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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２３年，东北大学正式成立，张学良就任校长。他启用了一批年轻人，用几年的时间，对学校建制进行了扩充和革新，在原来的文、法、理、工四科的基础上，设立了文学院、法学院、理学院、工学院。工学院增设了建筑系，当时，除南京中央大学机械系设有建筑专业外，全国仅此一个建筑系。
１９２８年秋，建筑系首届招收了一个班的学生。思成既是系主任，又是所有课程的教师。他作为中国这门新兴学科的带头人，早在美国求学时就确立了研究中国建筑史的文化人生目标。如今，他又把培养能够进行建筑文化创造的年轻人作为自己从事教学的目标。工作千头万绪，实在忙得不可开交。他写信给徽因，希望她能尽快来东北。
接到思成的信，徽因立即从东南起程赴东北，回到了思成身边。看上去，她比离开北京时黑了一点儿，一双眼睛闪闪发亮，头发从中间分开，平滑柔顺地梳在耳后。她的到来，使他们的寓室充满了温暖的气息。书桌上的台灯换上了淡黄色的绉纱灯罩，墙壁挂上了任公为他们手书的条幅，书架上陈设着从家中带来的古代陶瓷，茶几上；一盆仙客来葱郁挺秀，生意盎然。
东北的１０月，夜里已经开始上冻。早上起来，玻璃窗上结着一层冰花。徽因生起了炉子，安上了烟囱，夜里备课时，再也不感到冻手冻脚。
初为人师
徽因在建筑系担任专业英语课和美术装饰史课的教师，思成则讲授《建筑学概论》和《建筑设计原理》等课程。
当时的东北，外有日本人虎视眈眈，内有各路土匪昼伏夜出，时局并不太平。徽因后来曾对友人谈及他们这时期的生活：“当时东北时局不太稳定，各派势力在争夺地盘。一到晚上经常有土匪出现———当地人称为胡子。他们多半从北部牧区下来。这种时候我们都不敢开灯，听着他们的马队在屋外奔驰而过，那气氛真是紧张。有时我们隔着窗子往外偷看，月光下的胡子们骑着骏马，披着红色的斗篷，奔驰而过，倒也十分罗曼蒂克。”
生活当然不是这样罗曼蒂克。
初为人师的他们工作得十分辛苦。建筑学在中国是一门新兴学科，根本没有合适的教材，他们又不愿意照搬欧美的教科书，要在教学中把建筑学、美学、历史、绘画史等相关科学的知识融会贯通到自己所讲授的课程中，备课的工作量是很大的。
刚开始，报考建筑系的学生大多数并不知道建筑是怎么回事，年轻的梁先生、林先生引领着他们由认识这门学科到热爱这门学科。
入学的第一堂课上，梁思成告诉学生：“建筑是什么，它是人类文化的历史，是人类文化的记录，反映着时代精神的特质。”他对学生提出了要求：想要成为一个优秀的建筑师，就要有哲学家的头脑，社会学家的眼光，工程师的精确与实践，心理学家的敏感，文学家的洞察力，总之，要以广博的知识为铺垫，是一个具有较全面修养的综合艺术家。他说：“一切工程离不开建筑，任何一项建设，建筑必须先行，建筑是一切工程之王。”他的话让学生们的专业自豪感油然而生。
学生爱上林先生的课，上林先生的课是一种艺术享受。他们跟着林先生穿行在古今中外艺术的历史长廊，书画、雕塑、音乐、语言、佛教哲学、工程技术……与其说学生们接受的是知识和学问，不如说他们接受的是文化艺术的感染和熏陶。这种感染和熏陶如同“润物细无声”的春雨，点点滴滴渗透了年轻易感的心灵。
学生们爱上梁先生的课，梁先生深厚的学养和功力令他们折服。《建筑学概论》中介绍了世界各国不同时代的经典建筑，梁先生总是从形象入手，帮助学生掌握其特征。在讲中世纪的建筑从罗马发展到哥特式时，梁先生一边讲一边在黑板上画……黑板上的建筑厚厚的墙壁减薄了，出现了长长的大窗户，为了加强变薄的墙壁。出现了扶壁、飞扶壁，拉长了柱子，调整了比例，有了筋肋和各种装饰，小水塔、吐水兽……也不过十来分钟，黑板上是一幅完整、准确、精美的建筑物的剖面图，从结构比例到细部装饰，无不惟妙惟肖。
