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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此刻到吴铁老公馆去，你等好在这里，等到十一点钟，你再赶到吴家指明寻我。你不妨质问我，到底是全文照发，还是一定要删去前言？你若见我尴尬你就高声发话，说你受高宗武之托，要立刻将全部文件收回。」
吴铁城时已卸任广东省主席，小住香港，是中央在港最高级人员，当晚十一点钟杜月笙导演的这一出戏，在他助手声势汹汹，装模作样，以强硬姿态演出，果使吴铁老着起急来，他亲自属咐中央社，序言密约，概照发，于是，民国二十九年元月二十一日，「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及其附件之原文摄影全份，方始成为轰动世界的重大新闻。
「日汪密约」之揭露，使欧美各国了然日本侵华的野心，以及中日战争的本质，元月二十三日，蒋委员长发表为「日汪密约」「告全国军民书」，和「告友邦人士书」，在后一篇重要声明中，他曾严正指出：「……。。日本军阀一面在中国努力制造傀儡政权一面与尚在制造中之傀儡政权签订协议，以组成所谓『日支满』三国经济集团，并以中国之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等，统由日本统治，俾其它各国之一切活动，均受日本国策之打击，且以此『中日新关系调整纲领』之日汪协议，而根本取消各国在东亚之地位矣！」
于是，英、美、法等国家，对中日之战的态竞，渐渐积极，他们纷纷发表声明：决维护「九国公约」，否认汪伪政权。二月十三日美国国会通过对华贷款三千万美元，三月七日再由联邦进出口银行贷予滇锡贷款二千万美元。英美法等国尤且在欧战爆发前后，抽调兵力，增强远东地区的防务。
日汪方面，高陶出走，密约揭露以后，据当时担任汪精卫的秘书，兼主宣传方针的「中华日报」总主笔胡兰成自承：
「却说汪先生（指汪精卫）组府，周佛海、梅思平、丁默村等力主，陶希圣、樊仲云等则反对。希圣坚持战则全面战，和则全面和，惟我无可无不可。…。。转瞬新年，汪先生飞青岛与王克敏、梁鸿志会商解消临时、维新两政府，陶希圣、高宗武出走香港，揭露密约草案，上海当时唯汪夫人留守，她命陈春甫以汪先生的随从秘书长名义，对此发表声明。
「那天汪夫人（指陈璧君）叫我到愚园路汪公馆看春甫拟就的声明稿，我把它改了几个字，还有英译稿，是汪夫人自己改正，我因向汪夫人道：『希圣的三个学生，鞠清远、武仙卿、沉志远，怕七十六号也要逮捕，请夫人吩咐他们可以安心。』汪夫人怒道：『人家要我们的命，你还顾到他的学生安心不安心？』
胡兰成又说：
「日方有意把基本和约与战时暂定的协议混为一谈，单方面提出了一个草案，但因这边坚拒，遂成拦浅。及被陶高发表了，日方果然也惊，不得不又把基本和约与战时暂定的协议分开，后来南京政府成立，颁布的基本和约，即大体依照汪先生与近卫所作的，仅是些原则，多少也是陶高事件所赐。」
时在青岛的汪精卫、周佛海等人当时的反应如何？据当年日方负责主持其事的犬养健，在他战后出版的回忆录：「长江还在流着」一书中说：
「一月某日正午，我和矢野、清水等人在青岛市外海光寺菜馆午餐，因汪精卫和我们为合并南京梁鸿志维新政府、王克敏的临时政府一事，正在青岛开会，周佛海也在青岛。正吃饭时，周佛海忽打电话来，说他就来，约经十分钟周佛海到了，拿出发张文件给大家看，即二十三日大公报所载日汪密约消息。周佛海对大家说：『我对不住你们。』因此大哭，矢野君便说：『这不是真正的原文，不过他根据每日会议情形，所写出的，…。。周君，你只是哭，无非承认自己战败了。』」
犬养健又说：当时密约会议，因恐高宗武泄漏，所以警戒非常严宓，日方由矢荻，华方由梅思平负责收藏文件，任何小纸片，都须留下，不得携出会场之外。据他们推测，高宗武等将每日结果，牢牢记住，一条一条写下故与原约无异。后来该密约正式签字公布后，当时英国驻重庆的外交官，甚为读佩伪中国情报工作之巧妙。高宗武等，此次殊表现其国际大间谍之最高技能，因而使得对方的周佛海，不能不为之大哭。
