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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什么呢？”我也皮笑肉不笑地从牙缝里说，“曼哈顿区旁边都是文盲，都不懂中文。”
这就算二比零。
老外沉默了一会儿，开始第三次进攻。
“有没有可能他根本不知道法海寺在哪儿？”他狡猾地说，“现在的中国人真不注意自己的传统，这个老头住在法海寺旁边，但从来不去。我保证他去过麦当劳，但是没去过法海寺。”
老头我不敢保证，但我有点怀疑门头沟的中学生们可能是这样的。老外说到我的痛处了，只好用声高压压他的邪气。我大声嚷嚷道：
“就因为这老头不说洋文，所以中国人要不然是排外，要不然是文盲，要不然是没文化？你说这种话纯属于找挨抽吧你。”
老外也不让人，呱呱呱开始用洋文和我吵架，一个好好的元旦就这么给毁了。
老头的“矮东弄”其实说得挺标准的，也是英文。我琢磨那大爷也至少七八十岁了，人家还知道“矮东弄”挺不容易的，只是用心良苦，但是结果不理想。所以为了实用起见，住在名胜古迹周围的大爷、大娘不能再说“矮东弄”了，要学几句能用来给外国人指路的英文，这样才能给外宾留下好印象。
大家都说我英文不错，我就在这儿为法海寺附近的大爷、大娘露一小手了，跟我一起念：
第一句：
“法海寺以自文丝某克啊微富浪木黑二”——法海寺离这儿只有一袋烟的工夫。
第二句：
“法海寺以自啊扑腰啊自”——法海寺就在你屁股后面。
第三句：
“矮东弄，以付矮都，矮屋得发克英太儿优！”——不知道，知道就TM告诉你丫的。
注：第三句中，第三段的“克英”二字要连得很紧的发音。
这样就好了，我们大家都“死克”English啦！不会再丢人啦！
没用的外国人
电影《十面埋伏》和《2046》的摄影师是一个叫CHRIS DOYLE的澳大利亚人。但是连他自己都不以英文名字自称，他更愿意大家用他的中文名字：杜可风。老杜今年五十二岁了，他年轻的时候是悉尼海边的冲浪健儿，后来当了船员，随船飘到台湾，二十多岁的时候，他的一个朋友请他帮忙拍个电影，从这以后他就干上了电影这行。
老杜自称是一名中国摄影师，因为他是拍中文电影起家的，他也自认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至少骨子里面是，他经常跟别人这样形容自己：“我是个有皮肤病的中国人。”
前几个星期，老杜在上海为好来乌著名的“MERCHANT IVORY”制片公司当摄影师，这家公司的成名作为《有景观的窗户》一片。而当他被英国《金融时报》的记者采访的时候，他好象充满了对外国人的不满，他和记者的谈话中充满了诸如此类的言语：
“坦白地说，你们需要我们（中国），我们不需要你们。”
“中国人一直明白这个道理，五千年来我们只是在近代跟外国人作了点妥协。”
“为什么西方媒体总是把中国说得如此黑白分明？为什么总是看到阴暗面？”
根据《金融时报》的采访，老杜没完没了的说了半天外国人的坏话，骂他们无知，不懂事。在这个外国记者的眼里；老杜似乎有点毛病； 他公开承认他最愿意和年纪非常小的女孩睡觉；他说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这些女孩子会问一些很笨的问题； 这能够提醒他从头开始想一些问题。文章里还提到，老杜的一个中国朋友告诉记者，她去Merchant Ivory 剧组探班的时候，老杜指着身边的外国人使劲说：“老土，老土。”
中国人还是比较喜欢“中国化”的外国人，每年春节一群老外唱点中文歌曲，演几个中文小品都是收视率不低的节目； 逗得大家伙前仰后翻，有点象看马戏团似的。我们特别愿意把这种完全同化的外国人隆重推出，促进中外关系，似乎这才是充分表现大中华的魅力。
只是就对外宣传来说，被同化的外国人对我们一点价值都没有。当外国失去了完全把自己当中国人的时候，他老家的人就认为他有点不正常了，他说得话就被打折扣了。