学生们课下常常感叹，梁先生、林先生只是二十几岁的人，比自己并不年长多少，可他们的人品学问却令人心向往之，仰之弥高。
梁思成、林徽因在教学中；根据建筑具有很强的实践性的特点，鼓励学生手脑并用，追求“建筑的诚实”。思成很想在系里配备一个建筑实验室，让学生有动手的场所。可是，他的这一愿望，一直没有能够实现。
梁启超病逝
沈阳的冬天，天黑得早，零下二十几度的严寒使人们不愿意出门。思成知道徽因怕冷，把炉子烧得旺旺的，炉子上的水壶，冒着袅袅的白烟。
徽因从小生活在南方，很不适应东北漫长、寒冷的冬季，她常常感冒。但学生的课不能耽误，她照常忙于备课、上课，得不到很好的休息，感冒迁延很长时间不能痊愈，看上去她显得疲惫而虚弱。
令徽因、思成欣慰的是，建筑系的工作渐渐走上了有序的轨道，学生们的进步十分明显。他们商量着，一旦忙出个头绪，就要着手进行古建筑的研究，这是他们做什么都放不下的课题。
１９２８年１２月一个滴水成冰的日子，他们接到了任公病重的电报，思成、徽因放下手头的一切事情，立即赶回北京。
前些天，他们收到过父亲的一封信，信上的毛笔小楷看上去有些潦草，这在任公的书信中是很少有的情形。
———这回上协和医院一个大当。他只管医痔，不顾及身体的全部，每天两杯泻油，足足灌了１０天，把胃口弄倒了。也是我自己不好，因胃口不开，想吃些异味炒饭、腊味饭，乱吃了几顿，弄得肠胃一塌糊涂，以致发烧连日不止。人是瘦得不像样子，精神也很委顿……
读着这封信，思成、徽因心里很沉。如果不是难受到无法忍受，父亲是不会写这样的信的，因为父亲从来不爱抱怨叫苦。他们只想尽快回到父亲身边，可他们万万想不到，这竟是父亲写给他们的最后一封信。
梁任公两年来进出协和医院，已成平常。这次住院，开始亦未觉异常。住院后，他自恃体质强健，虽然发烧不止，仍然强撑着在病床上赶写《辛稼轩年谱》，谁知这竟是他的大限之期。
几个儿女思顺、思永、思庄、思忠均在国外。思成和徽因回到他身边时，他神志尚清。望着自己钟爱的孩子，他虽口不能言，但面有悦色。
１９２９年１月，任公舌僵神昏，病势垂危，于１９日下午２时１５分，溘然长逝，享年５７岁。梁任公一生著述一千四百万字，临终却没有留下一句遗言。
任公家族和社会各界的祭奠和追悼活动持续了月余，思成和徽因作为梁家的长嗣，经历了他们有生以来最大的事件。徽因此时已怀有身孕，在悲痛中与思成一起全力操持着丧事。
全国各地的报纸以显著的位置和篇幅，刊发了任公逝世的消息及逝世前的情形。思想文化界知名人士纷纷著文追忆先生生平业绩，怀念先生的道德文章。
梁启超先生的溘然长逝使中国思想文化界失去了一位巨擘，其家族和子女的伤痛更是深重。梁启超一生崇拜墨子的人格精神，自号“任公”，以天下为己任，吃苦耐劳，成为晚清及民初学术文化界的一面旗帜。他曾经寄希望于清廷、寄希望于袁世凯，寄希望于民国政府，却一次又一次地大失所望。最后，他选择了寄终极关怀于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他的人生选择和取向深刻地影响了他的儿女们。在风雨如晦、时局维艰、学术研究难以为继的情势下，任公的后代却薪尽火传，成为不同学科的顶尖级人物。他们的成就显然与任公的教诲和影响密不可分。
梁启超死于医疗事故
２月１７日，北平各界与广东省旅平同乡会在广惠寺公祭梁任公。
这一天，广惠寺的大门外，高扎着白色的素缟牌楼，白色牌楼上，蓝色花朵连缀成了“追悼梁任公先生大会”的字样。寺内哀乐低回，祭台前，“天丧斯文”四个大字触目惊心。三千余幅祭联、哀章布满了广惠寺的佛堂。
佛堂前，思成、徽因与几个年纪尚幼的弟妹思礼、思懿、思达、思宁身着麻衣，足穿草履，跪伏在灵帏内。他们向每一位来宾稽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