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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对的，也是理所当然的……我只是不明白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呢？”我又忍不住耸了耸肩，心里还暗下决心下一次再不耸肩了。
警官又是一阵长时间令人难堪的沉默，他仔细地研究着硬币。
“我们得写个报告。”他最后说。
“请听我说，当然……尽管……”我不知道“尽管“后面该说些什么。
警官看着我，想听我继续说下去。但我忙于琢磨我的行为犯了哪项条款，也就没有说下去，于是他便拿出一张纸开始写了起来。
年轻的科瓦列夫又去值班了。警官咯吱咯吱地用钢笔写着，并不时地将笔很响地蘸到墨水瓶里。我坐在那里，眼睛木然地盯着墙上的标语，茫然地想像着洛莫诺夫处于我目前的情况下会抢过通行证，跳窗逃跑的悄景。他为什么要逃跑呢？因为他不承认自己有罪。我也不承认我有罪。但罪过好像既可以是客观的，又可以是主观的。事实毕竟是事实：所有这74戈比的铜币，从法律的观点来看，都是偷来的，只不过偷的手段高明一些，是靠了一枚花不完的硬币。
“请读一遍，然后签个字。”警官说。
我拿起来读了一遍。根据这份报告，我，很明显也就是下面签名人普里瓦诺夫·A·E，在无意中得到一枚花不完的5戈比硬币，并且故意使用数次。我，也就是下面签名人普里瓦诺夫·A·E，声称自己这样做完全是为了进行科学试验，并无骗人的企图。我愿意用1卢布55戈比来赔偿因此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最后根据1959年5月22日索洛维斯市政委员会的决议，我已将上述花不完的5戈比硬币交给当班警官萨金科·U·U。，同时收到补偿的5戈比苏联政府法定货币。我签了名。
警官核对了一下我的签名是否和通行证上的签名一致，又认认真真地数了一遍硬币，然后又打电话证实了那几块太妃糖和那把钢丝刷。接着他开了一张收据，把它连同5戈比的法定货币一起递给了我。
他把报纸、火柴、糖果和钢丝刷还给我后，说“连同那些你承认喝过的饮料，你总共欠81戈比。”
我付了钱，心里如释重负。警官又翻了翻通行证，然后递给我。
“你可以走了，公民普里瓦诺夫。”他说“不过从现在起你得小心一点儿。你在索洛维斯要呆很久吗？”
“我明天就走。”我说。
“好吧，那就小心到明天吧。”
“是的，我一定小心”我说一边把通行证放起来。然后我一时兴起，低声问道，“警官同志，你没有发现索洛维斯这个地方有点奇怪吗？”
可是警官已经在专心致志地看他的文件了。
“我呆在这几年数多了，”他心不在焉地说，“习惯了。”
第五章
“你相信鬼神吗？”听众中有人问。
“当然不相信，”演讲的人说，转眼便在空中消失了。
一个真实的故事
从这以后，我特别地小心谨慎，直到晚上我才放松了一些。我从警察局出来后，沿着卢霍莫里耶街，径直回到家里，然后就钻到车底下去了。天气很热，西边一片乌云滚滚而来我躺在汽车底下，满身是油。老娜依娜·基耶芙娜今天显得特别殷勤，两次走到我跟前，请我把她送到秃山去。
“先生，别人说老让汽车停在那儿不动，汽车会坏的。”她用沙哑的声音轻柔地说。她蹲在减速器那儿向下看着。“别人说让汽车兜兜风，对汽车有好处。放心吧，我会付钱的……”
我不想开车到秃山去。第一，我的朋友们随时随地都可能来；第二，老太婆装腔作势，没完没了的纠缠更使我感到害怕；还有，后来听老太婆说到秃山去有5470多里路，我向她路好不好走，她轻松地对我说别担心—路面十分平坦，还说如果出现什么麻烦的话，她会下来推的。（“先生，不要以为我老掉牙了，我精力充沛着呢。”）第一次努力没有成功，老太婆便暂时偃旗息鼓，回到小屋去了。这时那只雄猫巴西尔钻到汽车底下，来到我旁边。它在一旁看着，过了好久才对我说：“我觉得这样不好，公民……我觉得这样不好。你会被吃掉的。”声音虽然轻，却很清晰，说完便匆匆忙忙地走了。尾巴一抖一抖的。我更加小心谨慎了。当老太婆第二次来发动语言攻势的时候，我便向她要了50卢布，心想要不然，就没完的时候。立刻她便什么也不再说了，看我的时候也多了几分尊重。
