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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他1899年10月24日写的那封信中了解到，他那时正深入到克隆代克矿区；显然，他正在写《喷金的火山》，但这部作品直至1906年才发表！他本人也估计到，自己或许见不到这部作品问世。他写信给他的出版商说，“正如您知道的那样，由于我坚持工作，我已经写好了一批作品。其中有几部很可能要成为遗作。”事实上，继《第二祖国》之后，还有13部作品将要发表，其中就有《喷金的火山》和其他7部遗作。
他竭尽全力去对付岁月和疾病给他的摧残，1899年3月14日，他怀着失望的心情写道：“但这并没妨碍我全力以赴地进行工作。要是不工作，我将会变成啥样子呢？”《第二祖国》发表于1900年，五月份，他还在修改这部作品中的地图。
1900年5月16日，他决定放弃夏尔·杜布瓦街他住了18年的那幢“空气沉闷而又冷冷清清的大房子”，搬回到朗格维尔林荫道44号他原先住了八年的那个住家。由于房子需要较长时间的修缮，直至年底，他仍处在“搬家的气氛中”。
奥诺里娜那时已年届70，进行社交活动的年代已经过去了。她不得不心怀惋惜地离开这座楼房，而这座楼房也的确太大，难以保证取暖。她心甘情愿地回到她早先兴高采烈地离开的那所房子；她丈夫则为回到他那间修土单间里的写字台前而感到高兴。
虽然新住宅的修缮工程始终没完没了，使他为搬家的事受到严重的干扰，但他仍要求把《大森林》的校样给他寄来修改。
他对重审德雷福斯案的原则违心地表示赞同；但这是在损害了他对一个共和社会的看法和承认这个社会有时也包藏著作弊行为的时候，他才表示赞同的。这正是这起不幸事件所造成的痛苦之原因；这次事件远远超出德福雷斯本人，而动摇了人们认为建立在法律和正义基础上的秩序；对一个1848年革命的老共和党人来说，这次打击是极为沉重的。从此，他必须按新的观点去看待社会结构。
他越来越多地幽居家室；他的生活很有规律：黎明，甚至在黎明之前，他便起床，随即开始工作，11点钟左右，他出外走走，但因双腿行动不便，加之视力衰退，他步履十分谨慎。草草吃过午饭后，他吸点雪茄烟；他坐在圈椅里背向光线，好让用鸭舌帽保护着的双眼得到歇息；他沉默无言，凝神静思；随后，他一跟一肢地到工业品公司去翻阅期刊，然后到市政厅去；有时也可发现他在大学俱乐部或联盟俱乐部；在朗格维尔林荫道散步片刻，他便回家去了。吃点东西后，他上床去休息几个小时；要是没有睡意，他便去作填字游戏，他一共作了4000多张填字游戏！
偶尔有几位朋友来访；他态度始终是那样和蔼可亲，倘若他对某个问题发生兴趣，他的劲儿又来了，谈起话来头头是道；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他非常俭朴，而且蔑视社会舆论；在大街上，倘若他感到疲劳，他随时会毫不犹豫地坐在别人住家门前的台阶上。
在日常生活中，他经常是沉默寡言；他故意使自己保持沉默，避免一切废话，仿佛担心这些废话会干扰他的安宁。他只是在需要发表经过深思熟虑的意见时才插话。他干方百计地躲开无谓的争论；要是出现这种争论，要是有人提出跟他相反的意见，说爱伦·坡那种反乎常态的幽灵在四周徘徊，他也不会坚持己见。
这位老人对任何可能引起争吵的事的确十分讨厌；他已经饱受家庭不和的苦楚。他通过自身的体验深知，对先入之见须加以提防，问题总是有好几个方面，在考虑成熟之前轻易下结论，这无疑是危险的；他性情宁静，尤其心胸坦荡，这是一种很好的美德。
