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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到1935年才改取正确的方向，其正确性在后来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现实所证明。但在此之前，“左”倾宗派主义继续加深苏联和各地革命力量的孤立状态。在中国，在红色区域（农村地区），毛泽东采取了更适合时代的策略并取得军事、政治和社会各方面的良好效果。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城市，中共领导下的各种组织在以日本为主要敌人的明确认识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其中有宋庆龄等人主持的“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但在中共中央（当时仍在上海并处于地下状态），占统治地位仍是那些“不可更改的”古老教条，并且直到付出了重大代价之后才得以放弃。
一个例子就是拒绝同抗日的十九路军合作的决定。十九路军在1933年底反抗蒋介石迫使他们进行反共内战的命令，在福建建立了一个反蒋的“人民革命政府”。中共除同意停火建议外，拒绝与之进行任何形式的合作。他们把福建同蒋之间的争执看成纯粹是国民党军阀之间的争执，而所有国民党军阀都是一丘之貉。这一政策使福建政府陷于孤立，很快在蒋的打击下瓦解，同时也使中共因失去一个盟友而遭削弱。
不幸的是，宋庆龄也被误导而响应了这一“左”倾立场。她在1933年11月21日发表了下列声明：“一切报纸所载，余与最近福建变动有关，及更荒谬的传余已赴闽垣，诸种无稽消息，均系对余愚笨而又恶意的中伤。（国民党政客军阀间之所有争吵均只能增重对全国民众的压迫与痛苦。南京与福建之间或彼等与国内其他军阀之间并无重要的政治差异。不论用何种漂亮言词以吸引大众支持，唯一的问题就是争权夺利。）余郑重声明，余与任何军阀政客集团，不论现在抑或将来，绝不会发生任何关系。余之立场，始终不变。（即不可改变地、不妥协地反对所有这些集团。革命群众的利益同国民党和南京、福建及各地军阀的利益是截然相反的。因此，我不可能有其他的选择。）”①
①据《宋庆龄年谱》，第91页。括弧内补充部分系据英文《中国论坛》（上海，1933年11月30日一期）由本书译者译出。
宋庆龄了解十九路军和它的领导人，所以这些全盘否定的谴责之辞很难说出于她的真心。一年前在淞沪抗战时，宋曾称这是一支民族革命的军队。军长蔡廷锴是福建政府的重要成员，宋的老同事陈友仁是外交部长。在政治上，它确实同蒋介石是不同的，尽管不像中国共产党那样截然相反，两者之间的差别是很重大的。它要求对日抗战、停止反共内战、尊重民权，并且宣布要把土地平均分给农民（尽管没有实行）。
关于这段时期中共同宋庆龄的关系及其发展，还有以下一些情况。①
①见唐宝林若《1927年至1937年间宋庆龄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载《党史通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出版，1987年第5期，第13—21页。除别有注明者外，关于这个问题的材料都根据这篇文章。
当时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路线在中央占了统治地位；整个“共产国际”都是如此，不过有时王明比“国际”“左”得还厉害。日本1932时进犯上海前不久，他主张“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作为全国革命胜利的轻而易举的序曲。在反帝斗争中，推翻蒋介石被看作是第一步。所以在淞沪抗战中虽然支援了十九路军，但却被认为是争取士兵（与军官相对立）进行社会革命的机会。实际上，以王明为首的领导把宋庆龄和十九路军将领都看成是“中间派”——而所有“中间派”都是最危险的，因为他们表现进步，最具“欺骗性”。有一段时期，他们禁止同宋庆龄及反蒋将领（如再度同蒋分手的冯玉祥将军）有任何接触。①
①见刘晓着《十年内战初期中共江苏省委领导下的一些斗争》，载《党史资料丛刊》，1982年第1辑。
