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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然有若指掌，某人发生了困难，他必能如时如份，伸出援手﹔他的馈赠，向以亲手相授，从不假诸第三者，因此受惠的人，份外觉得温暖感激。「天知、地知、尔知、我知」，杜先生这么做，决不是故弄玄虚，足恭乡愿，而是由于他自己深知贫穷的痛苦，了解涸辙之鲋，将伯之呼，是多么令人难堪的事。他能解人之厄，济人之困，同时更能以最虔诚、最体贴的心情出之
杜先生和门下士相处，往往谈笑风生，不拘形迹，使人以为他是最可亲近，最足以信托的好朋友，而不是道貌岸然的师尊，或是高不可攀的上司。杜先生拥有庞大的事业，总绾数以百计的机构，但是跟他办事的人，上下交讙，亲切有如家人父子，在他所主持的单位中，看不出有半点衙门化的迹象，更不会出现所谓的官场作风。这不仅能够在无形中提高工作效率，而且，他所用的工作人员，咸以为跟随杜先生工作，是一件很荣幸、很合宜、很有意义的事。
在杜先生的脑海中，彷佛有一整套搜罗宏富的人事资料，分门别类，一索即得，尤其新的资料尚在不断的增补修订。每逢有一件事发生，需要什么人去处理，他可以不假思考，运筹一心，调兵遣将，立刻派出最适当的人选。他这项本领，也是由他的天赋得来，否则的话，以他一个人的精力﹐面临那么许多的问题﹐主持那么庞大的事业，如果遇事不能当机立断，知人善任，那是无论如何也应付不了的。
门生部属，对于他忠诚的程度，是杜先生平素最注意的一件事。他目光锐利，思想敏捷，判断力极强，因此他颇能识人、鉴人。在他面前「掉鎗花」，无异是作茧自缚。不过，杜先生虽能洞若观火，使心怀叵测者在他面前无从遁形，但若被他看出了破绽，他也是心存厚道，决不当面抓破脸皮，而希望能以他的一腔至诚，将之潜移默化。他常告诫我们说：「对人必须诚恳，即使有人欺瞒我于一时，我总能以诚字来感动他，使他心悦诚服。我的处世之道，尽在一个诚字，你们举一反三，方始可以谈交友。」上海华格臬路杜宅的门联，一向都是：「友天下士、读古人书」。这两句联语，最足以说明杜先生的胸襟和为人了。
先生治事，讲究原则，力求以简驭繁，一桩事情交给了某一个人，他便绝对寄予信任使其放手去做，设非必要，他决不干涉掣肘，徒增办事人员的困扰。他所主持的各个机构，大事件他早有指示，小事情他从不过问。每凡创办一项事业，朋友需他帮助投资的，不论数额多大，他总是悉索敝赋，一力肩承，一言为定了无吝色。但如他自己要剏业了，他反而详加考虑，再三审慎。旁人见他这样，颇感讶异，曾有人当面问他：
「以先生个性如此豪爽，财力如此雄厚，办一个事业，何须经过这么审慎的考虑？」
杜先生总是正色的回答：
「我自小失学，又没有一技之长，我能差堪自立，完全是靠友好们的信任，因此我若负责一件事情，就只许成功，不能失败。这是我怕别人笑我不学无术的关系，我怎么能和那些有学问有根柢的人相比呢。」
三千万日元的故事
杜月笙先生遗嘱的最后一段
「……兹当永诀，深以未能目覩中华民国之复兴为憾，但望余之子弟，及多年从游之士，能继余志，各竭忠诚，是所大愿。」
先生对于国家民族之忠诚，到他所临终时依然神明朗澈，心系邦国。因此香港工商日报社论赞曰：「……年前上海不守，平素自以为读书万卷，深知出处进退的所谓士大夫，大多数均因经不起现实考验，而纷向恶势力投降，惟杜氏飘然来港，闭门谢客，以表示其义不帝秦的忠贞气质，久而益坚。故今日盖棺论定，杜氏高风侠骨，大节无亏，即此一点，就无愧其为一代人雄了。」
