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嗣后，根据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所作的统计，自民国二十二年秋，迄二十三年九月，仅此一年之间，湖北（绝大部份在武汉）捕获的共党份子多达一百八十五人，其中有八名省委，四十三名属于县委、区委阶层，在全国各省位列第十。在这极可观的纪录中，以杨庆生系统的人员致力最多，吴绍树在汉口市党部工作，他把此一铁的事实看得很清楚，对共鬪争是他的主要职司之一，他有理由也有决心设法争取杨庆山，录为己用、获其协助，或者声应气求，切取联络，都可以使他在本位工作上有所表现，那正是他脱颖而出，青云直上的唯一契机。
吴绍澍在汉口，曾经千方百计的设法接近杨庆山，却是苦于难获要领，不得其门而入，吴绍澍有所求于洪门大哥，杨庆山则并不把市党部一位野心勃勃的职员看在眼里。多次碰壁以后，给他打听到一个门径，杨庆山最佩服的同道，最要好的朋友唯有上海杜月笙，杜门中人，在武汉普遍的受到尊敬和关拂，杜门杨门，迹不可分，于是，杨门难投，他便不惜跋涉千里，跑到上海去拜托陆京士，想自杜门着手。想当国代这个容易
陆京士晓得吴绍澍的性格及其为人，因而把他的居心和用意，也料了个十中八九，所以当吴绍澍力请陆京士为之介绍，陆京士不是办不到，由于内心的顾虑和疑惑，一开头他便托，并且正告吴绍澍说：
「老兄，恒社弟兄讲的是有福同享，有难共当，尤其杜老夫子待人无微不至，恩重如山，彼此之间只有『道义』二字摆在心上，这不是寻开心，开顽笑的事情，希望你三思而后行。」
然而，吴绍澍意志坚决，大有不到黄河心不死之概，逼急了，陆京士便跟他摊牌来说，郑重告诫：
「你要是为了达到政治目的，想利用杜先生和恒社弟兄，那你就大大的不应该了。」
吴绍树还不死心，又找上了杜月笙的另一爱徒陈君毅，陈君毅和吴开先很要好，吴绍澍旣是本党同志，尤有投身杜门的一腔诚意，他没有陆京士的多方考虑，于是一口答应，尚且很热心的代他往说陆京士。陆京士无可奈何，遂与陈君毅同为吴绍澍拜师的介绍人。
那日不但吴绍澍踌躇满志，连杜月笙也因为又收一名高徒，显得眉开眼笑，喜气洋洋在华格臬路小客厅里，吴绍澍肃杜月笙上座，当着陆京士、陈君毅等诸人的面，满腹欣喜，毕恭毕敬，行了三个九十度的鞠躬礼。然后，双手递上拜师红帖，帖上写好姓名、三代和两位介绍人，──陆京士与陈君毅
杜月笙细看吴绍澍时，两道浓而黑的眉毛，一张阔大无比的嘴巴，中等身材，相当结实，说话沉着有力，谈吐便给而中肯。一望可知，是个能干脚色，办事人才。吴绍澍给杜月笙第一个印象好得出奇，在上海着实讨了些时老夫子的欢心，吴绍澍趾高气扬，满载而归的回汉口。他已成为和陆京士、陈君毅、朱学范诸人等量齐观，不分轩轾的杜门爱徒，一个口信带给汉口杨庆山。这位目空四海，声势显赫的红门大哥，从此改容相向，合作无间，吴绍澍的目的顺利达成，他在杨庆山以次红门弟兄的全力支持下，果然出人头地，迭建奇勋，他成为汉口市党部的要角、红员，不次拔擢，扶摇直上，奠立了他往后一帆风顺将及十年的稳固坚实政治基础。可是，与此同时，杜月笙身边也自此埋下了一条祸根。十年后，这位受惠特多的杜门高足，便过河拆桥，恩将仇报，口口声声否认他是杜月笙的学生，尤且，一手高擎「打倒恶势力」的大纛，一手挥舞无形的利剑，将战后已无租界可资凭籍的杜月笙，刺戳得鲜血淋漓，形成杜月笙的生平唯一憾恨。
民国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国民党五中全会决定宣布宪法草案，及召开国民大会日期，这也是促使吴绍澍下定决心拜杜为师的因素之一，国民大会代表之选举厥重地方群众基础，杜月笙当时实已掌握了上海及其近郊各地的广大群众，吴绍澍是江苏松江枫泾镇人，他有意角逐此一最高民意议席于是他在选举期届重来上海，直接向杜月笙透露他的愿望，杜月笙微微的笑，满口应允的答道：
