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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据罗伯特·佩恩着《孙逸仙》（英文），第43页。
在这一绑架事件中，给清政府驻英外交官帮了大忙的是一个名叫马凯尼（旧译马格里）的英籍顾问。30年前，这个马凯尼曾在中国帮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革命。但为了对付这一中英两国倒退落后分子的共谋，孙中山机智地动员起积极的力量，即人民与人民之间的同情。他争取到在使馆内为他送饭的英国仆人，替他向康德黎医生送信求援。康是孙中山在香港学医时的外科老师，师生情谊甚笃。康又找另一位在香港教过孙中山的老师、热带病专家孟生爵士相助。两位医生先后要求“苏格兰场”（伦敦警署）和英国外交部采取行动，但无结果，于是他们把事件向新闻界公开。
在报纸头条通栏标题和清使馆外群众愤怒抗议的压力下，英国外交大臣索尔兹伯里爵士终于迫使清使馆释放了孙中山。
1895年广州起事失败后，清廷下令通缉孙文，使这个过去的无名小辈一下子名闻全国，1896年在伦敦被绑架及释放的轰动一时的事件又使他名闻海外。在此之前，世界上没有人想到过在“不变的中国”会发生革命。现在人们知道中国在发生革命，孙中山就是这场革命的领袖和象征。清朝第二次给予孙中山和他的事业出乎他们本意的“恩惠”。
孙中山获释后又在伦敦继续勾留了7个月，这段时间主要是在大英博物馆的图书馆里渡过的。他系统地阅读关于历史、政治、军事、经济和哲学方面的书籍。他始终不懈的积极进取精神也表现在求知上。他总是从不满足地寻找对中国革命和现代化有用的知识和思想。早在香港求学期间，他就钻研中国和西方的历史和思想。从达尔文的学说，他推论出中国如果不使自己适应现代世界的生活就会亡国灭种。美国和法国的革命历史向他启示，独立是能够赢得的，皇室和封建主义是能够被推倒的。他不是一个只会模仿的人，他苦苦思索着如何把这些学说和经验运用于中国的路子。
他在伦敦阅读时集中注意于广泛的社会问题。美国激进的单一税制理论家亨利·乔治（1839—1897）所着《进步与贫穷》一书对他在土地问题上的看法产生了长远的影响，而土地问题对中国是至关重要的。也是在这时，他接触到一些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马克思的一些思想。他曾去访问过伦敦的贫民窟，这可能是受到马克思重视劳动人民的启发。他有没有读过恩格斯在1845年出版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我们没有看到过有关这个问题的材料。但我们确实知道，孙中山对于为发展资本主义而付出的人命的代价是很清楚的。
不管怎样，孙中山没有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会做的那样作出结论：不论在中国或在其他任何地方，工人阶级将最后领导建设一个更加公平合理的新社会。他倒是希望，通过“节制资本”，未来的中华共和国能够避免阶级之间的战争和第二次革命。这个观念包含在他以后形成的“三民主义”中。
有些作者猜测，在大英博物馆的阅览室里，他也许曾经遇到过列宁。不过，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列宁是在1902年才第一次到伦敦，而这时孙中山早就离去了。但他确实遇到过其他俄国革命流亡分子，他们的无畏、信念和坚持到底的精神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他后来回忆说，他曾经问他们中的一人，粉碎沙皇制度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对方平静地答道，也许要一百年。当对方向他提出同样的问题时，他的回答是“十年”。他自我批评说，中国革命的艰巨不下于俄国推翻沙皇，但是同俄国革命者的答案相比，他显得非常缺乏耐心。他在伦敦遇到的俄国人是谁，我们找不到记载。但在巴黎他确是认识了契切林（一个布尔什维克，后来出任苏联首任外交人民委员，在俄国革命同中国革命的汇合中起过作用）。
