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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嗬呀！你说得这么好哇！我就去了。”马驹笑着说，拍了一下膝盖，下定了决心的样子。
彩彩的心猛地一沉，顿然觉得胸脯里压抑得透不过气来，她终于证实了从那家媳妇嘴里听到的消息，他要走了。可笑的是自己从昨晚到今天还在做好梦哩。现在还能说什么呢？什么也不能说。她压好最后一条胶布，站起来，强装出满不在乎的口气问：“啥时候走呀？”
马驹皱一下眉，扬起头，说：“明天或是后天，脚伤好了，就去。”
彩彩勉强笑笑，点点头，算是告别，提起药包，转过身，走出了这个日夜令人回味的小院。脚下的路面像是在抖动，她的脚下绊了一个趔趄。最后的一丝侥幸的希望破灭了，她努力克制住自己，不能在村巷里流出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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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日暮中，景藩老汉带着几分酒兴，跨进自家门楼，就瞧见儿子无精打采地坐在已经昏暗的前院里的槐树下。他对儿子摆出的这种愁肠苦相的架势十分反感。
老汉没有招理儿子，推车径直走进去，放下车子，走进里屋，伺老伴：“你跟他说来没？”
“说来。”老伴回答，“娃说他愿意去开车。”
“愿意个屁！”老汉斜眼瞅一眼老伴，表示不信任，“你看他难受的那个架势！”
“晌午我再三问，娃都说愿意嘛！”老伴对于老头一进门来的这种气势不满意，“你甭疑神疑鬼的。”
“要是真心愿意去，他会蹦蹦跳跳的，你记不记得，那年刚一接到参军通知书，他跑前跑后，嘴里唱唱嗬嗬的，啥架势？”老汉观察到了儿子行为中的漏洞，“你看他现时那个架势，愁眉苦脸，象是要上杀场，哪象是要去参加工作！”
老伴不能不信服老汉的眼睛是厉害的。她又何尝丝毫没有察觉呢？她明明白白可以看出，儿子想去开汽车，又撂不下自己一手经办起来的砖场和牛场，正象老汉自己当年撂不下刚刚兴办起来的农业社一样。她主张耐心劝导，劝得儿子一两天后到县上去报了到，坐进驾驶室，啥事也就没有了。她很担心老汉动不动就想发火的神气，有可能把事情弄僵。她要劝儿子，又要劝老汉，使这个农家小院里保持平静和安宁。老汉今日一回到家，她就发觉老汉说话腔调很高，脖颈红红的，口鼻里喷出一股烧酒味，就问：“你在谁家喝酒来？”
“在永槐家。”景藩老汉掼下毛巾，掏出一支卷烟，夹在指缝问，挺着腰站在屋子中央，声高气壮地说，“今日喝得痛快，谈得痛快！”
景藩老汉从公社出来，觉察出王书记似乎把他当成累赘而急于换掉的用意，感到有点寒心；在路上遇见牛娃的时候，自然就没有顺气，以致态度有失检点；在路过何家营村的时候，被党支部书记何永槐拉到屋里去了。
两位在土改中结识的农村基层干部，现在坐在方桌对面，对饮起来了。老了，何永槐也老了，土改中冒出的那一茬干部，现在都跟景藩老汉一样，霜染鬓发了。景藩老汉呷着酒，感叹着。几十年的经历，两个都差不多，不过永槐是蔬菜专业队何家营的党支书，家庭经济状况比他好；而个人经历，简直如出一辙。在河西公社里，他俩曾经是粮棉和蔬菜两类作物生产的先进人物，常常代表河西公社到县上和地区出席各种会议。“四清”和“文革”中，两个都被整惨了。他俩作为河西公社大队一级的“走资派”代表，被造反派们押在一辆汽车上，游遍了公社的所有村寨……有幸和不幸，使两人结下了友谊。
何永槐端出一盘猪头肉，提出一瓶“雁塔大曲”，招待老朋友。
“地分了？”何永槐明知故问，“牛也分了？”
“全都分光分净了。”景藩老汉说，“你们蔬菜队不分吧？”
“喝！”何永槐端起酒，招待景藩老汉，“原先说蔬菜队不分，现时也保不住。”