这种“左”倾路线在较低层次也有表现，如前面提到的陪同宋庆龄回国奔母丧的女青年胡兰畦在再返回柏林时，却被共产党组织实际上开除了。若干年后在复查时才知道，当时她被诬控了多项罪名，其中主要一条就是她护送“国民党大官”（指宋庆龄）回国，尽管她的担负这一任务事先是经党组织同意的。①
①《胡兰畦回忆录（1901—1936）》。
但宋庆龄决心不因“左”倾分子对她的冷淡而疏远中国共产党。
在淞沪抗战中，上海地下党在一家日商大纱厂组织了一次爱国罢工。宋庆龄募集捐款两万元支援罢工工人并经常同罢工领导机构商量。
她对中国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支持是直接的、毫无保留的，不‘但在言论上，在许多实实在在的工作中也是如此。例如她曾亲自派人到上海几家印刷厂去挑选熟练工人送往根据地工作（有几位后来成为根据地印刷部门的负责人）。
她不断靠拢中国共产党不只是因为她继承了孙中山与共产党合作以争取革命胜利的决心。这也是她自己独立作出的抉择。孙中山逝世后她在广州和武汉的经历加强了她的信念，以后的历史发展一再证实了这一信念——中国共产党是能够排除任何艰难险阻，领导和推进中国革命的唯一力量，是团结各种力量和盟友的核心。宋庆龄的道路是在不断加深的信念中产生的。不管遇到什么挫折，她从不改变。
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基本因素是：宋庆龄敏锐地意识到中国解放的中心问题是武装斗争（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一认识是从孙中山那里继承下来的，又为她自己的经历所加深（她同军阀们打交道的经验、1925—1927年一支革命军队的建立、蒋介石通过控制军队而实行叛变、随后中国红军作为革命不可或缺的武装力量的兴起、对日本征服中国的武装抵抗）。虽然她自己完完全全是一个文人，她知道如果没有一支革命的军队，人民和国家克服千难万险而取得胜利，只能是一句空话。她对于为革命战争流血流汗的指战员们，产生发自内心的尊敬和情同手足的热爱——帮助他们始终成为她难忘的心事。她认为，同他们所作的贡献相比，其他所有的贡献——包括她自己的在内——都是次要的。在她那丰富多采的性格中，这是一条主线。谁低估了这一点，就不能真正理解她。
在中国共产党方面，也将越来越接近宋庆龄，直到溶为一体。在1927年后的一段时期，共产党因为前一段过分相信国民党而遭到悲惨的命运，所以除自己的党员外对党外的一切同盟者都不敢相信了。这个时期中产生了在中共历史上最具有自我牺牲精神的英雄事迹，从而吸引了新的、潜在的盟友。但也由于当时在党内居领导地位的“左”倾路线执行者把这样的同情者都拒之于千里之外，因而使自己陷入不必要的、绝端的自我孤立。尽管如此，随着时局的发展，民族革命和社会革命的需要，使领导革命的党寻求和依靠像宋庆龄这样的朋友，并实行广泛团结的政策。而这方面的工作是这些朋友——特别是宋庆龄——最有条件去开展的。
这种情况从1933年以后特别突出，因为内地农村的红军虽然取得进展，在城市里的共产党组织则几乎全部被国民党所摧毁。中央领导以前能在上海秘密进行工作，但后来也被叛徒告密而遭破坏，不得不迁往苏区。从此，有几年时间，宋庆龄在上海的寓所实际上成为存留下来的共产党员相互联络以及同苏区——有时还同共产国际——联系的唯一地点。
请她帮助的要求越来越多，她几乎是有求必应。她提供帮助不仅是为了渡过眼前困难，也是为了促进形势向前所未有的有利方向发展。这主要是指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在下一章里将有记述。
简言之，宋庆龄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发展的主要趋向是汇合。在党采取了新的统一战线政策——目标是抗日，并在抗日斗争中奠定新中国的基础——之后，这一汇合就最后完成了。
（十）宋庆龄在家中
这一章的内容大部分是政治性的，这里要补充的是关于她在生活方面的一些具体事情。
这段时期，她仍住在莫里哀路寓所。社会各界人士常来拜访。除非她要他们在一起进行某件工作（如淞沪抗战时的伤兵救护、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立后争取对它的支持），她对来客总是严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