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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民警怎么伪装，有经验的眼睛还是会看得出来的。”克里亚奇科说道。“列夫·伊凡诺维奇，既然对眼镜蛇的打击方向判断正确，他就会发现我们，放弃爆炸走掉。”
“如果他可以放弃，逃跑的地方还是有的。”古罗夫说道。
克里亚奇科没有听懂他的回答，莫名其妙地看了他一眼。古罗夫没有理睬他。
“一切都不是这样的，都是不正确的，我错了。恐怖活动的目标是儿童，但很可能不是剧院而是杂技场。”
“那莫斯科艺术剧院、《蓝鸟》的节目单呢？”
“我们找彼得去，我们还剩下一天一夜。”
奥尔洛夫很忙，只好在接待室里等待。维罗奇卡烧开了水，但两位密探拒绝喝咖啡，坐在那里像外来的不相干的人一样。间或有一些侦查人员把头探进接待室里来，一见他们在等待“密友”将军，便理解地点点头就走开了。
终于有两个穿便衣的人从办公室里走出来了。从他们不满的面目表情来看，同将军的谈话，没有给他们带来愉快。维罗奇卡桌上的铃声响起来了，接着传来奥尔洛夫的声音。
“快去找古罗夫和克里亚奇科，马上就去。”
两位密探走了进去，问了好。斯坦尼斯拉夫占住了“自己的”位子。古罗夫打开气窗，但没有坐在心爱的窗台上，而是同朋友坐在一起。奥尔洛夫显得很疲倦，终究年纪不饶人。将军把摆在桌上的文件叠好，塞进公文包里，锁进保险柜中，然后回到围椅上。
“有什么新闻？发生问题以后你打算怎么同巴尔金一起工作？”奥尔洛夫用手掌搓搓脸庞。“头脑里有什么想法？”
克里亚奇科把水倒进杯子里，然后往里面扔进一片可溶的阿斯匹林，把杯子摆到桌上，说道：
“不过，最好来一口白兰地。”
“我准备向巴尔金道歉，虽然我预先说过很可能检查不出什么来。”古罗夫慢腾腾地说道。
“道歉什么时候都不会坏事的，”奥尔洛夫吃完药，皱起眉头说。“从今天起，要把五十公斤重的东西带进莫斯科艺术剧院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谁也不会带，我把这个虚拟情报吞下了。”古罗夫说道。
“怎么改变得这么厉害？”奥尔洛夫大吃一惊。“你动动摇摇，像烂醉如泥的酒鬼。我检查过你的说法，问题是存在的，但你的安排基本上是正确的，我看不出对已经发生的事情有别的解释。”
“我本应感到高兴，表示同意。但现在我确切地知道，安排是不对的，别的解释是存在的。”
“简单点报告吧，从结果谈起。”奥尔洛夫闭着两眼，按摩后脑勺。
“也可以从结果谈起。”古罗夫从口袋里掏出钥匙串和剧目单。”它不是卡在圈子里。”
“你不要说了，是我们自己把那块纸片扯出来的。”奥尔洛夫伏在桌子上，拿起钥匙和节目单，把手指尖塞进两个不太紧的环中间，然后取出来，把钥匙扔了。
“你说要简单点，所以我就这么报告了。纸片不是夹在环边上，而是在环的中央。纸可以从边上滑出来，却进不到中央去。我花了一个多小时练习，你可以不必检查了。如果用刀子把环撬开，就可以把纸塞到环中央去。否则怎么也不行。”
“你是想说我们上当了吗？”奥尔洛夫愤怒地说道。
“我们这一着是走错了，”克里亚奇科插进来说。“当时纸片上是应当有文字或者有图形的。”
“斯坦尼斯拉夫，我们认为眼镜蛇是傻瓜，可他却相信我们聪明。他希望我们刑警得到小纸片以后，找不到完整的东西？你这位密探找过没有？”古罗夫望了望朋友的眼睛。“是吗？”
“不简单，”克里亚奇科开始无精打采地说道。“大概……”
“你别东拉西扯。我感到羞愧，我有责任，我太自负；认为我自己很聪明，而其他的人，则像斯坦尼斯坦尼所说的，是过路人，是顺便来喝杯茶的。”
“又是我吗？我们大家都很好嘛。”克里亚奇科嘟哝了一句。
“大家，这是那些硬往政权里挤的人！”古罗夫发火了。“谁也不负任何责任。领导侦查的是古罗夫上校。”
