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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里耽搁住了？他是到村里给我搞点儿晚饭时吃的东西去了。
“他别是加拉酒喝多了吧，”我自语道，觉得肚子里一阵阵饿得发慌。
然而就在这时我们听到了越来越近的歌声。
这就是费多尔，他显然心情颇佳。他是空着双手回来的。我不满地摇摇头，开始用意大利语搀杂着英语责备他什么也没带回来反而灌了一肚子加拉酒。费多尔划着十字向我保证，他只不过稍微尝了尝加拉酒的味儿。至于他为什么什么也没带回来，是因为村长（族里的长者）请我们到他那里吃晚饭。
“盛大宴会！”费多尔说着还咂了下嘴唇。他敞着怀，露出坚实的肌肉。费多尔没穿衬衫，他的全身装束就是一条紧紧的裤子和一件披风。只有到了冷天，他才像大多数山地居民一样披上一件皮斗篷。
他长着一副巧克力色的长鸭蛋脸，窄窄的鼻梁，一头鬈发，几根稀稀拉拉的胡子，这些都似乎射出光来。而光源就是这个念头：“盛大宴会”。但我领教过这些隆重的午宴、晚宴，所以要回绝这一邀请。
“你去跟村长说，我和我的同事都病了，去不了啦，你给我们带几个烧饼回来就行了。”
费多尔开始说服我们接受邀请。他坚持认为我们拒绝邀请会使族长感到不快，而这对我们大大不利，但我还是不答应。这时费多尔意味深长地眨眨眼，说道：“好吧，我现在说一个你不能拒绝的理由。去吃晚饭的还有两个客人。是白人。一个俄国人，一个德国人。”
我不相信费多尔说的。他这是憋出来想让我们赴宴的点子：费多尔当时作为我们的仆人也长了见识。在阿比西尼亚遇见意大利人或是英国人毫不足奇。他们的殖民地和阿比西尼亚接壤， 把王中之王的领土和大海隔开了， 也能遇上德国人。但“俄国人”吗？打哪儿能有俄国人到阿比西尼亚来？而费多尔还在赌咒发誓，保证有“俄国人”要来，他是从亚的斯亚贝巴来的，现在住在邻村。
我的好奇心被勾起来了。如果费多尔说的是实话，不利用这个机会见见自己的同胞可大蠢了。同时饥饿也坚决不让我安宁。我已经一天没吃东西，而且大概足足走过30公里的山路。
“好吧，我们去，不过你要是骗我，费多尔，你可小心点儿……”
在尖顶的茅草小屋中间的草地上聚了一大群人，因为太阳已经落山，年轻人点起了几大堆篝火，照亮了这幅海拔两千米之上的饮宴图。
在一大圈人中间坐着一位脸皮皱皱巴巴，而头发乌黑的老者——阿比西尼亚人几乎没有白头发的。他左首的地方是空着的，在他的右首坐着两位欧洲人：其中一个是个美男子，蓄着一部栗色的大胡子和两撇往下垂的小胡子，而另一个是个头发火红、面色苍白的年轻人。
老者——村长兼族长——指指自己身边的空座，让我坐下。我鞠了一躬，在指定位置坐下。我非常想跟那个脸色红润得令人嫉妒、留着栗色大胡须的欧洲人坐在一起，跟他聊聊。但我和他之间坐着我们的好客的主人，而他和所有的阿比西尼亚人一样，出奇地爱说。他叫伊万，或者像他自己说的“伊安”。
菜肴还没有“上桌”，主人就先用闲聊招待我们，他主要跟右首的客人说。伊安显然想在我们面前炫耀一下自己的学问。他说他非常清楚现在世界上有什么。有阿比西尼亚，还有欧洲和土耳其。欧洲不赖，但不是很好：那里没有王中之王。而且就在不久之前他还得知有个希腊——“那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
这时，第一道菜“上”来了。两个相当英俊的阿比西尼亚青年抓着犄角拖上来一头牛。牛的腿是捆着的。一个老阿比西尼亚人抄起一把刀子捅到牛脖子上，往地下放了几滴血。然后牛被放倒。一个年轻的阿比西尼亚人拿着一把飞快的弯刀，在活牛的皮上划开一道口子，把一块皮翻起来，从里脊处割下窄窄的一条颤动着的肉来。
牛像即将沉没的轮船拉汽笛一样吼叫起来。这种吼叫看来叫伊安听得十分入耳，他的胃口大开，连口水都流出来了。
