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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然而我仍感到惆怅。我父母诞生的地方竟差一点成了他们儿子的葬身之所。
我们登上“黑鹰”，继续原定的行程，我看望了俄亥俄州国民警卫队派到牙买加帮助修路的一支部队，以及美国空军在一座名叫“情人跳”的悬崖峭壁上修建的跟踪贩毒活动的雷达站。正式访问到此结束。接下去是寻根问祖的旅行。
我们坐进牙买加政府提供的一辆吉普车，朝北驶向内地，转上一条尘土飞扬的土路。这条路活像这块红土地上一道长长的伤疤。漂亮的房子看不到了，眼前只见简陋的村舍。路越走越窄，最后我们不得不下车步行。徒步走了大约15分钟，忽然间在我们面前冒出了当地政府的长官——“卡斯图斯”——以及警察局长和另几位官员，向我们表示欢迎。我们跟着他们走上缓坡，过了小土岗，一条坑坑洼洼的小路把我们引向一片小谷地。在那里出现了魔术般的情景，不知从哪儿一下子冒出来许多人。很快就有200来人围上我们，老老少少，有的衣着华丽，有的衣衫褴褛，有的穿着鞋，有的光着脚。忽然，响起阵阵乐声，接着出现了一支乐队，一群身穿黑制服的年轻人奏起了《星条旗之歌》。
“这些孩子是你父亲母校的学生。”那位地方长官对我说。乐队奏完美国国歌，就吹奏起西印度群岛即兴舞曲，我对它像对美国国旗一样熟悉。人群开始拍手，向阿尔玛和我们靠拢，拉着我们的手，笑容满面地亲切问候。远处又有一小批人向我们走来，人群给他们闪开路。我激动万分。这是我家的亲人。不需要任何人作介绍，其中有几位是我以前见过的，其余的人一看脸就知道。他们长得很相像，也同我相像。我们来到了托普希尔村，这是我父亲出生的地方。他们拥抱我，自我介绍。艾维？里奇姑姑，穆里尔表兄、克劳德叔叔、帕特堂弟等等，都似曾相识，是远近的亲属。
大家让阿尔玛和我坐在两张折叠椅上，也就是在贵宾席就坐。一位女教师琼？本特，她是我一个堂弟的妻子，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欢迎词。我们又起身，走过几座门廊涂成浓浓的红土色的不错的房子，来到一座小屋前。它的墙壁抹着粗糙的灰泥，屋顶是生了锈的铁皮，屋檐是手劈的木板造成的。6尺宽6尺高的窗户两侧，配有褐色的百叶窗，使这座热带的小民房奇怪地具有一点新英格兰的格调。
小屋里有4个房间，没有自来水，没有电，没有厨房，也没有室内卫生间。全部面积还不及美国的一间平常的起居室。我的亲属们事先赶跑了屋内的鸡，擦洗打扫过一番，做到这一步已经够难为他们了。我站在父亲1898年诞生到人世间的小屋里，一股缅怀先父的亲情在心中油然而生。
走到屋外，我们来到祖先的墓地，那里刚刚拔除过野草，培了新土。人群又一次围拢过来，期盼我讲讲话。我对他们的热情欢迎表示了最诚挚的感谢。其实，我内心真希望单独呆一会儿，有一点时间在这片土地上踏着我父亲的足迹，穿越田野，在他当年熟悉的树林中漫步，想象一下当年父亲住在这里的情景，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他是怎样维持生计的。可是人群一直围着我们。阿尔玛和我在我祖父、祖母的坟墓前作了祷告。我们跟亲属们交换了一点小礼品。妇女们向阿尔玛赠送了她们手绣的漂亮亚麻织品。访问到此结束。
我们回到“黑鹰”直升机上，途中飞过了威斯特摩兰，那是我母亲莫德？艾丽尔？麦科伊？鲍威尔的诞生地。一路上，我寻思着我的父母。当年两个牙买加青年是怀着什么样的梦想，或是出于什么样的忧虑，先后背井离乡，离别他们所爱的亲人，移居到一个他们完全陌生的国度。他们曾否想过，他们走了有勇气而又有希望的这一步，对他们的儿子的命运产生了何等的影响。
第一章卢瑟和艾丽的儿子（3）
