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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果和鞋印是一样的，总是一件麻烦的事。不过，如果鞋子不见了，麻烦会更大吧？
想来想去的结果，我还是把鞋子拿回去了。很幸运，并没有断定那个鞋印与父亲的鞋子有关，我大大地松了一口气。早上又下了点雪，鞋印变得不吻合了，或是警察根本没想到要拿父亲的鞋子来对照脚印吧？
警察来我家调查父亲的死时，态度非常严厉。我是早有准备的，当然不会被盘问出什么问题。看到其他姊妹哭泣时，我一点也不同情，内心反而有一种痛快的感觉。只是昨天晚上在雪中站立一晚，可能感冒了，觉得非常不舒服，显得有气无力的，看起来反而更像遭遇丧父之痛的女儿。母亲知道命案当时我不在梅泽家，也没有去她那里时，便以为我是巧合因为工作的关系，而留在工作的地方过夜了；为了不让梅泽家的人知道我在工作，所以她便坚称我在她那里——母亲就是这样单纯的人。
现在我想谈谈一枝的命案。
杀害一枝当天，我是第二次独自去一枝家。前一次是去了解地形，两次之间的间隔时间并不长。间隔的时间如果长了，难免让一枝有机会和昌子闲聊，说起我去她家的事。那就容易被怀疑了。我本来准备穿上和她身上一样的和服，但是时间不充裕，不得不把死去的一枝衣服脱下来穿。
我照原先计划在等竹越时，发现衣领上有血迹，便紧张地往暗的地方走。一想到这个计划，我就心跳加速，十分害怕。任谁也想不到一个年轻的少女，会干出这种事。杀父亲是如此，杀一枝时也一样。
我在黑暗的路上，一边慢慢徘徊，一边担心：万一那个人正好今天不像平日一样的在这个时候经过这里，那可怎么辨？为了配合这个时间，我已经杀死一枝了。万一他今天比平日早，已经离开这里了……想到这里，我竟然双脚无力，整个人就要晕倒。所幸，他就在这个时候出现在我眼前。
当我和竹越先生一起进入一枝家时，一股说不出来的血腥味也几乎让我喘不过气，全身无力。但是，竹越先生好像没有感觉到。因为担心衣领上的血迹被发现，我慌慌张张地请他关掉电灯。
后来我才知道一枝死亡的时间，警方推测是七点到九点，我实在太幸运了。实际时间是七点多一点。警方可能是因为这案子是偷窃导致杀人，所以才将时间带拉得这么长吧！
竹越并不是我的第一个男人。
一枝的葬礼之后，我故意弄脏几张坐垫。清洗坐垫的工作当然是我的，洗好了的坐垫，就晾在屋里风干。我这么做，是做为弥彦旅行回来时邀那些姊妹们来一枝家的理由。这时的我，似乎已经对杀人这事渐渐习惯，把这种事当作一个游戏了。并且对即将来到的旅行，充满了期待。
杀害父亲和一枝时，充满了变数，我的心情也很不安。但是这趟旅行几乎一切都在我的计划当中。我提起父亲在手记里说过的事（我们都有被告知一点点手记的内容），酝酿去弥彦旅行的气氛，结果后母她们都同意了。当我和雪子她们请求后母在岩室温泉多停留一天时，没想到后母竟然说她要独自回会津若松。一切都如我所愿。我早就想过：非常在意世人眼光的后母，一定不会带女儿们一起回娘家，因为这几个女儿早因父亲的命案而出名了，回到娘家后，她应该也会一直待在屋子里，不会外出。我唯一担心的事，就是她会叫我和文子婶婶的两个女儿先回去。还好她没有。那一段时间里，我特别注意和她们相处，避免不愉快的情形。
回家的列车上，为了不引起别人的注意，我们很自然地分成了两组，分别是知子、秋子、雪子以及信代、礼子、我。我在火车里提到今天要回一枝家收拾坐垫的事，知子和秋子立刻反对，并说，要去你自己去就好了，我们已经很累了。这种话是很无情的，怎么说一枝和她们都是亲姊妹，和我则是一点血缘关系也没有的人。她们就是这样欺负人，类似的事情太多了，数也数不完。例如说跳芭蕾舞的事，知子和雪子非常迟钝，老是跳不好，而我却表现得很好，于是后母就趁我去保谷的母亲家时，给她们特别指导，到时候再来奚落我。
