂志》，８月份将发表第四幕的预告已经登出。可是，随着这一年７月７日卢沟桥枪声响起，中日战争全面爆发，《文学杂志》被迫停刊。林徽因举家南迁，从此进入兵荒马乱、颠沛流离的岁月，《梅真同他们》的第四幕再也没能写出来。
许多年后，许多读者仍忘不了梅真及剧中那一群青年男女的命运。有人问林徽因：梅真后来怎么样了？她回答道：“梅真参加抗战去了。”
应该说，这个剧本所写的人物、故事并无新意，作者对人物形象的刻画也有较明显的虚构和理想化成分。特别是梅真这个主要人物，出身低微，却是小姐的性情脾气和行为方式，让人感到，作者并不真正了解生活中的这一类人物。
但是这个剧本的可读性很强。其关键就在于林徽因对剧本中描写的那一群家境优裕、受过良好教育的小布尔乔亚青年男女是熟悉的，她真切地写出了他们日常生活中的喜怒哀乐及情感方式。所以，剧中虽然没有什么强烈的戏剧冲突，但其浓郁的生活气息，以及那群少爷小姐形象却活泼泼地让人感到饶有趣味，吸引着读者看下去。尤其是剧本的语言，让人看过以后久久难忘，完全是生活中的口语，但经过了作者的提炼熔铸后，显得既鲜活又不失文雅，而且富有情趣。可以想象，这样朗朗上口的语言，一定是很适合舞台演出的。
读林徽因的作品，无论是诗歌、散文，还是小说、剧本，都氤氲着一种特殊的气息。那是泛着神秘光泽的古铜香炉吐出的幽幽檀香的气息，那是泰晤士河上的蒙蒙晓雾、宾夕法尼亚大学青青校树的气息，那是温暖的客厅壁炉里明亮跳跃的火焰的气息，那是草青人远、一流冷涧的雨后天的气息。
她的文字是感性的，充满浪漫的情思和优雅的情趣，她的目光越过琐屑、庸常的生活投向了远方。她作品中的人物，无论是古典、神秘的钟绿，还是特立独行的吉公，甚至婢女梅真，都是脱俗的、几近不食人间烟火的。
因此，虽然她向另一种苦难、冷寂的人生投去了目光，但却因思想感情的隔膜而缺乏真切的感受。狭小的生活圈子，精神上与底层社会的距离，使她的文学不乏虚幻的、脱离现实的成分；心灵的视野更多局限在书斋里和客厅中，使她的作品缺乏更大范围的影响力。
长美轩聚会
１９３６年的一个春日，沈从文邀请林徽因、朱自清、杨振声、朱光潜、李健吾等人在中山公园长美轩聚会。
这一年，《大公报》为了扩大在读者中的影响，搞了两项活动。一是出版《大公报文艺丛刊·小说选》，由林徽因负责小说的选编工作。二是设立一年一度的“大公报文艺奖金”，每年奖励一至三位作者，主要聘请京沪两地与《大公报·文艺副刊》关系密切并有一定影响的作家担任裁判委员，林徽因是裁判委员之一。沈从文安排的长美轩聚会，就是为了讨论这两项活动的有关事宜。
大家在谈笑中商定了本年度的获奖人选及奖金分配后，林徽因给大家谈起了由她负责的小说选编工作的情况。
她介绍说，小说集的作品已基本确定，有老舍、杨振声、沈从文、萧乾、李健吾、蹇先艾、沙汀、张天翼、凌叔华等２５位作者的３０篇小说入选，这是从近３年来《大公报》副刊数百篇作品中挑选出来的。在选编过程中，她有许多感受。
林徽因说，这本小说选集是３年来南方北方新老作家创作的一次“联合展览”，她希望读者拿到这本书，就能对当今的文学状况有一个综合的、感性的认识。当然，在选编过程中，她也看到了小说创作中存在的一些带有共性的问题：“这些作品在题材的选择上似乎有个倾向，就是选择描写农村生活或劳动者生活的居多。这种倾向说好一点，是我们这个时代对他们———农人与劳动者———有浓厚的同情与关心；说坏一点，是一种盲从趋时的现象。描写劳工社会、乡村色彩已成为一种风气，而且在文艺界也取得了一点成绩，作家们容易不自觉地因袭这种格调。他们撇开自己所熟悉的生活不写，而对乡村的穷苦和偏僻的地区发生兴趣。”
“如今，”杨振声不紧不慢地接了一句，“‘普罗文学’堪称时尚。”
林徽因反应极快地说：“强调普罗文学，并不能掩饰这种创造力的缺乏和写作动机的不纯正。优秀的文学就是优秀的文学，无论作者的出发点如何！”
“在描写上，”林徽因又谈起了入选作品艺术表现方面的不足，“感到大多数作品采取的是写一个故事的方法，或者以一两个人物为中心，或者以某个地方发生的一桩事件为主干，单纯地写故事的发展与结束。这是一种很薄弱的表现手法。我疑惑是不是一些作者误会了短篇小说的特征，把短篇小说表现生活的可能性看得过于狭窄的缘故。”
“很少有人大胆尝试截取生活的断面，也很少有人剖析自己生活中的种种矛盾，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说到这里，林徽因有些激动了：“文学作品最重要的是诚实。诚实比题材的新鲜、结构的完整、文字的流利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