我做完汽车的日常护理和技术保养后，十分小心地把车开到加油站加了油，然后到第十一饮食店去吃晚饭。这时警惕性很高的科瓦列夫又来检查了我的证件。为了消除他的疑虑，我问他到秃山去的公路怎么样。年轻的警察看着我，好像根本就没有听懂我说的话，接着他回答说“公路？你在说什么？公民，什么公路？这儿根本就没有公路。”我回到家的时候，天下起了倾盆大雨。
老太婆出去了。猫也不见踪影。井里有人在唱二重唱，声音既如泣如诉又有点令人胆战心惊。过了一会，暴雨变成了绵绵细雨，天也渐渐暗了下来。
我回到我自己的房间里，想再试一试那本会变的书。可这回它不变了。也许我做错什么了，要么是书受到了天气的影响。不管我使什么法子，它总是保持原样不变，一直是同一本书F·F·库斯明的《句法和标点的实用练习》。读这种书我一点兴致都没有。于是我又试了试镜子，想碰碰运气。这回所有的东西都印在里面，它也不开口说话了。我只好无可奈何地往沙发上一躺。
窗外雨声滴滴答答地响个不停。我感到索然无味，有点瞌睡。电活铃响的时候，我差点睡着了。我走到走廊里，拿起话筒。
“喂。”
对方一点声音都没有。
“喂，”我喊道，又吹了吹话筒。
还是没有人回答。
我敲敲电话，仍然没有声音。我又吹了吹话筒，拉了拉电话线，说：“换一部电话再打来。”
这时有人开口了，声音很粗鲁。
“是亚历山大吗？”
“是的。”我感到吃惊。
“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不回话？”
“我在回话。你是谁？”
‘是佩德罗夫斯在打扰你，到酱菜店去叫那儿的主人给我打个电话。”
“什么主人？”
“噢，今天谁在那儿？”
“不知道。”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你究竟是不是亚历山大？”
“请注意，公民，”我说，“你在打哪个电话号码？”
“72号……你那儿是不是72号？”
我答不上来。
“当然不是。”我说。
“那你为什么说你是亚历山大？”
“因为我真的叫亚历山大。”
“见鬼……你那儿是不是办事处？”
“不是，”我说。“这里是陈列馆。”
“噢……原来是这样，真抱歉。那你是叫不到主人的。”
我挂掉电话，站在那儿四下看了看。过道共有5扇门、我房间有一扇门，通向院子有一扇门，老太婆房间有一扇门，厕所有一扇门，还有一扇门是用铁皮包着的，门上有一把巨大的挂锁。
过道冷冷清清，灯泡上面满是灰尘，灯光很暗……我拖着双脚无精打采地回到我的房间，站在门口。
沙发不见了。
但其他东西都原封未动。桌子、火炉、镜子、衣橱和小凳子。那本书还摊在窗台上。地板上原来放沙发的地方，只留下一个长方形的灰尘的痕迹。然后我又发现床单已经整整齐齐地放在衣橱里了。
“沙发刚才还在这儿的，”我大声喊道。“我就躺在上面的。”
木屋有了某种变化。房间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声音。有说话声，有音乐声还有不知从什么地方发出的笑声、咳嗽声，还有抓脚的声音。模模糊糊的黑影不时地将灯光遮住，地板也是嘎吱嘎吱地响。接着一阵药味弥漫了整个房间。一阵冷风迎面吹来。我不由地往后退了几步。就在这时，外面的门上响起了清晰的敲门声，敲得很急促。房间里的声音立刻消失了。我看了看原来放沙发的地方，又走进过道，打开了门。
毛毛细雨中有一个人站在我眼前，他身材不高，可是气度不凡，穿着乳白色的雨披，上面纤尘不染，领子是竖着的。他摘下帽子，很礼貌地说道“对不起，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我能不能占用您5分钟时间，和您说几句话？”
“当然可以。”我茫然地说。“请进。”
我生平从未见过这个人，我脑中闪过一个念头：他可能是警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