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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这对我意味着什么吗？——什么也不意味。”
“你说我是个冷血生物也罢。在我看来家父是个摧眉折腰为黑手党工作的三流律师，不，他不算律师，他站到了与公正背道而驰的另一边，同样身为律师的我无法原谅他对待法律的态度。我不想承认这是子承父业，我不认为他是合格的父亲。”
“我曾经以为我永远不会再见到他，也不曾想过人生路上有什么困难需要在他处求得答案，他连一个能令我引以为豪的姓氏都没留下……但这次的案件并非我一个人便能应付得了，我承认我年轻气盛，经验不足。”
“我要回罗马，以同行的身份向一个被黑手党雇佣、利用、并不留一丝情面地抛弃的律师讨教如何操控法律做些不要脸的勾当，去钻法治国家制度的空子，并赶在二审开庭、你们害死苏艾特前回到威尼斯。”
“路还很长，在一切见分晓前还是不要妄下定论的好。”
广播开始催促登机，我看向航站楼外威尼斯雨后的晴天，一架架飞机正在升入天空。水城的晴空明媚而湛蓝如海，让我想起苏艾特那双矢车菊般的大眼睛。那孩子还年轻，像朵向阳花一样含苞欲放，怎么能在这时凋谢。
“小姐，您的登机牌？”
我将卡片和身份证一同递给空姐：“埃莉卡，”我第一次将全名说出口：“埃莉卡·波尔塞林诺。”
飞机起飞的轰鸣声里我又想起妈妈的话。
“冠上波维诺姓氏之时你要忍受身为傀儡的痛苦，卸下波维诺姓氏的那一天，你要直面所有的恐惧来由。”
我是那人的女儿……从今往后走错一步便会重蹈覆辙。
从我在他人面前报上全名的那时起我就知道了——
如果我后悔，就全完了。
作者有话要说： 波尔塞林诺：出自1992年被黑手党杀害的著名反黑法官之一，当时这起案件震惊了意大利
☆、黑手党徒
“你将这团语法和单词糊在一起的胶状玩意儿称之为论文？”
回到罗马的第十天。
被申请一事忙到焦头烂额的我在校长一通电话催促下不得不抽时间回到学校，在被邮箱里成堆的学生论文和各种考勤表折磨得精疲力竭之后，压在最底层的富二代的学期论文作为导火索成功引燃了我这个炸药桶。
我忍住摔书的冲动打了个响指，博士男在下一秒冲到我旁边，下班之前，他气喘吁吁地把那小鬼带到我面前。
我正坐在办公室里写着本月的教学计划，钢笔起落间抬眼瞟了一眼瑟瑟发抖的男孩，他当即腿一软差点跪下来：“教授我、我哪里写错了您告诉我，我立刻改正！”
我冲他笑了笑：“这有点困难啊，毕竟一份论文从开篇标题到末尾署名都没让我看懂一个单词的情况实在罕见。我记得作业内容是旁听一次恶性刑事案件的诉讼过程并独立进行案例分析，整理出十年间的相似案例，对它们的社会影响进行评估，再就法律条文是否有漏洞不足大胆猜测和提出更完备的应对措施。这种小小的实践作业对于一个法律专业的研究生不是很难，但为什么我在你长篇累牍的花体字里只读到一场法庭旁听实录呢，嗯？”
他脸上的血色正在退去，死灰一般的纸浆白正隐现而出。
“我想看见的是你的思维过程，不是你带着一部照相机去法庭再把照片粘在纸上带回来。”
“教、教授，”他磕磕绊绊地回答：“我，我在准备我的毕业答辩和事务所实习……”
“作为你应付作业的理由糟透了。”我把那份论文送进办公桌边的碎纸机中，按钮按下，纸刀只上下挥舞了几次碎末便尽数掉落，他的脸色已跟裁碎的纸片一般破碎不堪。
“本次作业记入你的毕业成绩，重写，三天后交到我的办公桌上，不然事务所的实习申请你永远也别想得到。”
我话还没说完，他已经连滚带爬地冲出了办公室，我听见走廊上有人惊呼起来，转眼博士男正用一副苦瓜脸色瞧着我。
“怎么了？”我关掉电脑准备离开。