高风亮节，义不帝秦。在杜先生的一生中迭有表现，自民国二十六年抗日役起，他曾两度避乱香江。而且在抗战之前，还有一件鲜为外间所知的轶话。日阀阴谋侵略中国，处心积虑，无所不用其极，他们早在大战未起之时，即已深知杜先生为东南支柱，一代人望，拥有无法估计之潜力，因而千方百计，亟思笼络。上海日总领事馆，甚至月费多金，专事搜集有关杜先生的情报，对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及与先生时常往还的各界人士，靡不密切注意。素以「中国通」著称的板西土肥原，更与先生殷懃结纳，谦恭备至。民国二十六年初，日本海军军令部长永野修身访问欧陆，自日内瓦返日，途经上海，特地拜访杜先生，面告日本政府愿斥巨资日币三千万元，与先生合办「中日建设银公司」，用意是想和宋子文先生所办的「中国建设银公司」相争竞。杜先生洞烛其奸，立予拒绝，他所持的理由，光明正大，他说：
「我是中国百姓，要我跟外国政府合办公司，未免太不合体制。」
然而永野仍不死心，他故示慷慨的说：
「杜先生既然不便与日本政府合作，那么，就由杜先生个人出面组设公司好了。日本方面一定全力支持，作杜先生的后盾。三千万日元，可以无条件提供先生作为创办资金。」
三千万日元，以当时的币值，无疑是一笔钜额款项，当时杜先生如果接受，再利用日人在华的侵略势力，对先生个人来说，其作用将无比重大。但是先生高瞻远瞩，大义凛然，他依然峻拒日方这一次最大的政治投资嗣后日方一再煽惑，先生终始不为所动，于是日人只好知难而退。旋不久日阀狰狞面目暴露，先后在北平芦沟桥和上海淞沪之滨挑起战火，全面战争于焉爆发。淞沪撤守，日人又百计羁糜先生，请他务必留在上海，而先生则宁愿放弃庞大的物业，偕宋子文、钱永铭、胡笔江诸先生秘密赴港，以示追随中枢，共襄抗战大业。到那时候日本人还是不肯放过他，数度派人赴港接洽，先生一概不予接见，使日方人员奇窘无比。
三十八年共匪卖国残民，红流泛滥，四月南京沦陷，上海告警，杜先生喘疾已甚严重，但仍毅然决然，抱病弃家离沪，以避共匪狂焰，同时正告国际，匪伪政权之不获民众支持。四月三十日挈眷南行，又到香港。不料未及两年半，他便因病情恶化，竟而撒手尘寰。
赴港侍疾
杜月笙先生身材颀长，面容清癯，高额隆准，双目炯炯有光。他尝说自己少年时期营养不良，中年以后事务烦冗，心力交瘁。因此他的健康情形并不太好。民国三十年十月，杜先生自香港飞赴重庆，参加国民参政会议，空中骤遭日机拦击，机师升高闪避，飞行高度逾八千公尺。先生原有气管炎宿疾，自此哮喘大作，呼吸艰难。抗战期间，久住重庆，由于山城多雾，地气郁湿，使他的喘症更趋严重，以他的病况，每可觇知气压高低，所以杜先生常常自嘲的说：
「我的身体像是一只寒暑表，每天天一亮，就可以晓得当日的气候如何？
三十八年共匪叛乱日亟，先生慨然离沪，作客香江。由于忧国忧时，心情十分郁悒，体力日益衰退，病魔缠身，使他极感痛苦。不胜烦闷的时候，他便大发牢骚：
「有两只脚，偏偏不良于行，想说说话，又是气促难言，我岂不是变成活死人了！」
在香港一住两年多，香江的名医良药，几乎逐一试遍，可是对于他的喘疾，依旧一无是处。卅八年底大陆全面陷匪，中枢播迁台湾。杜先生每天所听到的消息，不是某些意志不坚的朋友，被共匪诱骗回到上海，饱经折磨；便是滞留沪上不及撤离的家人亲友，如何如何的被共匪清算鬪争，这位平生最爱重亲友的巨人，由于自己病困香江，爱莫能助，内心的苦闷，益难排揎，因而影响到他的病势，有如江河日下，险象环生。不久，他便氧气罩须臾不离口鼻，否则，他即无法呼吸。
卅九年六月，一度濒于垂危，幸赖名医会诊，抢救得宜，总算脱离险境，渐有起色。但是到了民国四十年七月，他的两脚开始痲痹，下半身形同瘫痪。这时候，我正在台湾，负有一项相当重要的任务。下旬，突接先生来函，告诉我说：他的病情恶化，体力更衰，希望我能即日摒挡一切，专程飞港，以便晤谈。
接到了先生的这一封信，我的心情，极为沉重，同时忧急交并，方寸大乱。我一面驰函慰问，一面赶办出入境手续，准备启程赴港。在办理各项手续之际，我更分访杜先生在台友好、恒社同人，如洪兰友、陶百川、刘航琛、王新衡、吕光等诸先生。因为当时我已深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