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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的军官学校党代表廖仲凯被刺案中，担任主凶。
由这五位洪门大哥联合，早年曾在香港共开一座五圣山五圣山的五位大爷里面，张子廉来自浙江，向松坡籍隶湖北，明德是河南旱道上的人物，在香港当地，起不了多大作用。不过梅光培，旅港多年，在警察、海员和渔民中，掌握住不少的弟兄，五位大爷拼一山后，共为山主，自以梅光培为五圣山的主峯。
洪门规矩，开山还得立堂，就五圣山来说，五位大爷都是立了堂的，他们的堂名，用「仁义礼智信」五个字，再加上各人名字中之一字而成，譬如说梅光培的堂名是「仁培堂」，朱卓文的则为「义文」，明德的叫「礼德」，向松坡的谓「智松」，张子廉的呢，便称为「信廉堂」了。
帮会人士有一句口诀：「但见金盆开花，不闻清洪分家一，辛亥革命成功，「鞑虏」业已如愿驱逐，清帮洪门中人，由于身份渐次公开，往来日见亲密，洪门中空前绝后开过双山号称「双山头大爷」的杨庆山，和清帮里「一步登天，领导群伦」的杜月笙，数十年来通诚合作，彼此呼应，便是最佳例证。杜月笙初到香港香港洪门中人仰他的盛名，争欲一睹风采洪门「检口令」中有道是：
「洪门访的是将才，古来英雄多亲爱！」
但是他们乏人援引，没人介绍，苦于不得其门而入，杜月笙那头，更是亟于结识香港的洪门人物，希望能够引为赞助，俗话道：「强龙不压地头蛇」「唯有行客拜坐客」，他要在香港拜码头吧，偏是门径不通，礼数不熟。两方面便这么僵住了，因而便传出许多流言蜚语，还有人形诸笔墨，写成趣味盎然的篇章。据说杜月笙初到香港某日午后，柯士甸道公馆里突来一名壮汉，拿出手枪，对准杜太太，嘱将臂上金镯褪下，让他带走。威胁之下，杜太太（按时间推算当然是姚玉兰）唯有照办，壮汉临行之前，向姚玉兰说：
「我们并不稀罕这点东西，拿去只是做个标志。你丈夫是上海大亨，彼此原属同道。到了香港，莫说依照帮规，应得认识『前人』，寓论平常交游，行客也须先拜坐客。你丈夫未免太托大了，所以我们不得不玩上这一套。」
说罢，扬长而去。后来杜月笙知道了，自承失之大意，确属理亏。访得当时香港在帮的以年近七旬的谢老头子辈份最高，乃备具全名红帖，登门造访。谢老头子原是「打渔杀家」里萧恩一流人物，相见之下，慰洽平生，义气博义气，显出一派江湖本色。果然隔日有人登门将金镯璧还，一面赔礼谢罪。于是他在华南帮会上，从此搭上了关系。
前些时姚玉兰在她的台北寓所客厅里，听到笔者提起这一段，她不觉笑了起来，说是：
「这是绝不可能的事，因为那时候，他们谁也不戴金镯子。」
话虽如此，杜月笙初来户到时，和香港洪门弟兄关系较浅，亟须交结，也是事实。这便是他急于召来张子廉的道理。张子廉到了香港，找他早年的老弟兄梅光培、朱卓文，杜月笙才跟洪门人物「慰洽平生，互通声息」，尽管他在客中，手头相当「拮据」，但是他对洪门弟兄还是一掷千金，掬诚交好，譬如杨庆山的左右手刘联珂，时在香港，写了一部「帮会三百年革命史」，请他题字，杜月笙倩杨千里代笔题了以后，立赠港币五千元，要刘联珂印行十万册，广为流传。
弟兄门徒渐次集中
人马一拨拨来，场面渐渐打开，开旅馆住长房间，终究不是长久之计，于是杜月笙便派人找房子，作小住香港的打算。这香港杜公馆便在姚兰扺步不久以后，设立于九龙柯士甸道一一三号到一一五双开间门面，楼凡三层，恰与上海华格臬路杜公馆相垺。屋主是澳门赌大亨，素有「澳门杜月笙」之称的高可宁，最近大闹澳门，为虎作伥，甘做共党爪牙的澳门烟赌头脑何某要算是他的第三代，「澳门杜月笙」高可宁有的是钞票，前些年他一口气娶了两位「名儿媳」，一个是葛兰，一个是尤敏
起先张骥先、吴家元、顾、芮、叶等人大家住在一道，后来各人的家眷也来了或有了，顾嘉棠、芮庆荣搬出去自立门户，这两位以及往后陆续从上海来的朋友、弟兄或门人，大都住在柯士甸道前后左右，亦卽德承街上一些公寓房屋，四面围绕，把杜月笙簇拥在正中间。
