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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颂等人造完了这件巨大的仪器以后，翰林学士许将又给朝廷上奏说，
元祐浑天仪象，实际上是仪和象这两件东西合在了一台仪器中，还不如造一
台仪器，兼有仪和象的功用。许将的这个奏书，被朝廷批准，并交给苏颂去
建造。
1089—1092年，苏颂造出了这件仪器。
1959年，王振铎作出了这件仪器的复原模型，在中国历史博物馆陈列。
1962年，王振铎发表了这件仪器的研究报告。他指出，这件仪器是中国
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具假天仪。
苏颂、韩公廉所造的假天仪是一具像人体那样大的天球仪。天球用竹条
做为骨架，外面糊纸。在纸面上按星星的位置凿了一个一个的孔。人由球南
端开的口中进入球内，就可以看到满天的星斗。在球的转动轴上还挂有座椅，
供观星的人乘坐；转动轴上还装有手轮，可以用来转动仪器作较快的旋转，
以使观星者立刻可以得到星星东升西落的印象。这台仪器是近代天象仪的祖
先。像北京天文馆用来表演四季星空的机械式的天象仪，20世纪初期才出
现。苏颂在800年前“因星凿窍”，借室外自然光，在室内观看表演设计，
是很巧妙的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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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新仪象法要》
苏颂、韩公廉等入造的水运仪象台和假天仪，其中许多技术比国外领先
了400—600年。
苏颂主持创造的水运仪象台，是 11世纪末我国杰出的天文仪器，也是世
界上最古老的天文钟，国际上对它给予了高度评价。它的主要贡献是：
第一、为了观测上的方便，它的屋顶做成活动的，这是今天天文台圆顶
的祖先；
第二、浑象一昼夜自转一圈，不仅形象地演示了天象的变化，也是现代
的天文台跟踪机械——转仪钟的祖先；
第三、苏颂和韩公廉创造的擒纵器，是后世钟表的关键部件，因此，它
又是钟表的祖先。
公元1093年，太皇太后高氏去世以后，宋哲宗开始亲政。苏颂辞去了官
专门从事《新仪象法要》一书的撰写工作。
1094年，宋哲宗改年号为绍圣元年，起用新党的章惇（1035—1105）为
宰相，贬逐高氏所用的旧党。新党中有人说，苏颂等人的仪器是元祐年间制
造的，应当把它们毁掉。这时，幸亏有个中书舍人 （负责起草诏令工作）林
希找到章惇去疏通，章惇去看了这些仪器以后，认为这些仪器的确造得精美
绝伦，就没有把它们毁掉。
公元1096年，苏颂完成了《新仪象法要》全书，这是一部代表11世纪
我国天文学和机械制造杰出水平的重要著作。
可是，令苏颂意想不到的是，他死了20多年以后，公元1127年，金兵
攻入了开封，苏颂的这些仪器和北宋皇朝的大批图籍宝器一起被搬到了燕京
（今北京市）。这些仪器从开封拆下来以后，在运至燕京等候发落的漫长过
程中都被毁弃了。
虽然苏颂、韩公廉等人所造的仪器没有被保存下来，但是由于苏颂为我
们留下了《新仪象法要》这部全面介绍水运仪象的著作，使我们仍然可以了
解这座水运仪象台的重大科学价值。
苏颂的《新仪象法要》一共分为3卷。卷上是介绍浑仪的，卷中介绍浑
象，卷下则介绍水运仪象台的整体和水运、报时的机构。除了卷上的开篇是
苏颂的《进仪象状》之外，其它都是采用了先图后文的方法，详细地介绍了
仪器的整个面貌和各个部件的结构及其运转的方法。
《新仪象法要》一共有47幅仪器构造图，这些图都是中国科技史上非常
宝贵的遗产。我国自东汉的张衡以来制造过许多机械化的天文仪器，但都没
有留下详细的记载，更没有图形能够流传下来。我们靠苏颂的《新仪象法要》
这本书，就可以揭开中国水运天文仪器的秘密了。所以说，苏颂的 《新仪象
法要》这部著作，它的历史意义并不比水运仪象台本身的意义小。王振铎就
曾经说过，这些珍贵的附图可以说是我国遗存最早的机械图纸，这些古老的
