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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序
中国读者对科幻小说可能比较熟悉，但严格意义上说科幻小说就应归属于“幻想小说”（fantasy fiction），与此相区分的是更为常见的“科学小说”（scienc fiction），英国通俗小说《基因传奇》正是一部科学小说。
上海学者黄禄善先生在他的专着《英美通俗小说概述》（一九九七年版）中对科学小说和幻想小说做了细致的辨析：“科学小说不同于科学幻想小说。科学小说的主要特征是根据科学原理与科学事实并在此基础上加以适度的想像，而科幻小说虽然亦以一定的科学原理、事实为依据，但主人公创造的奇迹很大程度上依靠巫术、超自然力量来完成。”（第223页）“对于科学小说来说，它主要关心的是科学技术对我们未来世界产生的结果和影响……所关注的是科技进步对人类社会生活所产生的影响和结果。”（第224页）在此基础上黄先生给科学小说下了精确定义：“科学小说是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发展的一种文学体裁。这种体裁的小说依据科学上某些新发现、新成果以及在这些基础上所预见的，用想像方式描述人类利用这些发现与成果去完成某些奇迹。描写的内容具有高度的科学真实性并且符合科学发展规律。”（第224页）
纵观英美科学小说史，为中国读者所熟悉的十九世纪英国小说有雪莱夫人的《弗兰肯斯坦》，斯蒂文森的《化身博士》和威尔斯的《时间机器》，美国有爱德华·贝拉米的《回头看》等，法国科幻大师儒勒·凡尔纳的作品更是举世闻名。这些作品或针砭时弊，想像未来，或反映科技可以造福人类也可带来灭难的双重特点。二十世纪的科学小说从题材到手法都有了相当大的改变，科学成分更加浓厚。二战以后，人类科技发展突飞猛进。计算机、生物化学、电子通讯等高科技产业一日千里。六十年代之后，英美科技小说界在影视媒体的推波助澜下掀起了“新浪潮”运动。作家不再仅仅关注星际探险和科技造福人类等旧话题，而是在深层次上探讨科技发展对人类社会潜在的负面效应，涉及到科学与伦理道德等方面的问题。如今当历史的车轮即将驶入二十一世纪之际，面对更高更新的科技浪潮，科学小说家们又该作何思考呢？由原子弹到核武器，由卫星升天到宇宙探测；从信息高速公路到“千年虫”，从“克隆人”到国际争抢“基因”的风潮。科技术语和新概念层出不穷，以致于辞典需要不断更新，年年都要评出几大科技新闻，足见科学技术在当代社会已无孔不入，每一个社会“细胞”都与之息息相夫。这个科技大爆炸的时代给我们出了个新的“司芬克斯之谜”——人在这样的时代中究竟是什么？有什么样的地位？如何适应或改造这样的时代以使我们生存得更好？这些都是关心人类前途命运的每一位读者在读了《基因传奇》后不能不思考的问题。
英国作家迈克尔·科迪的这部科学小说以波士顿一家生物基因实验室和中东地区的一个基督教原教旨主义组织的“圣地”为主要空间背景，以想像中的二○○二年为时间背景，集中展现了科技与宗教的矛盾冲突，探讨了科技与人文、科技与信仰之间的关系，戏剧性地编织了一幅构思巧妙、寓意深刻且人物刻画鲜明的未来画卷。小说以当今发达的基因生物工程为现实基础，想像加工既大胆又合理，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小说。它所设想的故事或许就是几年以后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发达国家可能上演的事实。与其说是一种想像，不如说就是一则预言，同时也是寓言。