许世英于民国二十七年一月二十日，自驻日大使任内下旗归国，没有寻到房子以前，便住在香港杜公馆三楼，居室和老革命党张骥先遥遥相对，闲来无事，他临了八大幅王右军的圣教序，送给杜月笙，杜月笙很高兴，悬在客厅的两壁，往后江南名士，革命前辈，和于右任一齐办过民呼、民吁报的前监察使杨千里也被杜月笙接到香港，倘有重要文稿，题词题字，难免要借重他的大手笔。杨千里曾集杜句，为杜月笙题了一副对联，杜月笙便喜孜孜的挂在客厅中间，联曰：
三顾频烦天下计；一生好做名山游。
杨志雄和杨管北两位智囊，由于上海方面事务尚多，这两位总是来回的跑，杨志雄去了上海，杨管北便留在香港，杨管北要走，杨志雄再来。秦待时、江倬云、庞京周、毛和源，一般老朋友，都接受了杜月笙的忠告，相继避难香江，这帮人也是杜公馆的常客，唯独赌兴不如上海时期那么高。
当时杜月笙担任得有两项职务，那是每天都有事情做的，一个是「中国红十字总会」副会长，会长王正廷，时在菲律宾，一应业务，杜月笙交给他的得意门生，「红十字会」秘会郭兰馨代拆代行，郭兰馨便在杜公馆三楼右首要一个房间，作为办公室，长驻治公。─另一个职务是「经济委员会常务委员」，主管第九区的振济工作，日常行政事项，杜月笙派他另一得意门生林啸谷负责主持，林啸谷在楼下也要了一间房，每天过来办事。因此，柯士甸道一一三──五号杜；里面又设了「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和「振济委员会」两大机关。
振济委员会的对面，住的是以芮庆荣和吴家元，后来叶焯山到了，芮庆荣的家眷不旋踵也赶来，他搬到德承街去自立门户，他的那间房便移交给叶焯山，──叶焯山在当时算打杆，这位百发百中的神枪将，他一直在香港替杜月笙把头一道关顾嘉棠跟芮庆荣两个，住是住在外头，每天中午以前，一定会照往先早年的老规矩，准时准刻，到杜公馆来向月笙哥报到。机密大事，还是要老兄弟商议参详。
杜月笙自己一家，不论来了多少人，总归是「杭不啷」住在二楼。
无意间，仿效了曾国藩的会食制度，每天中午，开一桌饭人多再加，家人父子，亲威朋友，老弟兄，师爷秘书，还有学生子们，谈谈说说，聚而食之。菜色不多，却是极精，因为港沪之间多的是轮船飞机往来，香港市场买不到的江南菜肴，川流不息送到杜公馆，因而使这一帮流浪客减了莼鲈之思，餐餐吃得朵颐大快。交换消息，商议事体，在这一餐饭间轻松愉快的进行。
杜月笙在香港，吴家元怎么会贴得这么近？那是因为杜月笙负有重大任务，必须借重他的关系。吴家元做过青岛盐务督办，他曾是张宗昌的门下客，跟过气的北洋要人都很熟。除此之外，日本在华三大特务机关「松、竹、梅」之一，「松」机关的主持人和知鹰二，他手下有两名爪牙，何益三和李择一，跟吴家元一是好友一是赌伴藉这点香火缘，他可以自由出入华北沦陷区，达成杜月笙交付的使命。
民国二十六年十二月十六日，中日大战进行了五个多月，我国首都南京陷落，日本军方希望趁此机会，迫我订城下之盟，所以，两天后的东京「朝日新闻」便发表消息：「中国若愿议和，日可停止战争」，但是，我国上下已经决心抗战到底，中外人士都认为战事延长，日本必败，英国记者尤脱莱在战争前夕，便写了一本着名的书：
「日本的泥足」
（Jpn’sFeetofCly），战事开始，上海撤退，亚细亚杂志迅卽着论指出
「当日本军阀冒冒失失的毁坏了大上海的买办阶级资本家与江苏、浙江的银行家与地主，它便错过了获胜此次战争的唯一机会，因为──毁坏了他们便等于毁坏日人所欲实现和平妥协所必不能缺的份子，毁坏了他们的经济基础，以及他们在政府具有左右力量之政治势力。」
南京失陷，日本亟欲结束战争，他们授意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向我国提出议和条件，与此同时，进攻芜湖的日军第六师团都已经奉令「凯旋」，日本兵欢声雷动，纷纷将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