我生于1937年4月5日，当时我家是住在纽约市哈莱姆区的莫宁赛德大道。我父母的第一个孩子是我姐姐玛丽琳，她比我大5岁半。我已经不记得我家在哈莱姆时的情景。人们常说，人在孩提时的最早记忆通常与一次闯祸有关，我正是这样。4岁时，我家搬到纽约南布朗克斯区，外婆艾丽丝？麦科伊在家照料我，因为父母都要上班干活。我在地板上玩，把一根头发卡子塞进一个电源插座内。只记得耀眼的火光一闪，我被电击得差一点从地板上跳起来。记得外婆一边骂我，一边把我搂在怀中。父母下班回家后，大人们紧张地议论了一阵子，然后又骂了我一顿，埋怨个不停。这一天给我留下的最深印象，不是触电和疼痛，而是看到了大人们多么疼爱我和关心我，我成了全家注意的中心，觉得自己挺重要。
我小时候最敬畏的人物是一个矮个子男人，身高5．2英尺。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我常常倚着我家窗子朝外瞅，看着他身穿外套，系着领带，头上戴一顶浅呢帽，腋下夹着一份报纸，从英特维尔大道的地铁站出来，一步步走过来。他的外套敞开着，随着八字步不停的左右摇摆。他吹着口哨，一路上遇到熟人时，无论是药店掌柜、面包房师傅，还是我们楼房管理员，都停步向他们打招呼。这条街上有些孩子把他当作一个怯懦的有点滑稽的人，但我并不这么想。这个活泼愉快而又自信的矮男子名叫卢瑟？鲍威尔，他就是我的父亲。
他20岁出头就从牙买加移民来到美国。在我出世之前17年，他放弃了在一家店铺当小伙计的工作，离乡背井，移居美国。他从来没有向我谈过他在牙买加的生活，很可惜，我也不曾向他问过。我只知道，他是托普希尔村一个贫苦人家的9个孩子中的老二。他来美国，跟他之前来美国的千百万人一样，无疑是为了寻求一条较好的生路，并且为他的子孙后代寻求一个较好的前途。他搭乘联合水果公司的一艘汽船，一艘真正的香蕉运输船，在美国费城上岸。
爸爸先在康涅狄格州的一家种植园当工人，后来到纽约曼哈顿区当大楼管理员。他最后在曼哈顿服装区第7大道500号专门缝制女性套装和外套的金斯伯格服装厂（后来发展成盖因斯公司）谋到了一份差事，终于保障了他安家立业，成为一家之长。他先在库房工作，然后升为货运办事员，最后当上货运部领班。
我母亲在牙买加的娘家，社会地位比我父亲家略微高一点。她是9个姊妹兄弟中的老大，高中毕业，比我父亲强。当父亲在家务事上以势压人时，妈妈常常唠叨：“你有什么了不起，中学都没有毕业。”在移居美国之前，妈妈曾在一家律师事务所当速记员。她的母亲，麦科伊外婆，个子矮小，善良可爱，讲英语的时候拖着英国人的腔调，又夹杂着非洲口音，我至今一回想起来仍然觉得是在听音乐。麦科伊家族和鲍威尔家族，如同牙买加常见的那样，其祖先混杂着非洲人、英格兰人、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的血统，也许还有阿拉瓦克印第安人的血统。我父亲家甚至还跟鲁姆菲尔德一个犹太人家族有血缘关系。
外婆的丈夫埃德温？麦科伊是苏格兰人，在一个甘蔗种植场当监工，他使我们具有苏格兰人的血统。外婆生了9个孩子，当她被丈夫遗弃时，只有几个长大了，多数孩子还要靠她抚养。她为寻找工作挣钱养活孩子们，离开牙买加，先到巴拿马，然后到古巴，最后到了美国。在美国，她的大女儿，也就是我妈妈，可以帮她一些忙。外婆给人家当女仆，以后在曼哈顿服装区当缝纫计件工，节衣缩食，把节省下来的每一文钱都攒起来，汇回牙买加，养活仍然留在那里的儿女。外婆最后去了她最小的女儿——劳丽斯姨妈家，她俩是阔别12年以后才在纽约团聚的。外婆为儿女们作出那么大的牺牲，而且全家长久分散天各一方，这在我们这些未曾尝过悲惨贫困滋味的人看来，真是难以想象。
外婆给我妈妈起的名字是莫德？艾丽尔，但是妈妈一辈子都被叫作艾丽。她身材矮小，只有5．1英尺，体态丰腴，脸庞秀美，长着一双温柔的淡棕色眼睛，棕色头发梳着40年代的发型，脸上经常带着暖人心田的笑容。她白天在服装厂上班，当缝纫工，忙于钉扣子和修整服装。累了一天回到家，就系上围裙，做饭、洗衣服、熨衣服，缝缝补补，终日忙碌，从不得闲。这就是我记忆中的母亲。
第一章卢瑟和艾丽的儿子（4）
妈妈是一个坚定的工会支持者，是国际妇女服装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