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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黑漆漆，静悄悄，满是灰尘。在一扇半开半掩的矮门旁边，一个老弱的士兵倚在长管燧发机上打瞌睡。国防巫术研究所就在这里。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名单中，已经很久没有一个活的灵魂了。科学院所有的元老，除了费奥多·谢苗诺维奇，都曾经在不同的时候醉心于这项工作。
历代战争都曾有许多巫师提议动用吸血鬼（用其夜间侦察敌情）、蛇怪（用其打击敌人，其猛烈程度会把敌人吓得变成石头）、活的剑（用其弥补兵力不足）和其它一些武器。但第一次世界大战动用了贝尔萨远程大炮、毒气和坦克以后，巫术在国防上的运用日益减少。该所人员纷纷要求辞职，只剩下一个叫皮帖里姆·斯瓦茨的从前的和尚。他曾发明过双叉步枪架。他不为个人着想，进行了精灵炸弹的试验。这种炸弹其实是个瓶子，里面装着3000多年前被囚禁的精灵。大家知道，精灵在自由的时候唯一能干的就是毁灭城市、建造宫殿。斯瓦茨认为一个老态龙钟的神灵如果不去建造宫殿，那么敌人就要遭殃了。要让这种想法付诸实施，唯一的障碍就是找不到那么多装着精灵的瓶子。斯瓦茨决定克服这个困难，他到红海和地中海去打捞这种瓶子。据说当他听到使用氢弹和细菌后，这位老人精神失去了平衡，便将所有他收集来的装精灵的瓶子送给了其他部门，隐居起来和克里斯托巴·琼塔一起研究生命的意义。从那以后，没有人再见过他。
我在门口停下脚步，那个士兵斜睨了我一眼，声音嘶哑地说道：“不能再往前走了。”便又睡着了。我往里面瞧了瞧，房间里堆着一些破破烂烂的东西，其中有一些怪模型的残骸和一些蹩脚的油画的碎片。这里没有要切断的电源。至于那些自动燃料，在多年前已经燃烧完了。我继续往前走。
这一层楼上还有一个书籍档案库。和前厅一徉，这是块令人感到压抑的地方，但要比前厅大得多。没有人知道它究竟有多大，有人说从门口进去500米处，有一条铺设得很好的高速公路，沿着书架延伸开去，柱子上面还标着里程。奥埃拉—奥埃拉曾经走了19公里，雄心勃勃的维克多·科列夫为了查找有关沙发转换器的资料，穿了一双7英里长的靴子，走了124公里。他还想继续往前走，被达那伊得斯①姐妹们挡住了。她们穿着背心，手里拿着挖路的铁锹，在满脸流油的该隐的监督下，正挖开路面铺设管道。学术委员会三番五次地提出要沿着高速公路架设一条高压线，可以通过电缆传递资料，但因为资金短缺，每次提议都被否决了。
书库里藏着世界上所有语种的最神奇的书，现在的、过去的都有。但最令我感兴趣的是大部头的《命运之书》。《命运之书》是用上好的宣纸和三点活字法印刷而成的，按照时间顺序排列，囊括了73 619 021 511个聪明人的资料。
①达那伊秘斯希腊神
第一卷是从皮特肯斯洛普斯·阿约克开始的（他生于公元前965543年8月2日，死于公元前96523年l月13日。其父母：拉马皮特克斯；其妻子：拉马皮特克斯；其孩子：儿子亚当；女儿夏娃。他终年和拉马皮特克斯部落一起在阿拉拉特草原上流浪，贪吃、贪喝、贪睡。他是第一个在石头上打出洞的人。在一次打猎中被熊吞吃。）最后一个名字出现在不定期出版的最后一卷里，这是去年刚出版的。
从编辑资料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命运之书》只印刷一本范本。这最后一本是蒙戈尔菲埃兄弟时代印刷的。为了满足当代读者的需要，编辑委员会不定期地发行一些增刊，上面只记载聪明人生死的年月。在这些增刊里，我找到了自己的名字。肯定是由于忙中出错，我惊奇地看到我应该死于1611年。增刊里面错误百出，在第八张勘误表上还没有出现我的名字。有一个预言预报特别小组是编辑《命运之书》的顾问。默林爵士曾短期领导过预言预报研究所，他的影响使得该部门长期以来一直萎靡不振，得不到重视。科学院好几次组织竞选这个所的领导空缺，但每次候选人都只有默林自己一个人。
