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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我们东方的政治哲学，是以伦理学为基础的。它是不鼓励以“国”为单位，去搞“种族主义”和“部落战争”的。我们的孔孟之道是“敬天法祖”，要统治者知“天命”、行“天理”、做“天子”，有教无类；看到“百武彗星”横行太空，“天意”示警，要下诏罪己……，认为朕躬于“德”有亏。大明亡国时，许多三韩士子，也搞“反清复明”。认为满虏爱新觉罗，入主中国，其“德”不足云云。余读韩儒所撰《热河日记》，真是感慨良多。总之，咱东方政治哲学，自孔孟而后，主旨是“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这虽是个通天大牛皮，但是吹牛皮的政客（包括我们的蒋总统、毛主席），至少还“要脸”。
西方的政客，尤其是搞国际外交的政客，最大的特点，就是“不要脸”。绝口不谈“ 仁义”，公开的唯“利”是图。
就如这次海峡危机吧！美国政府送来两组大炮舰，气势凌人。你问它所为何来？山姆大叔本可吹吹牛嘛：咱为维护民主，伸张正义而来！
——多冠冕堂皇啊！它不此之图，在国内宣传的主旨，却是曲不离口的“维护American interest； American interest！” （为着美国的利益！美国的利益！）它不如此宣传，便会使美国选民，怪他们政客“师出无名”——下流吧！
其实西方古代的政治哲学，也并不如此。这种下流哲学实始自白色帝国主义兴起之后的代言人马基维利（Niccolo Machiavelli，1496～1527）。“马基雅利主义”一出笼，有能力的西方的政客，都变成“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曹孟德了（威尔逊博士可能是少数的例外）。
——毛泽东很欣赏尼克松。就是因为尼克松“美国利益”不离口，反倒是一个坦白的真小人。
——其实毛公有所不知，自马氏哲学（包括马基维利和马克思）风行之后，伦理学中的义利之辨，已经换了位置。我们孟夫子所讨厌的这个“利”字，在现代西方伦理学，尤其是政治学中，早已变成了一个“道德名词”（moral term）。因此“保护你自己的利益”（Protect your own interest），以至保让你国家的利益，便反而成为道德哲学中，至高无上的道德教条了。
——今日起康德于地下，他的“绝对命令论”（catego rical imperative）应该也有新的内容了。
五帝窥韩的底牌
这种殖民哲学和侵略行为，就把在清末民初政治社会也在急遽转型的朝鲜，冲击得七零八落了。
首先它分化了韩国的朝野，使其分裂成保守派、维新派、激进派。各派分别搞亲清、亲日、亲俄、亲英美法……，各是其是，动荡不停——但是却依人作嫁，很少能取得主动。
环伺的帝国主义之中，野心最大，动作最积极的便是日本了。日本搞的是百分之百的当代西方的“殖民主义”，其目的和手段大致是：首先大量移民和扩展商务，从根本做起——其时日本旅韩侨民为华裔的十二倍：商业大致是华商的四倍。接着便大量扶植金玉均等亲日派，得机发动政变，组织亲日政府，割断中韩之间的宗藩关系。最后勾结法国，各取所需——法国占领安南；日本占领朝鲜。
——可是日本那时实力未充。它两次发动政变，都受制于袁世凯，末得逞。日本之勾结法国亦为李鸿章所阻。李虽然在“中法战争”（一八八三～一八八五）中，丢了安南，他却能以夷制夷，利用英国，缓冲了日本。对访华的日相伊藤博文作了主权性的让步，许日以平等地位；但在朝鲜现场，却不遗余力的支持袁氏，把日本势力赶出藩国。维持了中朝的宗藩关系，直至甲午战败为止。
第二个觊觊朝鲜的便是俄国了。但是和日本一样，它得先挖中国墙脚，扶植亲俄势力， 才能深入。这一阴谋也受制于我们的“小钦差”而中途泡汤。详情可参阅陈、侯二氏之巨着。