“别自己打自己的嘴巴了，列瓦！”奥尔洛夫大为生气。“不管怎样，打人用的枝条和手都是可以找得到的。问题不在于谁该负责任，还是那个老问题；怎么办？让我们全面弄清形势，不要急。”
“我不会捣研钵里的水，解释这样那样的情况。我只解释主要的问题。眼镜蛇决定把我们甩到一旁，他周密考虑了这次行动，并且把它实现了。这种层次的恐怖分子是不随身携带武器的。他的手枪放在口袋里，说明眼镜蛇是要去杀人的。”
“是你早就瞒着我的那个老问题吗？”克里亚奇科问道。
“是的，你别打岔，斯坦尼斯拉夫，必须集中精力。他早就决定把莫斯科艺术剧院扔给我们，因此节目单也是早就准备好的。你前不久说过，彼得，身边有一个异己分子并不是坏事。少校告诉眼镜蛇，谈到了他对阿尔焦姆的怀疑。眼镜蛇思考了局势，明白了：通过阿尔焦姆的尸体可以把虚拟的情报捅出去。我以为凶手先是简单地想把节目单塞进阿尔焦姆的口袋里，看到了钥匙串以后，才决定做得更细一些的。可少校已经不再有用了，于是决定将他干掉。我们将要对他采取的措施，眼镜蛇马上就明白了。他也像我们一样，全算错了。运动场不合式，剧院难进去，我认为，他选择的是杂技团。你们知道，我曾经在杂技团工作过，演员们来来去去，还有大量装道具的箱子，总而言之，杂技团像是一个过路的大杂院。”
“杂技团和为儿童的演出，”奥尔洛夫总结说。“这可糟糕透了！”
“他的任务是这样的，但今天的俄罗斯要撼动却很困难。我对我们的政治家评价不高，但他们中间没有食人生番。一定是有人决定在大选前直接搞一场大事故，于是找到了恐怖组织。他们肯定是通过特务机构的叛徒联系上的。”古罗夫发表议论说。
“雅申上校和苏霍夫少校的尸体就是证明，”克里亚奇科补充说道。“两个杂技团今明两天必须关闭。十七日以前也不再搞儿童演出。我在杂技团里查访过，他们最近没雇什么新人。”他突然沉默下来，但奥尔洛夫和古罗夫却对他没有注意。
“如果发起这件事的人知道会取得什么样的结果的话，他肯定会扯掉脑袋上的头发。他充其量是个爱虚荣的人而已，”古罗夫继续说道。“开始‘保卫’阿富汗的时候，他们把军队开进车臣的时候，谁也没法预见到结果。虚荣、不可遏止地希望表现自己，使得他们只要我们自己安全，哪怕洪水滔天也不必去管。而且也没有能够放横栏木的人，卧铁轨的人。”
“所以你就同副部长这么谈话？”奥尔洛夫说道。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阿富汗，自己的车臣。”
“你建议怎么办？”
“关闭杂技团不是办法。照我的理解，眼镜蛇拿了钱和核子爆炸装置，他已经没有回头路可走。如果我们扒下自己的肩章，在舆论界掀起一场笑话，那我们只会把事情搞得更坏。爆炸也阻止不了。被赶进死胡同的眼镜蛇反正都是要扑过来的。他看到他炸不了杂技场，就会到别的地方去搞爆炸。”
“怎么办？”奥尔洛夫重复说道。“我同意，发布新闻，包围剧场、吸引数以千计的工作人员参加行动，都不会有结果。我们的命运，没有人感兴趣，今天辞职都是可以的。”
“星期六打报告辞职是不行的，”克里亚奇科一边擦汗湿的脸庞，一边说。“有责任的是我，现在这没有任何意义。彩色花园路上的杂技团，几天前有一个很相似的人去参加工作。我没报告，决定进行检查，查清了他已去图拉看生病的母亲了，直到十八号才去上班，于是问题就取消了。警卫队长带这个人去看了所有的房屋，他是受雇当保卫员的，放弃了外面的工作，诉说患有神经末梢炎。那个人把什么都仔细看了，确定了安放的地点。”
“今天最后检查的，正是彩色花园路上的杂技团。”古罗夫反驳说。“可移动的核子爆炸装置大约重五十公斤，掌握了现代技术的专业人员不可能发现它不了。必须立即派出警卫人员，眼镜蛇可能改变自己的外貌，叫你认不出来，但要把炸药的重量减轻却不可能。”
“你们要人吗？”奥尔洛夫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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