“蔬菜队分了地，社员保准不给国家蔬菜公司交菜，差价太大嘛！”景藩老汉问，“工人和干部，都得上自由市场买菜了……”
“爱上哪儿买上哪儿买去！”何永槐不屑一顾地说，“我盼着分地哪！都他娘的分了，省得我劳神了。”
景藩老汉呷着酒，瞧着何永槐烦恼的神气，心里说，甭看他嘴里说得那么不在乎，其实他比自己更想不通，不过是赌气话罢了。
“分了地，分了耕畜，还要咱们这号干部做啥？”景藩老汉说，“各家各户种庄稼，干部没事干了。”
“抓计划生育嘛……哈哈哈！”何永槐嘲笑似地说，“只剩下这一项工作了……”
景藩老汉也笑了。
“你听没听说，‘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社员有了钱，干部丢特权’。”何永槐念着他听到的顺口溜，悻悻地说，“当初为办农业社，咱把心操尽了；而今倒好，分地分牛……”他说着，又灌下一杯酒，手在桌上一拍，“广播上说干部不愿意分地，是怕劳动，尽说的屁话！我要是分得几亩地，让他看看，看我种得出何家营的头一份好菜……”
酒逢知己，话更投机。景藩老汉觉得心里畅快——何永槐把他心里的话全都说出来了，他虽然这样想，但嘴里不敢说。公社王书记在传达县委关于搞好责任制的文件精神时，批评过永槐刚才念的那几句流传在乡村里的顺口溜，再三解释责任制和单干的本质区别。老汉服从纪律，把自己的“不一致”的看法藏在心里，决不在公开场合乱说乱道。如今何永槐毫无顾忌地说着对实行责任制的“不一致性儿”的话，景藩老汉听得痛快。
两个“老土改”喝着，对正在贯彻的责任制的农业政策发牢骚……一瓶“雁塔大曲”揭底了。
这个时候——一九八一年初夏时节，渭河平原的农村里，“责任制”这个新名词，正如当年的“农业社”这个名词一样，在庄稼人的嘴里热烈而新奇地叫响了。大队和小队的干部，纯粹靠土地生活的社员，还有儿子或丈夫在国家机关、工厂工作的农村家属……都在讨论会上，地头场间，街巷屋院，热烈地发表自己的见解。满意的和不大满意的，高兴的和担忧的，喝彩的和叫骂的，种种听来都似乎理直气壮的意见，汇成一股喧闹的声浪，在乡村里涌流……
冯家滩党支部书记冯景藩和蔬菜专业队何家营党支书何永槐，两人在摆着烧酒和猪头肉盘子的大方桌上的谈话，还在继续着。景藩老汉听到了合心合拍的话，憋在胸膛里的优烦顿然宽舒了。何永槐又提出一瓶“灞陵”酒来，说他们以后也许见面的机会不会象以往那样频繁，难得痛饮一场。景藩老汉也不执意要走，给儿子马驹要办的手续业已办妥，心地踏实了。
“叫娃快走！”听完景藩老汉的描述，何永槐大声说，“开汽车挣工资，跟谁不犯一句唠叨，多好的事嘛！何必要当那个队长呢？”
“人家还想在三队成一番气候哩！”景藩老汉嘴一撇，嘲笑说，“那小子不知深浅……”
“哈哈哈……”何永槐大笑，“你把你三十年喝的酸辣汤，让他尝一尝，他就灵醒了！”
景藩老汉和老朋友何永槐，大声嘲笑着儿子的愚蠢行动，现在还想在农村大干一番事业，真是太不识时务了……老汉喝得尽兴，谈得畅快，苍茫暮色里，告辞回家来了。
和老朋友何永槐一席畅谈，景藩老汉愈加坚定了自己的想法和做法：必须尽快地跳出冯家滩这个泥沼。进门来一眼瞅见马驹愁眉苦脸的样子，就难以相信老伴的话。现在，公社的章子盖到合同上了，老汉给德宽和牛娃分别打过招呼了，一切可能成为障碍的因素全都排除掉了，只等儿子明天带上介绍信到县饮食公司去报到了。但他看出了儿子的心病。为了彻底打消儿子还想在三队干什么事业的愚蠢想法，他从里屋走到前院，站在儿子对面，直截了当地说：“马驹，手续办完了，你明天就去找你安国叔。”
马驹一扬头，还没来得及开口，母亲就提醒父亲，儿子脚上负了伤，他还拿不定主意哩！
“迟去一天半天问题不大，只要你主意拿定。”景藩问过儿子的伤情，直逼着问，“你实说，你的主意定下没有？”
“定下了。”马驹说，“昨晚跟你说过了……”
“你的主意没拿定。”景藩老汉仍然盯着儿子的眼睛，把潜藏在心里的危险索性揭破，“我能看出来，你三心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