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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这些重要的出土简牍都没有能够保存下来，根据它们整理的这些书，大多数也已经亡佚了。在这以后，根据历史上的记载，有一些零星的简牍出土，可是都没有引起当时人们的重视。这样一直到了20世纪初，西方的一些探险家，像斯坦因、斯文赫定，他们在我们国家的新疆楼兰、尼雅这些古代的遗址，还有甘肃的敦煌等地做探险、调查活动，发现了一些古代的简牍。这批简牍引起了中外学术界的注意，在当时是给予学术界以很大震撼。因为中国的学术界当时还是传统的这种，传统的史学观念，传统的史学研究方法。这些新的材料的发现，让学者们能够从全新的角度来研究和认识古代社会。这样在很大程度上它就推进了新的研究方法和新的学术思想的深入普及。从这时候开始，简牍的出土就成为中国20世纪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可以不夸张地说，中国每一次重要的简牍出土，在国际汉学界都等于引起一次地震，这将近100年的时间里边，中国已经发掘出土了100多批古代的简牍，它们都得到了很好地保护和研究。这些从春秋战国时期直到近代的简牍材料，反映了将近1000年的古代历史。有人曾经统计过，20世纪末，到长沙走马楼出的那个三国简牍这批为止，那么这一世纪里边出土的简牍总数将近20万枚，那么上面记载的文字要超过150万字。这里边有很多内容很丰富，影响巨大的发现，我们在这里只能够非常简略地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出土的捆扎成册的木简，大家看，一根一根的简牍就是这样编结成册的。这是在长沙马王堆汉墓的槨室里边出土竹简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在几个漆器的上边堆放着一些简牍，这是当时简牍出土的时候原始的情况，错乱摆着的情况。这是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简牍，竹简经过整理以后的情况。它是作为遣策记录当时墓葬里边随葬品的内容，这里我们看到了我们考古发掘中出土简牍的情况。这样的经过科学发掘出土的简牍。大概1957年，在河南信阳长台关的楚墓中出土的那一批，可以算是比较早地引起大家注意的战国竹简。这批战国竹简一共有148枚，里边包括古代的佚书和遣策这么两大类，后来经过研究，认为这些出土的古佚书里边，有属于思孟学派的这些思想著作。
1978年在湖北随县曾侯乙墓中出土的竹简，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年代最早的简牍。后来在湖北的江陵、荆门，其他地方很多处楚墓中都发现了内容丰富的竹简。比如像望山、九店、包山、郭店这些地方的楚墓中出土的竹简都是非常有名的。在湖北云梦睡虎地的秦墓里，人们首次发现了秦代的竹简。因为虽然简牍的发现，我们刚才说了，在2000多年前就有了，但是历来出土的简牍里边，从来没有见过秦代的简牍。云梦睡虎地里是第一次出现秦代的简牍，这批简牍一共有1155枚，我们这里看到的是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简里边的一部分。它是记录《日书》的，关于《日书》这个内容，我们下边再具体说一下。以后在甘肃天水放马滩、江陵的王家台其他地方也出土了秦代的简牍。在天水放马滩的秦墓里边，还出现了很精彩的秦代的地图，绘在木板上的地图。在这些发现的简牍里边，很多都可以说是学术史上的第一次的发现。比如说，在湖北江陵张家山的汉墓里，这个竹简里边，我们发现了有现在我们能够见到的最早的《算术书》，在安徽阜阳双古堆的汉墓竹简里边有《周易》、《诗经》呀，以及一些从来没有见过的，像《万物》这样的古代佚书。从山东汉墓的竹简里边，我们第一次发现了《孙膑兵法》。这里我们看到的，现在看到的这个图，是荆门郭店楚墓里出土的竹简，可以看到它的保存是非常完好的。除此以外，还有一些数量非常巨大的，大批的古代木简和一些关于记录官方文书的，这样的成批的文书档案的出土。
像内蒙居延出土的汉代简牍，甘肃敦煌出土的汉代简牍，和湖南长沙走马楼出土的吴国的简牍，这些的数量都超过了10000件。比如在居延， 20世纪30年代，第一次在那里进行调查的时候，曾经出土过11000件汉代的简牍，在20世纪70年代，甘肃省文物研究所在那儿做再次发掘的时候，又清理出来将近20000枚简牍，通过识读这些简牍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到出土的大量简牍材料，都是古代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实际使用的。它们内容非常丰富，这里边有文人儒生学习用的书籍，这些书籍呢，从开蒙识字用的那些识字课本，像《苍颉篇》、《急就篇》，直到《诗经》、《仪礼》、《论语》这样主要的儒家经典，里边还有很多的诸子百家的思想著作，比如像《老子》、《易经》、《孙子》、《晏子春秋》、《文子》。这些主要的诸子经典在这里边都能够发现，特别能够引起人们注意的是，里边还有很多早已经遗失了的古书。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阜阳双古堆有这样遗失的古书，其实在很多的简牍发现里边，都见到了以后没有见到，我们现在见不到的古代的这些书籍。像最近大家比较关注的荆门郭店的楚墓里边，它就出土了有《唐虞之道》、《五行》这样的古代佚书。这里边还有大量的实用书籍，有当时人使用的方术书，进行占卜的卜筮书，《日书》这就是其中的一种，《日书》有点类似我们后来的这个皇历，它能够记载每天的禁忌啊，还有一些这个驱除邪恶，避邪的办法。另外有天文历法的书籍，大量的《历谱》，有关于医药养生这方面的书籍。在居延、敦煌这些地方，就发现过很多记录当时的时日的这个《历谱》，这样的东西在南方的各种楚墓里边，西汉墓里边出土的那些简牍，我们也能够发现，像在张家山汉墓里边，出土了有《脉书》和《引书》两种古代的医药书，这在古代医药史研究上都是很重要的。在出土的简牍里边还有大量实用的法律、诏书，还有各种官方文书、档案、簿籍、地图，有民间百姓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契约、书信、账簿、名刺、笔记，我们可以看到涵盖了，我们整个日常生活中各种使用的文字材料。另外还有一部分就是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在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这样的记载随葬品用的遣策。这也是简牍中占着很大比例的一个部分。这些遣策是放在墓里边，专门记录随葬品和别人赠送的这些礼物的这种名册。这样我们大家就能够很清楚地看到，出土的简牍它能够真实地反映古代的思想、政治、经济、军事。一句话吧，反映当时各方面的社会状况，这是非常宝贵的历史资料，特别是这些实用材料它反映的内容，大多数在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古代历史文献里边都是找不到的。所以呢，这样从研究角度上来说，它的价值就更加提高了。
比如说，简牍里边能够看到古代的官方行政和法律文书，这个在西北居延、敦煌等地出土的这些简牍中是非常多的。整理这些材料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行政、司法、规章是非常严格、十分完备的。通过它我们能够了解古代中国的法统，了解古代的行政制度。而且能够看到中国的这个法律体制对于古代东方的法律和世界的法律的影响。学术界曾经讨论过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能够持续这么长，我们通过这些行政文书也可以看出来，中国古代的行政管理它有自己独特的方法，而且有很大的合理性，所以这可能对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也是一个起一定作用的原因。所以直到17、18世纪，欧洲的启蒙主义学者们还很推崇中国的这个行政管理制度，比如法国的伏尔泰，他曾经把中国的这个行政当成一种典范。
在发现简牍以前，我们对于中国古代的行政管理、规章制度这方面没有很多的材料，只能够在石刻里见到有限的几种。简牍出现以后，人们就能够从各个方面，非常全面地了解中国古代的这个行政管理、法律规章。这里举一个具体的例子，这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