犬养健又谓：六日晨日方始发现高陶二人失踪，大为狼狈。他指出，根据他的调查，此一事件系由杜月笙出资进行。
汪精卫派特务刺杜
轰动一时的高陶事件尾声，高宗武想出国留美，继续深造，由杜月笙经手替他办好了护照。当他知道杜月笙因为他们的事高空遇险罹了气喘重症，他非常不安，曾在美国为杜月笙遍访名医，请教病因及治疗方法，而且经常寄回药品，历时多年。民国三十八年大陆撤退，高宗武特往日本觅获一处终年气温与气喘病患较为相宜的地方，劝杜月笙举家东渡，以便休养。结果是杜月笙再度避乱香港，终至一病不起；高宗武在美国惊息噩秏，至为伤悼，曾函请他的好友李毓田代为致祭。民国五十六年夏季他曾专程来台一行，亲赴杜月笙的墓前，默哀致敬，凭吊良久。
陶希圣则由杜月笙派人严密保护，暂住九龙，他曾形容这一段时期的生活─
「我家寄住九龙根德道。根德道是在上九龙塘。从下九龙塘到上九龙塘，只有一条马路。那马路上，时常有各式各样的人行走。就中就有杜公馆指派来照应我们的安全的朋友们。
「上海方面并没有放松我一步。有一次，从上海到香港的秘密工作者之中，有七十六号派来的一人。他带着白色的药粉和手抢。他的任务是如果无法在我家下毒药，即在杜公馆请我吃饭时用枪袭击。但是那位同志到香港后，将他的任务报告杜先生，他也就不回上海去了。
「我家的菜每天都由冰如自己到市场去买，自己拿回来做。他们要下手放药，是得不到那样的机会的。
「尖沙嘴过海的轮渡，是港九之间的咽喉。任何人从那里走过，必然会遇着熟人。有一次，香港的皇后电影放映伊利沙白的英宫六十年。我很爱过海去看，又怕暴露形迹。于是我带上从上海街买来的一撮小胡须，到尖沙嘴搭轮前往。次日，杜先生派人来警告：『你带假胡须，更容易被人发现。』」
为此「高陶事件」，汪精卫对杜月笙恨之入骨，他曾恨声不绝的说：
「我跟他有什么难过？他竟这么样来对付我！」
当时，他下令伪政府特务头脑李士群，专程到广州指挥，派遣凶手，到香港去解决杜月笙。幸亏杜月笙防范严密，刺客没有下手的机会，因而作罢。但是汪精卫仍不甘心，他再派人运动香港差（警署），借口有人密告杜月笙是「流氓」，要把他驱逐出境。
王新衡首先侦得消息，十万火急的去过知杜月笙。但是杜月笙不肯相信，他付之以淡然一笑，反过来安慰王新衡说：
「不会有这种事情的，新卫兄，你放心好了。
然而，过不了几天，柯士甸道杜公馆，和告罗士打的长房间，居然有差馆的人跑来说是奉命搜查。这一下，杜月笙方知事态严重，内情必不简单，于是他便去跟王新衡商量。王新衡觉得，为了正本清源，澈底消除汪精卫的阴谋诡计，应该把事体闹到香港总督那边去，当时，俞鸿钧正任中央信托局局长，住在香港，而俞鸿钧在他担任上海市长时期，招待过香港总督，他和港督私交弥笃。因而建议俞鸿钧，以非正式的国民政府代表身份。向港督送上一份备忘录，说明杜月笙是中国的高级官员，社会领袖，他是国民政府正式委派的振济委员常务委员，又是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此外尤且兼任国家行局交通银行的常务董事，以及国家资本占百分之五十以上的中国通商银行董事长。他指出港警搜查中国官员的住宅，及其办公会客的地点，纯然是非法而无礼的行动。港督奉到了俞鸿钧的备忘录后，当即表示道歉，同时保证此后不会再有类似情事发生。一桩公案，就此了结，汪精卫的报复，迄他本人病逝东京，狡计一直无法得逞。
在国人交相署骂声中，汪精卫等一干汉奸，在南京成立伪政权，他邀约在上海的德、意、日三国驻上海的外交官、侨领、使馆人员，由日、伪军数百人随车保护，自上海开一列专到南京，参加他的「还都典礼」。当这一列车驶近浒墅关，便由忠义救国军潜伏上海的地下工作者，预埋炸弹，轰然一声，列车全毁，死伤汪伪贵宾，和日伪军数百人，酿成重大惨案。杜月笙在香港得到捷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