图纸，虽然与今天的图纸在表达方法上多有不同之外，但是它的一点一线都
是有根据的，和书中所记载的尺寸数字都是准确符合的。特别重要的是，依
据《新仪象法要》的机械结构图我们才能彻底弄清天衡的全部机构和工作原
理，由此才肯定了它是锚状擒纵器的祖先。
我们从《新仪象法要》这部书中还发现了水运仪象台已经采用了屋顶可
以活动的观测室。因为在卷下《水运仪象台》这一条中有这样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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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浑仪……其上以脱摘板屋覆之。”
这条记载是世界上最早的活动屋顶观测室的记载。在这以前，观测用的
天文仪器都是在露天放置的。这里我们可以和国外的情况进行一下比较：
13世纪的时候，阿拉伯人也曾把一些天文仪器放入室内，但是他们放置
仪器的屋顶是开缝的，不知道他们是否有了遮蔽风雨的办法。
1561年，在欧洲普鲁士卡赛尔天文台出现了最早的活动屋顶观测室。
17世纪望远镜发明以前，欧洲有许多天文仪器还是露天搁置的。
苏颂的《新仪象法要》卷中还有5幅星图。这些星图也是世界星图史上
的稀世珍品。这5幅星图一共分为2组。
第1组是1幅以北极为中心的圆图，2幅以赤道为中心线的横图。这组
图与我国考古学家在敦煌发现的星图一样，是继承了古代传统的星图画法。
第2组星图的画法是苏颂自己创造的，它们分别以北极和南极为中心，
赤道为外界的2幅圆图。图上所绘的是三国时代的陈卓（约230—320？）所
定的283颗星官1864颗星。图上石申夫（公元前4世纪中期）星官的星、巫
咸（古代传说中的神巫名）星官的星为小圈，还有甘德（公元前4世纪中期）
星官的星。
这5幅星图的后面还有9幅四时昏、晓中星图，绘出了二分（春分、秋
分）、二至 （夏至、冬至）日昏、晓2个时刻正南方的赤道度数和太阳所在
的位置。这些恒星的位置以及图上所附的28宿的距度数值和昏、晓中星、日
所在的度数等等，都出自于公元1084年的观测，它们的误差是非常小的。
苏颂在从事《图经本草》的编撰和水运仪象台的创造等科学研究过程中，
能够注意发挥集体的力量和智慧，敢于提拔人才，他在领导建造水运仪象台
的过程中，不仅表现出作为一个科学家的渊博学识，而且充分发挥了一个科
学活动的组织者的组织才能。苏颂首先推荐起用了有真才实学的吏部守当官
韩公廉，又组织当时太史局的一些年轻的生员、学生共同合作。苏颂等在设
计制造新仪器过程中，认真吸收各家之长，加以创新。比如在仪器的构思上，
他们广泛吸收了以前各家仪器的优点，尤其是吸取了北宋初年天文学家张思
训所改进的自动报时装置的长处，在机械结构方面，采用了民间使用的水车、
筒车、桔槔、凸轮和天平秤杆等机械的原理，把观测、演示和报时设备集中
起来，组成一个整体。关于这一点，苏颂自己也是这样表示的：“今则兼采
诸家之说，备存仪象之器，共置一台，台中有二隔，浑仪置于上，而浑象置
于下，枢机轮轴隐于其中，钟鼓、时刻，司辰运于轮上，木阁五层蔽于前，
司辰击鼓、摇铃、执牌出没于木阁内，以水激轮，轮转则仪象皆动，此兼用
诸家之说也。”
苏颂本身是一位封建士大夫，晚年又位居高官，但是他热爱自然科学，
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投入到科学活动中去，并且以多方面的优异成绩丰富了祖
国的科学文化宝库。这在封建社会中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因为，在当时封建
社会中，由于受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封建士大夫一般走的是读书做官之路，
读的主要是儒家的经典著作，如四书《论语》、《大学》、《孟子》、《中
庸》）、五经《诗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