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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对方是个用意很周到，处事很慎重的公司，就是你催他快一点，他们还是要作详细调查的。不然，就会出现问题，致使公司倒闭关门。
所以必需考虑各种问题，研究对方的人格与想法，对方是否考虑到我们能否真正获益？这样的公司才可合作，就算全部委托他们了，他们也会好好地照顾我们。
只花百分之几的代价，就如同拥有了整个技术合作的厂家，何必舍不得掏钱呢？
我们一般人，对事情的看法和想法，往往容易停止于主观，因此，不太能接受其他的看法。面对某一问题时，如果不知如何应付而开始感到迷惑，那么很可能就会钻牛角尖而无法自拔。这种情况之下，该怎么办呢？最好的办法，还是从别的角度来重新观察，以改变原来的看法，这样做的结果，可能就会发现原先忽略的地方。当然，这并不是非常容易的，但是如果能够因此改变看法的话，那么眼前就是一条崭新的大道了。松下先生对与荷兰的飞利浦技术合作一事，本来也有很多迟疑不决的地方。虽然技术援助费从百分之七降为百分之四·五，但是另外还得付权利金，一次付清美金五十五万元，约合当时日币二亿元上下。当时松下电器的资本额才不过五亿元。金额相当庞大，负担可谓十分沉重，这等于是把公司资本的五分之二一次付出。
不过情形已经是骑虎难下，非一次付出巨款不可，就是这一点使松下感到很困惑。当然，在考虑到今后日本电子工业及松下电器本身的发展以后，这一点钱实在不能不付。
但是除此之外也还有别的问题。什么问题呢？契约问题，因为那是个一面倒的契约。里面的内容只规定如果松下电器发生错误的话，应如何处置，诸如撤回机器等等。换句话说，绝不准松下出错；然而对于飞利浦如果出错的话，应该如何处置却是只字不提。对方的姿态相当高，颇有鲸吞的意味。假如就这样签字的话，那岂不是完全地被对方牵着鼻子走？这一点是松下先生对契约颇感困惑的一个重大因素。
虽然是摸索着前进，但是松下先生认为有一件事非常重要，那就是不能抱有“私心”。对于飞利浦技术合作一事，的确很感困扰，但所幸他一点私心也没有。
就在松下先生十分迷惑的时候，心里突然浮现出一件事情。飞利浦当时有大约三千名研究员从事于各方面的研究工作，设备极为完善。光是这个研究所就必须花上几十亿元，而松下电器只要花两亿元，就可以好好利用这些研究设备和人员。假如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些东西岂不就跟自己拥有的一样？想到这一层，松下先生心里一下子觉得轻松愉快多了，至少一次付清两亿元一事，已经不大在意了。于是，他不再犹豫而同意签约。
后来，依据合约，飞利浦派了三位工程师到松下电子公司任职。松下先生看到他们，感到似乎雇用了整个飞利浦一样。人们对于事情总会抱着某种看法或想法，而这种看法或想法关系十分重大。虽说花了大钱，万一搞不好，松下电器可能因契约而倒闭；但是假如换成另一种眼光来看，则只要花这么一点小钱就可以把飞利浦请来做事。这样，心里就觉得十分舒畅了。
因此，能适时地改变看法，对于下定决断，难道不是一件很重要的因素吗？
经营的价值感是眼睛看不到的，但优良的经营成果，却能赚进大把看得见的钞票。
对于我们一般人而言，眼睛所看到的东西，比看不到的要容易了解其价值，而松下先生以为能正确的了解无形东西的价值，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如果把它摆在事业上的话，同样是一个道理，也就是说，象事业的经营等于无形的东西，是有很大的价值。当然，如果经营力薄弱，不能增进令人满意的成果，其价值就微不足道；但假如经营得法，则其产生的成果就十分可观了。良好的经营不仅可以扩大企业的发展，提升从业人员的福利，更可以促进国家社会的进步。因此，我们大家对于经营的价值，难道不应该有正确的认识吗？