岁月在流逝，他知道自己能活的年头实在不多了。他觉得自己四肢不大灵活，仍然管用的只有自己的脑子。他到了对自己作出总结的年岁。在这份总结表上排列着各种挫折和成功，而挫折所占的分量实在太大了！他一直没忘记自己的童年和青年，没忘记尚特内和小山岗；他还记得盖尔什：卡罗利娜的影子使他想起自己的情感所遭受的第一次挫折，他对文学的雄心始终无法将这种挫折彻底遗忘；大仲马、《折断的麦秆》、巴黎歌剧院，所有这些既十分遥远、又近在眼前！他曾经想在戏剧中获得成功！却只取得少许引人注目的成就。交易所呢？多荒唐的念头，无非出于对奥诺里娜的爱情！他父亲怎么竟同意帮助他去作这种双重的蠢举呢？证券经纪！他可是最瞧不起金融界的；结婚！他实在无法向这位年轻俊俏的女人提供她所憧憬的娱乐。他早就告诉过她，这种婚姻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可怜的奥诺里娜，当他撇下银行的业务不管，将时间耗费在胡乱涂鸦的时候，她大概过着非常凄怆的日子。
这些年来所做的工作无疑能够满足他的好奇，但会不会徒劳无益？赫泽尔对他表示信任，他终于认为自己创造了一种新文学体裁。就这样，他的名字被列入了职业作家的行列！《哈特拉斯船长历险记》、《地心游记》、《海底两万里》！他满怀激情地走过了自己开创的这条新路。对，这只不过是一个书业上的胜利！他被自己的成就所固，将自己的命运跟《教育与娱乐杂志》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了。
可是，多少人在他周围死去了，虽然这些死亡是无法避免的。1887年2月15日，他母亲突然去世，将连结着这个人口众多的家庭的最后一线联系也割断了。
他父亲是个审慎的爱出主意的人。随时都准备扶助他，但早已寿终正寝。接替他父亲的赫泽尔曾以自己的友情支持过他，但也于1886年3月17日离开人世。
他弟弟保尔是他最要好的朋友，也在1897年病故；起初，他满以为夺去保尔性命的心脏病发作只不过是一种新的危象，因而给他侄儿写了这样一封信：
亲爱的莫里斯：
接到你的来信，得知你可怜的父亲的消息，我深感
难过。
我一直希望他能战胜这次持续时间如此之长的发
作，希望你妹妹的婚事不要推迟。这对他是一种莫大
的喜悦和安慰，他现在需要的正是这种安慰。
因风湿症加上支气管炎，我行动极为不便，极少出
门，大概不能去看望他了。
请随时将情况告诉我们，亲爱的莫里斯，请相信你
忠诚的伯父。
儒勒·凡尔纳
于亚眠，星期日
但仅仅过了几天，他便接到了噩耗。
脱离一个世界，也感觉到这个世界在脱离他。后来他说过：“我真傻，居然出生在查理10世时期！”他再也没有力量去适应一个远离他而向前发展的新社会。在1900年的那场骚动中，他预感到了危险，他吃力地去寻找他曾经热爱过的共和国的形象。他儿子的一家住在巴黎，迫于环境，他隔很长时间才去看望他们一次。他的两个养女使他感到失望。他实在难以原谅她们对米歇尔一家所采取的那种敌视态度。可以肯定，他们的确无法和睦相处，她们那一方过于刻薄，米歇尔的性子也过于暴躁，事情的确难以解决。
科掉悲愁，他更多地去考虑一直跟他保持友好而又素不相识的公众和读者，考虑年青的一代。他为这一代年轻人贡献了毕生精力，但说不定他们今后会变成忘恩负义的公众！难道不正是这些公众组成了他的真正家庭吗？
他的健康受到了损害，家事带来的烦恼固然是造成这种沮丧的主要原因，但其中似乎还有另外一种因素。
一个人，对他已有的东西往往不大敏感，对他没有的东西又常常感到惋惜。亚眠的这位孤独者的生活非常充实；他要写作，他实际上也比别人写得更多；他已达到名声显赫的程度。当他还是个大学生时，他曾对父亲保证说，只有文学符合他的爱好，倘若他在文学上为家庭带来某种荣耀，则完全不必要对这种荣耀表示抱怨。如今荣耀有了，但他却不把它放在眼里。他以写作为生，并认为这是一种最美好的职业，因为这种职业能使他仅以纸笔维持自己的生计。有一天，他高兴地嚷嚷道，“多美好的职业！我自由了。我拿起一支铅笔和一叠白纸，然后离群索居，在波波长特佩尔火山上闲坐或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