因为她们不想去，我便努力示好，表示会弄果汁给她们喝，并且说我一个人会害怕，请求她们一定要陪我去。好不容易她们才答应。
我们是在三月三十一日下午四点左右到达一枝家。抵达后，我立刻到厨房弄果汁，杀了五个人。当时太阳还没有下山，天色还亮，用不着开灯。虽然是独立的房子，但是有灯光露出的话，远处还是会注意到这房子里有人，那样就有危险了。
我知道砒霜的解毒剂。但是，我并没有拿到。不过因为厨房的事向来都是我在做，所以我一个人在厨房，她们也不疑有诈，我也不必多费手脚。我就把她们的尸体搬到浴室，然后独自回到目黑的梅泽家。
回到梅泽家的原因，除了是要把亚砷酸的瓶子和附了钥匙的绳子偷偷地放在后母的房间外，也是因为当晚我无处可睡。至于晾在家里的衣物，就让它继续晾着，或许永远不会有人来收拾了。
第二天晚上，尸体已经僵硬了，我就在窗下就着月光，进行切割尸体的工作。
将尸体放在浴室里一整晚，让我感到很不安。可是，浴室是切割尸体最理想的场所，而且，如果先把五具尸体都放在储物柜里，隔天再搬到浴室处理，这样沉重的工作，恐怕不是我一个女子所能负荷的。我也想过，万一因为放在浴室里被发现了，我就立刻在那房子的附近，服下同样的毒剂，假装成被同一人所杀。这样做当然是为了母亲，免得她背负凶手母亲的恶名。而这么一来，就可营造出虚构的凶手为了完成“阿索德”，杀害我们六名少女，但是还没有分解就被发现等云云。
不知是幸还是不幸，尸体并没有被发现。我处理完五具尸体，分配成六组后，再用事先准备好的油纸包好，搬到储藏室，用布盖起来。这个储藏室已经在处理一枝丧礼的时候，被我打扫干净了。这是为了防止尸体上有可能沾到稻草或关东土壤等一切可能成为证据的东西。恰好我们六人血型都是A型。这是有一次我们一同去捐血，我无意中知道的。
如何处理六个人的旅行袋，倒是我分尸结束的一大难题。旅行袋虽然小，但是有六个之多，又不能和尸体一起埋掉。没有办法中的办法，只好每个旅行袋内都放入秤锤，让它们沉入多摩川。切割尸体时所使用的锯子，也如法炮制，沉入河里。
写给竹越先生的信，我早就写好。在目黑的梅泽家休息一个晚上后，第二天——也就是四月一日，就立刻投寄了，接着我才到一枝家处理尸体。这样做，是为了让尸体在还没有开始腐烂以前，就能够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完，而且也让竹越没有思考的时间。
我的身上没有痣，这点母亲多惠很清楚。为了利用痣做为辨认我的证物。我行凶相当久以前，就用铁棒打自己的腹部，再告诉母亲，这颗痣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的。母亲惊讶的程度超出我的想像，她一再的用手抚摸那颗痣。我不禁庆幸还好没用化妆品来画。
结束了一连串的罪行之后，我暂且投宿在川崎或浅草一带的小旅馆。我改变发型和服装，假装成在找工作的样子，心里却十分挂念母亲，想必她一定哀伤得不得了。由于我工作过很长一段时闲，手边有点积蓄，所以暂时之间并无生活上的问题，但是，继续留在日本的话，绝对比较危险。幸好当时日本已经有海外的殖民地，所以早在计划之初，我就想过：如果计划能顺利进行，我就逃到中国大陆去躲起来。虽然我很挂念母亲，可是我却不能让母亲知道我没有死的事情，因为她是个不会说谎的女人。我连母亲都得隐瞒，总觉有点残忍。但是万一母亲暴露真相，她所受到的痛苦，相信大于以为我已经死了。因此，我忍受着椎心刺骨的哀痛，离开了日本。
说来幸运，我投宿在某个旅馆时，认识了一个女服务生，她正好要举家加入一个满洲移民团；在我百般央求之下，她愿意让我加入他们家，一起到中国大陆。可是大陆并不是别人口中的天堂，土地虽然广大，但是冬天气温却常在零下四十度。做了一阵子的田里工作后，我便去“北安”服务。当时实在不是一个女人单独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