学术委员会慎重地讨论了默林的申请，最后以绝对多数否决了申请——43票反对，1票赞成（根据传统，默林是学术委员会的成员之一）。
预言预报研究所占了整个第三层楼。我慢慢地从一扇扇门前走过，门上分别写着：咖啡渣研究室、预言家研究室、皮提亚研究室、气象研究室、隐士研究室、索诺维斯神谕研究室。这个所用蜡烛照明，没有电源要切断。在气象预报研究室的门上，已经出现了用粉笔写的通知：阴有雨。每天早上，默林总是用潮湿的布擦掉这个通知，一边咒骂做恶作剧的人，但一到晚上这个通知又出现了。我一点也弄不懂这个研究所靠什么维持自己的声誉。有时候里面的工作人员会发布一些莫名其妙的通知，如“从预言家眼睛的表情可以预言”或者“根据上等咖啡渣和1926年葡萄的收成可以预言”。皮特亚研究室有时碰巧也正确地预测到一些东西，但每次他们都被自己的成功吓坏了，别人也就更不相信他们。生性特别敏感的杰勒斯—U每次出席皮特亚研究室和预言家研究室研究会的时候，他都会忍不住惨淡地一笑。
到了四楼，我才发现一些要做的事情：青春永驻研究所的电灯还亮着。这里没有一个年轻人，都是些上千岁的老人，患着硬化症，他们离开房间时经常忘记关灯。但我觉得这件事不单单是患了硬化症的问题。他们有许多人至今仍然害怕电击，他们一直称电是“炮弹”。实验室里，一个长生不老模型手插在口袋里，打着哈欠，没精打采地在长桌子中间荡来荡去。两米长的花白胡子在地上拖着，不时地被椅子夹住。一切正常。我把一瓶放在凳子上的王水放到橱里后，便朝我自己工作的地方电子部走去。
这里有我的“奥登”。我很喜欢这台计算机。它体积小，外形美观，光亮柔和，透着神秘感，科学院对我们的反应各不相同。比如，会计部对我是双手欢迎，他们的主任笑逐颜开地将一堆枯燥乏味的工资表和生产效率计算表放在我面前。詹·贾科姆，万能转换研究所的主任起先是欣喜若狂，但当他确信“奥登”连将铅试管转换成金试管这种最基本的转换都不能计算时，心一下子凉了半截，以后便很少找我们帮忙。但他的得意门徒兼助手维克多·科列夫还是经常光顾这里。奥埃拉—奥埃拉也常常带着他的想炸了脑袋也算不出答案的无理数学来请我帮忙。一向急强好胜的克里斯托巴·琼塔晚上总是把他的中枢神经系统接到这台机器上，这样第二天就会听到他的脑子里有东西嗡嗡地响，而运转超常的“奥登”便从二元系统进入了六元系统，其中的奥妙我说不清楚，最严重的时候，“奥登”逻辑次序一片混乱，完全违反了排三律原则。费奥多·谢苗诺维奇把“奥登”当成了玩具他和它玩“画连城”游戏，开心得像个孩子似的，一玩就是几个小时。他还教它下围棋。杰勒斯·波留克托维奇（我记不清是杰勒斯—A，还是杰勒斯—U了）只用过这台机器一次。他拿来一个半透明的小盒子，将它接在“奥登”上面。大约才操作了10秒钟，所有的断路器便短路了。杰勒斯·波留克托维奇连忙道歉，拿起盒子便走了。
尽管有这些琐事的干扰，尽管“奥登”有时候在屏幕上会显出，“我在思考，请勿打扰”的字幕，尽管零部件时常短缺，尽管有时在需要它对某个难题进行逻辑分析时会使我感到痛心疾首，尽管有这些令人不快的事情，我还是特别喜欢在这儿工作。这儿需要我，为此我感到自豪。我完成了奥埃拉—奥埃拉研究双体侏儒的遗传机制中的所有计算问题；我设计出了第九维空间中沙发转换器周围M场潜能的图表；我为当地鱼产品加工厂做日常的会计工作，我计算出了输送儿童笑声最节省的方法；我甚至计算出解决单火纸牌游戏中“大象”、“政府大楼”和“拿破仑坟墓”问题的可能性。我还算出了克里斯托巴·约塞维奇数字求解法中的所有积分求解。为此他教我怎样达到涅槃的境界。我感到心满意足，时光短暂，因为我的生活非常充实。
时间还早，才刚过6点。我打开“奥登”，想工作一会儿再走。可一直工作到9点。我才醒悟过来连忙后悔地关掉电源，向五楼走去。暴风雪一时半会儿还停不下来。这是一场真正的除夕风暴。在遗弃不用的旧烟囱里，风嗷嗷怒号，窗前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