松下电器在一九五二年，与荷兰的飞利浦公司技术合作，创设了松下电子工业。在此之前，松下先生曾对外国技术的合作对象作种种调查，因此去过美国，也到过欧洲。美国有最新的技术，规模以及其他方面都与日本大不相同。到了荷兰，他觉得这里的国情和日本颇有相似之处，而且国土也不大。飞利浦公司当年，也是以个人为中心开始创业的，历经六十余年而逐渐扩张茁壮，这一点和松下电器的成长非常相似。因此，他就决定把飞利浦当作合作对象而进行磋商。
这当中却出了一个大问题，直截了当地说，那就是技术援助费相当高。如果是美国公司的话，大约不过是营业额的百分之三而已，但飞利浦却要求百分之七。
何以飞利浦会要求那么高呢？飞利浦方面的说法是：如果与美国公司合作的话，成功率很小，但如与飞利浦合作则一定成功，而且层次也高，他们负有相当的责任。而且从过去的实绩来看，全部都成功，目前在四十八个国家里面都有他们的工厂，经营都非常良好。
他们实在够自负的了。听了之后，渐渐觉得并不是空口说白话，但也因为百分之七实在太高而使人有点踌躇不决。以这么有实力的公司来说，百分之七或许不是很高，但是百分比过高的感觉，一时还能以消除。
如果嫌百分比过高而作罢，事情当然很简单，另外也可以找百分之三的美国公司技术合作。但是除那个问题以久，松下先生还是觉得飞利浦比较适合做为合作的对象。内心固然很希望能和飞利浦技术合作，但总认为百分之七难以接受。深一层考虑的话，虽然美国与飞利浦的技术大致不会有太大的差别，可是价格却有那样的差异，这应该不属于技术本身的问题。也就是说如何活用技术，来获得成果方面有所不同。
松下先生也曾想过不如拖一拖再说，料想对于技术的转让，也不致于就造成如何不良的后果。在这里可以举个也许不尽恰当的例子：譬如说学校的老师吧，教师一定有是非观念，但学生却不一定如此。不论老师教得怎么好，必然会有一些学生懂，一些不十分懂；有些学生很调皮，有些学生很操心。飞利浦是个好老师，所以一概要百分之七，但是却一点没有考虑到学生的素质如何。
所以他告诉飞利浦公司：“如果和我签的话，你一定获得比任何已经跟你订约的公司更大的成功。假定其他的公司能够得到一百分，那我一定能够得到三百分。松下电器的经营指导也有它相当价值。我看这样吧，松下电器的经营指导费只拿百分之三，飞利浦的技术援助费拿百分之四·五，你看如何？”对于松下这样的交涉，对方好像吓了一跳。“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付过什么经营指导费，这还是第一次听到呢。”飞利浦提出了各种反对意见。经过松下先生一再说服解说，最后飞利浦总算也了解状况，依照他的方式：飞利浦的技术援助费百分之四·五，松下的经营指导费百分之三而达成协议。
这并不是单纯的对技术援助费杀价的问题，技术能不能获得有效的利用，也得看经营如何而定，因而为了达成优良的经营效益，付一点经营指导费，难道不应该吗？而飞利浦本身因负有与美国公司不同的技术指导责任，不也获取了很高的技术援助费吗？
把技术引进之后，为求促进企业活动的经营成果，松下先生认为应该有很好的理由，收取经营指导费。他终于也让飞利浦认同了无形的经营指导价值。
当然，这个有价值的经营指导费，同时也对松下电器发生约束作用。这百分之三不是好拿的，责任异常重大，松下先生也充分认识这一点。而飞利浦方面，也必然经过很慎重的考虑，一方面毫不留情地凝视，另一方面则抱一分期待。
总之，在与飞利浦交涉过程中，经营的价值就这样重新被人认定。后来，松下电子工业在不断努力下渐渐向上发展，终于在飞利浦所有技术合作的公司中出类拔萃，成为第一等公司。
在一个公司中，每个员工的实力要能有一定程度的提高，公司才能获得更好的成长。如果认为单独培养一个职员的实力，公司就能发展，那就错了。这个观点很重要：公司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