几个女人抓住那条颤动的肉，把它切成小块，撤上辣椒和盐，卷到饼里，送到赴宴人的嘴边。长着栗色胡须的欧洲人道了声谢，但回绝了给他献上的那一份。他解释说，法律禁止我们欧洲人吃生肉，所以我们得等着吃烤羊羔肉。突然，他用俄语对我说道：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您是我的同胞。您也别吃这生肉。这些黑人因为吃生肉而饱受大钻虫和绦虫之苦。若不是他们每个月都用当地的一种驱虫植物——苦苏花的花和果——把自己的肠胃清理一遍，他们当中的好多人大概早就死于这些寄生虫了。”
我心甘情愿地接受了这一忠告，也讨了一块烤小羊肉。我的这位同胞嚼着烤羊羔肉，像一个颇有教养的阿比西尼亚人那样大声地吧唧着嘴巴。
说老实话，我可不认为会吧唧嘴儿是受过良好教育的象征。
当所有的人都吃得尽兴时，又端上来当地一种劲头很大的费杰酒。伊安让人从酒杯里给他手掌心倒点儿费杰酒，把它喝了下去，证明这种饮料无毒，在此之后，才请客人喝。
那道可怜的“菜肴”还在继续哀嗥。吼声打破了田野和山谷的宁静。从邻村开始有客人赶来了。牛的临终哀鸣成了请客人赴宴的号角。客人受到热烈欢迎，他们也加入了活剥生吞牛肉的行列。很快，牛的一半全被剥光。牛的四条腿痉挛地乱蹬着，但无论男人还是女人，对此都熟视无睹。只有孩子们对牛的吼叫和垂死挣扎狂喜不已。
伊安很快就醉了。他一会儿唱起一首活像饿狼嚎叫的颂神赞美歌，一会儿又不出声地咧开嘴已，不知对着什么偷笑。
终于，这令人恶心的宴会结束了。那个“俄国人”起身来，冲我点了下头。我也赶忙学着他的样子站起来。他谢过主人，还跟主人讨那颗牛头要带回去。，
伊安非常痛快地答应了。他吩咐一个年轻人把牛头割下来，但“俄国人”从小伙子手中拿过刀子，自己下开了手，他的动作出奇地干净利落，大家不由全都啧啧连声。倒霉的牛停止了吼叫，很快腿也挺了。
我认为我的同胞这样做是出于怜悯，不忍再让那头动物继续遭罪。
“来认识一下吧，”他伸手和我告别时说道。“瓦格纳教授。请赏光光临寒舍。就在那儿，看见了吧？”说着，他指了指村边的两个大帐篷，即将燃尽的篝火的微光照亮了它们。
我对邀请表示感谢后，我们就分手了。
二、林之死
第二天工作一结束，我就去拜访瓦格纳教授。
“可以进去吗？”我站在帐篷前问道。
“哪一位？有什么事？”有人用德语应道。
帐篷的门打开了一点儿，从门缝里露出那个火红头发年轻人的脸。
“啊，原来是您哪。快请进，”他说道，“瓦格纳教授此刻正忙着呢，不过他马上就有空了。”
于是，这个饶舌的德国人先跟我聊开了。
他姓雷舍尔。亨利希·雷舍尔。他是图尔纳教授——一位著名植物学家——的助手。而图尔纳是瓦格纳教授的一位老朋友。他俩——图尔纳和瓦格纳——一起来到非洲。瓦格纳教授是到刚果河流域研究猴子的语言，而图尔纳和阿尔贝特·林还有向导到提格雷省考察。
“图尔纳和瓦格纳是在亚的斯亚贝巴分的手，也在那儿约好了见面的地点，”雷舍尔继续讲道。“图尔纳教授在亚的斯亚贝巴有个基地。我就等在那个城里。图尔纳把搜集到的植物给我送去，我把它们制成标本，用显微镜对它们进行研究。瓦格纳教授和图尔纳答应在夏天雨季来临之前回来，您是知道的，雨季一般在七八月间。 瓦格纳教授及时回去了——是在6月底。他带回去一大堆行李和几乎整整一座动物园。您是没听见那些猴子叫哇！瓦格纳教授说他在刚果的一座树林里遇见一个探险的英国爵士，爵士不久就死了。瓦格纳教授只好把死者的东西照管起来：他决定把死者的行李和几只猴子交到死者亲戚手中。
雨从6月底就断断续续下起来了。 要是图尔纳不打算冒被可怕的热带暴雨困在山里的危险，他就该抓紧时间回来了。我们等了他一天又一天，可他始终没有回来。林也没有露面， 他是我和图尔纳的联系人，管送采集到的植物。7月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