英国此时志在西藏、九龙、长江各口岸，和山东沿海。对韩则不欲打破中韩“宗藩关系”之现状。盖“朝鲜为大清之属国”，终较朝鲜沦为日本或俄国之殖民地，对英为有利也。因此驻韩英使厄士顿（W。G。Aston）虽认为袁世凯太跋扈而主张朝鲜“独立”；驻华英使巴夏礼（Sir Harry S。 Parkes）这个火烧圆明园的老牌帝国主义，反而暗中协助李鸿章以遏阻法国和日本的勾结。另外他更鼓励英籍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 Sir Robert Hart），遣送一位德裔老帝国主义摩伦道夫（P。G。Mollendorf），去朝鲜协肋袁世凯整理韩国税收，加强海关监督。有着英德两强背景的摩老日耳曼，在朝鲜表现得比袁世凯更为跋扈而有效率。韩廷因此税收大增，袁世凯所训练的五千亲军，也军容大振。足令日俄使臣，均为之侧目。
最后就是美国了。我们的蒋老总统说得好：“美国也是帝国主义。”这个青年帝国主义，首先要统一北美，视为“天降大任”（manifest destiny）；次要独霸南美，名之曰“门罗主义”（Monroe Doctrine）。内战后目光渐及远东，终于占领了菲律宾。在这一系列扩张行为中，也出了不少的小帝国主义者。英法联军时的美公使伯驾（ Peter Parke r），和八国联军时的美公使康格（Edwin H。 Conger），都是力主占领台湾的老牌帝国主义者。后来台湾给日本占领了，老美好不懊悔。
——这时五帝窥韩所共同讨厌的人物便是袁世凯。美驻韩公使孚特（Lucius H。Foote） 向不承认中韩之间有什么“宗藩关系”。因此他一有机会便要质问：“袁世凯算老几？”这时孚特的态度是绝对亲日的。他倒不是要把朝鲜送给日本人做殖民地。他主要是讨厌在朝鲜以主人自居的“中国人”。“中国人在朝鲜算老几？”这才是决定美国人对中韩关系的墓本要素——其情况与今日如出一辙，真是“历史比小说更有趣”。
——以上便是日、俄、英、美、法五大帝国主义，在朝鲜半岛耍弄帝国主义国际政治的底牌，而他们的共同目标只有一个，就是要把我们小钦差袁世凯赶出朝鲜。最后就要谈到中朝两国关系的本身，和袁世凯在朝鲜所作所为的历史意义了。
一个现代“班定远”的失落
前节已言之，袁初到朝鲜时才二十三岁。但是在其后两年中的表现竟弄成支撑韩局，“非袁不可”的局面。
——读者知道，武昌起义后的政局，也有一段“非袁不可”的时期（详见下篇）。那是第二次。在这第一个“非袁不可”时期，二十六岁的袁世凯并无心恋栈；他的堂叔袁保龄也劝他不要干。他在一八八五年二度去韩时，是李鸿章勉强他去的。李鸿章何以强人所难呢？那是因为偌大的中国竟找不到第二个人可以支撑韩局——有传统训练而大魁天下的张謇（一八五三～一九二六）状元；有欧洲留学归来，精通数种西语的文法大家马建忠（一八四五～一九零零）……，他们都是吴长庆之下的要员，有在朝鲜工作的经验，但是他们都干不了这差事呢！
李鸿章是精明的，知人善任。他认为应付朝鲜那个复杂的局面，量材器使，非袁不可。这不是李鸿章的任用私人吧！后来因为忌袁者众（包括张、马），朝廷派有边事经验的吴大（胡传的上司，久驻宁古塔）去加以詧查。吴的报告是正面的。他认为世凯是不世奇才。
按理朝廷派往朝鲜去主持要政的，应该是个钦命大员（钦差）。但是袁老四才二十六岁，又没“功名”。因人设官，他只能戴个“三品顶戴”；官阶只能当个“商务委员”，算是北洋大臣、直隶总督之下的一个附属机关，不能代表大清皇帝。
可是这个娃儿小官的权责，那可吓坏人了。
第一，他手握重兵。掌握由他一手训练、用德式操法、欧美配备的朝鲜亲军五千五百人——这种现代武装，小站之前，中国都还没有呢！韩王李熙在阅兵之后大为赞赏。他要封袁世凯为全国陆军大统领（大元帅、总司令）。世凯固未谦辞，而阻力却出自国内。李鸿章怕他太招摇，会引起国际反感。袁只顾整理朝鲜；而李则困于中法战争，在搞其以夷制夷也。
第二，世凯替韩廷整理财政，亦大有成绩。李熙对世凯的忠诚服务称赏之余，竞根据咱中韩老传统，赠世凯“宫姬”美女四人，以示姻娅之情。四人中有一姬为韩国贵族，李熙之内戚也。一人早死，存者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