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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兵旅是陆军战略军的一个组成部分。该军由一些精锐部队组成，其任务是随时准备奔赴任何战场作战，它的英文缩写是斯特拉克（STRAC）。我们把斯特拉克既用作名词，也用作形容词，用它来表示随时保持良好状态，做好准备，具有集体荣誉感。例如：“排副，你排是斯特拉克吗？”“是，长官，我排是斯特拉克。” 然而，正像陆军里往往出现的情形一样，在这一方面也做得过了头。形式变得重于内容。注重外表整洁甚至超过了注重战备。我们用淀粉把作战服装浆得像硬板，为的是裤线笔挺。当地有句成语叫“打淀粉”，就是用笤帚把拍打裤子，把裤腿拍开，这样，把腿伸进裤子时，才不至于擦伤皮肤。校阅时我们要等到最后一刻才穿裤子，扣上裤扣，拉上拉锁，最后穿上靴子。这一切都是为了保持军服笔挺，不起皱。这种做法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过不了一个钟头，人人的制服都会变得满是皱褶。可是要保持斯特拉克，就不能不“打淀粉”，我干得比谁都强。这成了一个传统。
“打淀粉”不过是愚蠢传统的一个例子而已。越南战争之后，陆军努力取消种种无意义的做法。我们想让军人生活比较接近平民生活。改成了5天工作，周末休息两天。兵营现在不再像是宽松监狱，而是像大学校园。我们仍举行校阅，但目的是评估一个部队的战备水平，不会因为一个兵背水壶有一点不合要求就给处分。
我接受而且支持我们所作出的大部分有意义的改革，赞成取消“打淀粉”之类的无意义的做法。然而，传统和礼仪对于保持军人的神秘感仍然是必需的。它们能给年轻士兵灌输一种归属感和自豪感。我坦率承认，我怀念以往的某些做法。例如，连长原先有权处理士兵轻微的犯规，把处理结果写进一个绿皮的连队处分登记本，例如：“列兵拉索，未请假外出，罚款50元”，等等。今天，连队处分登记本没有了。为了惩处日常的违纪行为，你也得宣读一个“米兰达条款”① 式的声明，提供证人，请律师，并报请上级主官审批。这一切听起来颇有尊重公民权的味道。可是它损害了小分队所必须具备的某种东西，即连排军官和士官的自主负责精神，一种家庭精神：像父母对子女一样关心年轻士兵，在他们走偏方向时就把他们拽回来。不可否认，在过去的制度下偶尔发生过滥用权力的现象。但这种制度的利大于弊。现在的情形，则像是家庭里每次发生厨房口角就把全家拖上家政法庭。处分权收到了上级司令部和律师们的手中，小分队就失去了原先的某种可贵的东西。
第二章我当了兵（10）
过去，人事和薪饷是在营一级办理。如今有了电脑，这些工作都统一由上级处理，效率高而且省钱。可是，这种非人格化的服务也使我们付出了代价。军官们对自己部属的生活过问得少了，给部属提忠告和帮他们解决问题的作用变小了。在某种程度上，电脑取代了官兵之间的人与人的联系，取代了他们借以凝聚在一起，保持高昂士气的家庭感。我还相信，上了年纪的当过兵的人一定还记得当年的连队食堂，那煤渣地基上的木房子，一头是厨房，一头是食堂，地上摆着野餐式的桌凳，一个角落是军官就餐的位置，另一个角落给军士们用。食堂门口放着垃圾桶，门外挂着一排拖把。今天，食堂都变成“大餐厅”了。我知道大餐厅比连队小食堂经济合算，然而，我依然怀念当年的连队食堂，人们在那小食堂里叽叽喳喳，谈笑风生，充满战友情谊。当然，我这是让怀旧与现实混杂在一起了。在理智上，我知道今天的美国兵和美国陆军是优越的。可是，像所有的老年人一样，我仍然透过模模糊糊的记忆，怀念过去的时光。
我担任A连连长的时间不长，很快就被调到一个新单位，第二步兵团第一营担任营副官。我又一次以中尉的身份担任了上尉级的职务。营副官负责人事、任免、升降、纪律、军邮以及“士气和福利”。我的新上司、营长，是W． C。 艾伯纳西中校，他是阿肯色州人，沃钸塔浸礼会大学的毕业生，是个真正滴酒不沾的浸礼会教友，说话斯文，惊叹语不超过“哎呀！”一词。在他手下，我不能不谨言慎行。