「这个容易。」
有了杜月笙的「言话一句」，吴绍澍不由大喜，果然，民国二十六年初，国民大会代表特种选举候选人名单发表，杜月笙、吴绍澍和许许多多位恒社弟兄，一概榜上有名，吴绍澍兴冲冲的到上海来从事竞选活动，他得了杜月笙的保证，连竞选费用都没有带够，却是，恒社弟兄在上海还怕缺钱用吗，当他把自己的「费用不继」困难向陆京士一提，陆京士毫不迟疑，顿时借了一千大洋给他。──这笔钱往后无论吴绍澍怎样发达他都不曾归还，因此时至今日，他那张亲笔借据，还捏在陆京士的手里。中日战前一段秘辛
民国二十五年底，和二十六年初，中日关系空前紧张，华北华中，两军严阵以待，大战
一触卽发，但是我国建设伊始，准备未周，中央秉承蒋委员长的指示：「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因此，当时的国策是「力谋以外交方式调整中日两国邦交，冀弭战祸。」
日本方面，从民国二十五年起，外相广田弘毅提出了举世闻名的广田三原则，作为日本侵略中国所应采取的路线。所谓的「广田三原则」简言之为：
一、中国政府澈底拒绝反日。二、中日「满」合作，华北特殊化。三、中日「满」共同反共。揭开广田三原则的虚伪面具，骨子里，广田给中国人下的毒药是「经济提携」
，也就是利用经济提携方式，来推进它的「大陆政策」，完成「日满支集团」的迷梦。抗战爆发的前一两年里，无可否认，大多数国人都被这美丽的糖衣所迷惑，以为中日大战在短暂时期可以避免，藉外交途径可以解决中日问题。
日本「经济提携」运动的最高潮，便是民国二十六年三月十二日，日本新外相佐藤在众议院发表演说，声明日本对华政策是仍然坚守广田三原则，不放弃旣得利益。两天后，日本便派出了一个大规模的「经济考察团」，以日本国家银行总裁儿玉谦次为团长，重要团员中有当时的大日本制糖株式会社社长，政坛要角，战后曾任外相的藤山爱一郎。
这一个「经济考察团」之来华，在战云弥漫，低气压笼罩下的远东，可谓举世瞩目，咸寄厚望，因为，它的成功，至少可以暂保东方的和平，它若失败，战火恐将不旋踵而爆发。
中日双方对此一和战关键的「考察团」，事先早有周密妥善的安排，多一半为了敷衍日本人的步步进逼。有关方面同意，以日本经济考察团为骨干，配合我国的金融工商界有力人士，合组一个「中日贸易协会」，负责推进「日支经济提携事项」。
拟议中的「中日贸易协会」，分设筹备主任二人，华方主任委员为华北金融巨子周作民，日方则系日本银行总裁儿玉谦次。这样子安排，日方又恐周作民不能代表南方的金融工商界，于是他们透过外交途径，表示希望杜月笙也能参加。因此，政府乃指定杜月笙为该协会的常务委员，同时，中日双方都要求他负起「经济考察团」抵步时的一应联系招待之责。
这一项重要的任务确使杜月笙的声望为之增进，地位为之提高，然而，却也带给他碍难出口的极大痛苦，在基本立场上，他是不折不扣的爱国反日主义者，为此他迭曾有一鸣惊人的表现，另一方面，他更是上海金融工商业者的义务保镳，大家寄望于他利用地方势力抵拒外来入侵力量，日本经济考察团分明是挂着侵略者的招牌而来，政府方面也在战备不够充份之际，有意委曲求全，在这种情形之下，全国金融工商业者以至各地民众都得准备牺牲，
「以空间换取时间」，「以最后牺牲之决心为和平最大努力」，任何人都不能违反旣定国策，问题在于，杜月笙有多大的权限，能够代表全体商民，在蚕食鲸吞，贪得无餍的日本经济考察团对面，作迫不得已的让步。
当儿玉谦次一行抵达上海，周作民、杜月笙等予以盛大热烈的欢迎，杜月笙正强颜欢笑，满腹愁闷，很幸运的使他间接获得中央的指示，因而得以心胸一壮，开始坚守他自己的立场。日本「经济考察团」在民国二十六年三月十四日抵沪，当天便接奉蒋委员长的请柬，于是，次日便由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