老杜和《金融时报》的采访就是个典型的例子。他的“中国化”并没有感染记者，他们的文章中充满了一种讽刺的语调，似乎老杜已经被中国人洗脑了。这种外国人说了半天中国人的好话似乎没什么用，因为在外国人眼里，他们已经被中国同化了。
因此，被我们同化的外国人已经对我们没什么用了。
芬兰见
我的老板，就是我们公司的董事长， 是个大块头的犹太人； 头光的象灯泡一样； 也是个疯狂热爱户外运动的人； 很多年前，我在内蒙有个牧场，只有一个羊官儿，五、六匹马和四百多头羊。到了夏天，就和朋友一起去骑马玩，记得出去一天回来，每个人走路都是趔着腿，屁股被马鞍子磨掉一层皮，睡觉都得趴着。
有一天，我接到这大块头从纽约打来的电话，
“晃”他说，“你那牧场还在吗？”
“在”。我说。“你要去吗？”
“我要把我现在的女朋友带去，”他说，“如果她能够在那里跟我一起当两周游牧民，我就跟她订婚。”
“嗷，”我说，“来吧。”
挂了电话，我就给牧场的羊官儿打了个电报：“白俄人工两周后到，可放羊，打草，往死了用。”
我已经习惯大块头这种挑媳妇的办法，好象上一个就是被他逼着爬喜玛拉亚山，没跟上大块头的步伐，回来就给休了。其它考验还有从昆明骑自行车去河内，高空跳伞，长途跋涉什么的。 他的女朋友一个个都是美国名模，这个去内蒙的还上过美国版VOGUE的封面。本来以为不出一周女朋友会打急救电话给我，结果居然两周以后两个人乐呵呵、手拉手回到北京了，女的左手中指上有个草编的戒指，这就算订婚了。
过了一年，大块头给我寄来了用最好的纸印刷的请柬，他们要结婚了。但是结婚之前，两个人要从芬兰做狗橇到俄罗斯，算是婚前最后的生存考验。我没去成他们的婚礼，但是看到了他们在芬兰冰天雪地里面假装是艾斯极母人的录像，发现那边风景独好。
今年夏天我想找个凉快地方住两周，就想起了大块头去过的芬兰。 我从北京给他打电话，他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爸爸，电话后面吱哇乱叫的。
“芬兰好玩吗？”我问。
“最浪漫的地方，”他说，然后我就听见他在电话里面吼：“你别吃抹布，爸爸刚才怎么跟你说的！”
“那好玩？”我问；“我想找个人少的地方待两天。”
“我老婆不在，我得给孩子洗澡，bye。”他已经把电话挂了。
就这样我只好找到北京的芬兰航空公司，他们的老板是个芬兰北京人，如果你不看他的面孔一定以为他是后海那个胡同里长大的，到今天为止，我看见这种外国人还是非常惊讶，我们实在不是个移民国家，这种人非常特殊。 林先生虽然能够当个胡同串子，但是对祖国还是了如指掌的，他说芬兰人生在桑那里面，也死在桑那里面，因为只有那里非常温暖。夏天太阳永远不落山，晚上十二点的时候会沾一下山边，然后就又起来了。 想看到北极光不是那么容易，有个摄影记者去了四次才拍到。
林先生是个好人，赞助了《乐》读者一张机票，这个月订阅的人都能有机会抽奖。本来我想吞了这张机票，最后还是没敢。算了，还是买张票，说不定跟那个得奖的人一起坐狗拉的雪橇去。
脑风暴
昨天从Vail做着洛基山的小巴到Aspen； 参加《财富杂志》的“脑风暴”会议。
这里开会非常认真，我的第一个讨论会是早上七点半开始，题目是中国和互联网。主持人是《财富》远东编辑，第一个发言的是Morgan Stanley的Mary Meeker 女士。她的分析比咖啡因还灵，我立刻竖耳聆听。她说中国现在有几个第一：30岁以下的互联网用户我们是世界第一多，30岁以下的手机用户我们也是第一多，今年我们的互联网和手机用户人数就会超过美国，也是世界第一了。然而，中国整个电讯工业的市场价值是日本的一半，也就是说我们的市场虽然大，但是资本认为我们没日本市场值钱。这是为什么？有三个原因：一是我们整个金融支付系统不转，二是我们政府对内容的管理没有法律化，公开化；三是我们自己在互联网上面的创作能力还没有充分体现出来，大部分网站的功能，我们还是在效仿国外的。
第二个发言的是一位在中国投资互联网赚了大钱的年轻人，叫Steve Jurvetson。 好像他是百度的原始投资者之一。他说中国人挺厉害的，他投了一个公司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