“埃莉卡，你从威尼斯回来后脾气变得很糟。”
“So what？”
“我建议你在家休息几天，比如看场电影逛街什么的，总比你现在忙得直打转的好……”
“我的生活一直处于这个节奏，并且我觉得这能体现我的个人价值。”
“价……什么呀，真见鬼！”他一把拉住要下楼的我：“埃莉卡，听我说，有件事情我一直不敢告诉你。事实上，好吧，真要命，我可没有跟踪你……每天你开车来学校，都会有车紧跟着你到停车位，每次的车都不一样，连车牌都没有！”
我终于回头看他：“我知道。”
他的表情几乎是想掐死我：“你被那群黑手党监视了，监视了你知道吗！他们在威胁你！”
“被人威胁于我而言是家常便饭。”我正打开车门，“你还记得我的名片吗？埃莉卡·波尔塞林诺，曾用名埃莉卡·波维诺，罗马律师事务所首席律师，刑法学与国际法学双学位，专职研究恶劣刑事案件。”
博士男钻进副驾驶座咄咄逼人：“这次你面对的是黑手党，你知道这群亡命之徒和普通混混的区别吗！”
“很清楚。”我笑着发动汽车：“所以舍我其谁。”
“埃莉卡！！”
回到罗马的第二十天。
蓝波的电话依旧无法打通，我想他大概气愤之下把我列入了黑名单。彭格列的沢田竟然在一天晚上发来短信提醒我明天暴雨注意出行，惊得我从床上跳起来险些报警。然而他只是在随后简明扼要地说了说案子和一平的事情。
“她回中国了。”
字里行间充满了无奈，不知怎的我也觉得有些愧疚，似乎一切因我而起。一平是个好女孩，但我转念想到这样也好，她选择离开蓝波未尝对她的未来无益。
错的不是我。
之后我再没有听说关于波维诺家族的任何消息，只收到了洪伯发来的快递，他把一些跟我有关的文件和童年的照片送到我手上。这些就是全部了，深夜我抱着那个小包裹走回住处，晚风吹拂里我不禁有些凄凉地想，这些就是我在波维诺家族十八年的全部了么。
回到罗马的第二十五天。
我的话费呈几何倍数翻涨，连日电话几乎不离手，电磁波让我大脑一阵阵酸痛。博士男警告我如果我不想得脑癌英年早逝就离电话远点，还在某天下班时送来了蓝牙耳机。
“我讨厌耳机。”我向他抱怨道。
他正透过车里的后视镜窥探一路跟踪而来的无牌车辆，连日来不明人士对我的跟踪监控几乎无孔不入。某晚半夜三更我失眠，走出阳台想吹风，却与楼下值夜班的黑衣大叔远远遥望撞了正着。
“报警吧，不然给他们点眼色看看。”
那晚我只是发短信调侃了一下这群专业人士全天无休轮班守候的敬业精神，凌晨时分博士男便抱着几把猎枪冲进我家：“我爸爸打猎时用的，防身应该没问题。”
我打开门连人带枪把他踢了出去。
斯图亚特给我的那把手枪却一直装满子弹躺在我的皮包里。
回到罗马第二十八天。
内务部的见面许可从我电脑上弹出时，我正喝下泡面的最后一口汤。
“起来！”正值夏季晌午，天气闷热得如同烤箱，可惜我并非比萨饼或者苹果派什么的，过度蒸烤只能消耗我的卡路里。博士男在我对面的办公桌上睡得像一头死猪，我拍醒他时他惊叫着跳起来以为着火了。
“批准下来了。”我拽着他飞奔下楼，冲出空调房的那一刻烈日便用炭炉烤出的热烈闷得我几乎窒息。车子起动一路赶往市中心，博士男心有余悸地看着三伏天依旧牢牢跟紧我们的黑色车辆：
“他们为什么如此敬业？黑手党的工资很高吗？”
“还行，不过是女人和刺激多一点。”我心不在焉地回答，时间紧迫，我连闯三个红灯赶到了会面地点。
“埃莉卡，三个红灯啊……”
“无妨，你忘记我去年买车时用的是你的身份证吗？”
“Shit，埃莉卡！！”
当我下车边走边翻看手机短信，挨个向帮过我的朋友致谢时，我留意到了屏幕上方的日期。
真巧，我打开皮包找出妈妈的结婚戒指戴到手上。
今天是我的二十五岁生日。
会面时间定在下午14点，地点在罗马市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