据宋庆龄在文章中所说，此时已闻名中外的孙中山在欧洲停留到1899年，“他访问了有中国人在那里生活和学习的一切欧洲中心城市——伦敦、巴黎、布鲁塞尔、日内瓦、柏林。”极大多数人都把他看作英雄，对他欢呼，不少人加入革命。这些留学生来自中国各地而不只是孙中山过去唯一有过直接接触的华南一带。这样，他就为在其他重要地区将来开展革命工作打下了基础。例如华中的湖北省就是这样的重要地区，因为它位于东西向的主要航道长江和南北向的铁路干线的交会处。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孙中山再次到了日本。在第一次广州起义和伦敦蒙难之后，他在这里也已成为名人。这时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已到了五位数字，比在西方的留学生多出许多倍。这为孙中山在知识分子中散播革命种子提供了新的沃土。在这些留学生中有清廷派来的军校学生，他们是准备将来回去在编练的“新军”中充当军官的。
孙的不断增高的名声也为他赢得更多的日本朋友。有一些人热烈敬佩中国革命，后来成为赞助中国革命的积极分子，如有才气的、留着黑胡子的宫崎寅藏（号白浪庵滔天）是一位知识分子、演员和民谣歌手；另一位山田良政，后来成为为中国革命牺牲的第一位外国烈士。他们都是原始的泛亚细亚主义的支持者。（泛亚主义后被歪曲成一种为日本帝国主义服务的主义。）他们渴望使整个亚洲从殖民统治中解放出来，要求已获独立并较为先进的日本和日本人民为全亚洲的自由作出贡献。宫崎寅藏的思想发展轨迹在某些方面同孙中山相似，他在年轻时也曾是基督徒，在社会思想方面是受亨利·乔治影响的农业民主主义者。他钦佩一些西方的历史人物（特别是克伦威尔、丹东和罗伯斯庇尔①），坚决反对西方帝国主义在亚洲横行，也不赞成日本走帝国主义的路子和保持天皇制度，后一点可以从他崇拜西方的弑君者为英雄得到证明。但他确实深爱他自己国度的文化，他同日本文化的关系之密切远胜于孙中山同中国文化的关系。孙中山把宫崎寅藏看作一个真正的同志，当1907年被驱逐出日本时，授予他“全权”，为革命武装筹集资金和军需供应。为了激起日本人对中国革命的兴趣，他早在1902年就写了一部歌颂性的孙中山传记。②在黄兴到日本小住时，他把这位以勇猛著称的中国反清革命的第二号人物介绍给孙中山认识。
①奥利弗·克伦威尔（1599…1658），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代表人物，曾处死国王查理一世；乔治·雅克·丹东（1759…1794）和罗伯斯庇尔（1758…1794）都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代表人物，前者为山岳派首领之一，后者为雅各宾派政府实际首脑，坚主处死国王路易十六。——译者。
②这部原名《三十三年之梦》的传记曾由章士钊节译成中文，并改标书名为《孙逸仙》，用“黄中黄”的笔名发表。
把宫崎寅藏这一类型的日本人同孙中山联系在一起的共同事业之一，是对菲律宾独立运动的支持。（美国在1898年取代西班牙成为统治菲律宾的殖民势力，菲律宾争取独立的武装斗争对象也从西班牙变成美国。）中国辛亥革命推翻清廷后，孙中山偕同宫崎寅藏一起到中国，共享胜利的喜悦。（宫崎寅藏也曾在中国参加过斗争。）他在1922年才52岁时使英年早逝，使孙中山极为悲伤。
曾主持孙中山宋庆龄婚礼的梅屋庄吉是另一位政治上的日本朋友。他同孙中山是在本世纪开始时结识的，那时他们共同帮助菲律宾人并共同为几次中国革命党人起事提供给养和军火。梅屋比孙中山长寿，在30年代因反对日本侵略中国曾备遭迫害。
同孙中山关系密切的还有大井健太郎（1833—1922）。他是一个民粹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为穷人说话，因此曾被捕入狱，后来成为日本劳工运动的先驱。
秋山大辅是一位日本出版商。他深深为孙中山的勇气、品格和百折不回的精神所感动，不惜把他的财产典押，得款资助中国革命同盟会。其他同孙中山同声相应的日本人大多是在思想方面的汇合。
内田良平（1874—1937）曾同宫崎寅藏一起在1905年帮助孙中山建立同盟会，但他本质上是一个右翼的民族主义者（后来倾向军部）。他认为孙中山是一个强有力的人物，最后可能会在中国掌权，所以必须使他对日本感恩戴德。如果孙中山不能取胜，那末日本既支持“在朝派”又支持“在野派”，使中国处于分裂状态，对日本也还是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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