在这部小说中，基因学家汤姆·卡特和计算机专家贾斯明代表尖端高科技的世界，而神父伊齐基尔、伯纳德和杀手玛丽亚则代表了偏激的宗教世界；一个在阳光下，在高楼大厦里，一个则生活在荒漠的黑洞之中；前者咄咄逼人、生机勃勃，后者神秘莫测，阴森恐怖。两极的碰撞之中包含着微妙的“交流”，有无情的斗争也有不算肮脏的交易。这对核心矛盾是全篇小说的中心内容，衍生出两条交替行进的线索：汤姆和他的天才实验室的成员一直在努力寻找可以对抗癌症的完美基因以拯救失去了母亲的小霍利；原教旨主义的兄弟会组织则一心想寻觅到二次降临到人世间的基督。作者巧妙地将二者结合在一起：用最尖端的科技方法来寻找宗教中的基督基因，从而进一步寻找到新基督的下落。这不仅是小说家的一种艺术加工，也是不容忽视的一种可能：科技已被宗教有神论者多次用作上帝说的例证，迈克尔·科迪实际上指出了一种将科技与宗教结盟的可能性。一方面科技愈发达，人的异化愈明显，主体存在的危机愈严重，人类的精神支柱面临崩溃；另一方面宗教界也图谋变革，适应高科技社会的发展，从而维持有神论的延续。
于是在作家的笔下，科技精英和宗教激进分子走到了一处，前者不能不震撼于发现耶稣身上的特殊基因的神奇性，后者则必须重新审视被自己视为洪水猛兽一般的科技。当然并非所有人都赞同这种短暂的联盟：贾斯明作为一个正直的基督信徒，内心之中难免有亵渎上帝的自责，而玛丽亚身为宗教组织的杀手更是对这种妥协咬牙切齿。但事实是，的确存在完美的上帝基因和活着的转世基督。凶手玛丽亚被鉴定为携带基督的基因后，所有的人都震惊了，包括我们的读者。这里不仅有女权主义的基督观的展现，从小说结构上说这一幕堪称意想不到的妙笔，既是全篇的高潮，又是科技与宗教的斗争契合点，一个完美的悲剧式冲突呈现在我们面前。汤姆、贾斯明、伊齐基尔和玛丽亚等人一齐陷入心理困境，哈姆莱特式的考问与抉择凸显于决定命运的时刻。感情与理智的碰撞足以令人黯然神伤。仇敌与恩人，杀手与基督，恨与爱，信仰与直觉无一例外地交织成冷酷的现实。谁又能断言这不是人类下个世纪将面临的现实呢？
凶手玛丽亚自小在修道院阴暗环境中成长，历尽磨难，锻造了她“简·爱”般不屈不挠的个性和敢于反抗、敢作敢当的性格。明珠暗投的她被迫走上杀手之路，直到拒绝为汤姆的女儿治病，一生注定了缺少“爱”，缺少完美人性中至关重要的“基因”。尽管她天生带有基督的神奇基因，却在无人道的社会现实中后天地丧失了“爱”的能力，作者用这个当代基督的悲剧故事告诉了读者很多科技以外的意义。她能够面对真诚的汤姆，用否定的回答获取行使“上帝的权力”时的快感，即始终不懂得圣经中“骄傲先于堕落降临到我们身上。”的寓言，直至最后才从汤姆写有“给予比索取更能得到保佑。”的纸条上得到“顿悟”，基督的真正本质在于“爱”和“牺牲”。丢失了“爱、信、望”（基督教三教义）中的“爱”之因素，玛丽亚终究成不了真正的基督。汤姆给自己注射了“上帝的基因”后成功地救活了霍利，也赢得了“爱”，因此成了隐喻中真正的基督。小说的结尾玛丽亚的尸首已化为灰烬，作者并没有点明她究竟有没有复活，留给我们思考的是：即便真的有二次降临的基督，他或她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品德和能力呢？有神论者会由衷地赞叹上帝之伟大，使基督信徒们又经历了一番“爱的教育”，而小说中科技成分丝毫不损害宗教的精神，充分显示了作者构思的巧妙，矛盾冲突中没有些微的破绽。小说以汤姆痛失爱妻为序幕，以汤姆拯救霍利趋向终结，正义战胜了邪恶，爱战胜了恨，但现实生活中科学与宗教的无尽纠葛将远不能结束。两条线索错落有致，读者读罢全文，不能不承认科技可以创造奇迹，创造生命，但人性中的善良温情的主脉应是推动科技健康发展的关键所在。
从这个意义上说，汤姆作为一名科学家经历了一次人文主义的洗礼，一次人性的教育，而玛丽亚只能在临死前绝望地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拒绝宽容是当今人类生存的致命缺陷，从种族歧视到宗教排外，从文化上的后殖民主义到政治上的霸权主义，都体现了拒绝理解、排斥平等交流的专断思想。自负必然自大，自傲必然不民主，任何与异己间的平等商讨成为泡影，走进死胡同的后果只能害人害已。所以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领袖哈贝马斯在批判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时指出“消除人的异化，改善社会状况的惟一途径在于‘重建交往理性’”，“在生活领域必然采取各种形式和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