艾伯纳西中校一点也不霸道，但办事认真，格外重视全营的士气。办理一名列兵晋升为上等兵，他要求得跟提升上校一样过细。发军饷必须按时。士兵们在野外挨冻时，必须送去热咖啡和热汤。只要发现一个兵没有得到应有的照顾，就一级一级追查责任。他并不是娇宠士兵，他对他们要求严格，执行纪律毫不留情。这是另一种方式的关怀。
一天，中校吩咐我建立“欢迎娃娃”的制度。我一听感到迷惑不解。艾伯纳西解释说，每逢一名军人的妻子生孩子，要立即发一封营长亲笔签名信，向娃娃父母致以祝贺。再给婴儿寄一封信，欢迎小娃娃到我营做客。他要求这两封信在婴儿诞生的当天寄出。
我怎样才能知道哪个人要当父亲了？难道我可以让全营集合，命令：“谁的妻子怀了孕，向前一步——走！”然后盘问预产期在哪一天。我当时还是一个单身汉，这大概也影响到我干这件事的热情。不管怎么说，我办这桩差事拖拖拉拉。中校把我叫去：“哎呀，科林，你还没有办，真叫我失望！”他这和颜悦色的指责，比我在德国时挨“红脸”巴雷特一顿臭骂还难受。我一回到自己办公室，就马上着手这项人口统计工作了。
我不曾料想到，这项工作一落实，立刻得到良好的反馈。艾伯纳西的良苦用心使大家感动。娃娃的母亲回信，对丈夫的部队把她们看作是部队生活的一部分表示感激。娃娃刚出世不会说话，但可以想象到，母亲准会把第二步兵团第一营的欢迎信珍藏在孩子的档案本内。
艾伯纳西还给我上了有益的一课，就是要想方设法深入下层，接触每一个人。要让每个人都感到自己受重视，是大集体中的一分子。在从根本上说是粗线条的部队工作中，艾伯纳西做到了细致入微的关怀。当时军队里一般人的态度都是大而化之，谁想要老婆，就给他发一个老婆了事，而艾伯纳西却深入关怀每一个部属。
我对副官工作感到头疼，想重新当连长，成天向艾伯纳西唠唠叨叨。有一天，他终于对我讲了几句阴阳怪气的话：“你当过连长，而且当了两次，尽管时间不长。在不到3年的时间内，你现在是第3次在上尉的职位上工作。既然如此，恐怕谁也不会再把你派回连队。”这话似乎是说我已经跳过了那一高度。我还是想当连长，但是艾伯纳西的话是对的。
1961年夏季，我第一次去牙买加，用我亲戚们的话说，是头一次“回老家”。德文斯堡的生活严肃紧张，但总不像在西德冷战前沿那样令人兴奋。我想找点新鲜事干干。我当时一月薪金是290美元，花了182美元买了一张去牙买加的往返机票。临行前，我回家查询家谱，弄清楚谁跟谁是什么关系，以免闹笑话。
第二章我当了兵（11）
地球上还能找出两个地方像德文斯堡和牙买加一样相差那么大吗？转眼之间，我降临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地方，身前身后全是娇艳的鲜花，受到姑姑姨姨、叔伯姑舅和堂亲表亲们的热情欢迎，就像故人重逢一般。我在报名参军时，曾经填写过海外关系，仅父母的亲兄弟姐妹之中家在牙买加的亲人，就有28名。可是，我有点失礼。他们以为我是从富国来的“阔亲戚”，我却没有给他们带什么礼物。尽管如此，他们还是热情接待，把我从一村送到另一村，一家接到另一家，从姨妈姨父到姑妈姑父，仿佛传看一件奖品似的。
我一到西印度群岛，就观察到家家是妇女当政。她们辛勤工作，循规蹈矩，生儿育女，督促子女上进。某些男人却被认为是不怎么样。我见到了所有的姨妈姑妈，而见到的叔叔、舅舅、姨父、姑父却少一些。一天，我和表兄弗农？梅克尔一起开车到金斯敦城里去看望艾丝丽姨妈和威特姨父。我们遇到红灯停车时，弗农指着街角上站着的一个人说：“那就是你的鲁珀舅舅。”
“我想见见他。”我说。
“不行。”弗农回答。
“为什么？”我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