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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塞留得知心腹米拉迪遇害一事中，达达尼昂是主谋，便命亲信罗什福尔将他捉拿。达达尼昂不卑不亢，坦言相陈，明示原委。黎塞留见他视死如归，义勇无双，少年有为，深为感动，非但不加罪行诛，反而擢升其火枪队副官。阿托斯、波托斯、阿拉米斯三人或归乡里，或娶孀妇，或皈教门，萍飘絮飞，全书就此结局。
怎样恰如其分地去评价《三剑客》这部大仲马的代表作，就像怎样恰如其分地去评价大仲马本人一样，很难绝对公允的。一百多年来，世人对这部作品贬褒不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执一词，莫衷一是。但正如大仲马本人一生多彩多姿、逸趣横生一样，他的这部代表作也是多彩多姿，逸趣横生。这一评价是举世公认的。
有人说，大仲马的作品是小说化的历史，也有人说是历史化的小说。还有些评论家说大仲马不过是将史实化为衬底的色布，要把他的幻想绣上去，于是有时漏了光，就映出了历史底色的纹痕来。其实，不管是小说化的历史，还是历史化的小说，也不管绣上幻想的衬布是否漏光，这都不是评论这部作品的本质，就如文人墨客中，有的专长言情小说，有的谙熟人物传记，有的精于随笔散文一样，大仲马则拿手通俗历史小说，并且在通俗历史小说这块园地里，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无论在法国还是在全世界，无论在数量上或是质量上，他无疑是首屈一指且又无人与之匹敌的高手。这一评价也是举世公认的。
有些作品被推向社会，只不过是有文字记载的过眼云烟，在人们的心目中没有留下一丝回味的痕迹，时隔不久，便被抛进历史的垃圾或被打进历史的冷宫。而大仲马的《三剑客》和他的另一部世界名著《基督山伯爵》一样，已被世界各国译成多种文字。一个多世纪以来，尽管人事沧桑，星移斗转，该书始终风靡于世，烩炙人口，一直久畅不衰，成了一部受世人推崇的世界文学名著。这就说明，这部著作成功地经受了社会的检验，得到了包括法国在内的世界读者的一致认可，经受了历史的检验。这个评价又是举世公认的。大仲马生活的年代，正是法国保皇派和共和派激烈斗争的多事之秋，他在政治上倾向资产阶级，主张共和，反对查理十世，反对波旁王朝的复辟。反映这种思想倾向的他的第一部浪漫戏剧《亨利三世及其宫廷》，在《三剑客》问世十多年前就已大获成功。一八二八年二月十一日第一次公演时，共和派和保皇派均有人出席，剧场坐无虚席，雨果和奥尔良公爵夫妇也光临观赏，结果在共和派获得压倒性胜利的气氛中降下了帷幕。因此，大仲马主张共和这种基本的进步政治倾向，不能不在他以后的创作中反映出来，不能不成为他策划通俗历史小说的基本格调，当然也不能不是贯串《三剑客》的一根思想主线。
至于艺术成就，毋庸置疑，大仲马不啻是一位编织故事的能手，不愧是一位高超的语言艺术大师。和《基督山伯爵》一样，《三剑客》充分显示了大仲马想象思维的超凡脱俗，构织故事情节独具匠心，刻划人物别具特色。他用生花的妙笔将主人公达达尼昂和另三个伙伴的各自性格勾画得栩栩如生，跃然纸上，呼之欲出：达达尼昂初出茅庐，风流倜傥，果敢机智，对朋友侠肝义胆，对爱情执着追求，对敌人嫉恶如仇；阿托斯平素少言寡语，出口一言九鼎，遇事沉着冷静，处世稳重老练，关键时刻，他是主事的灵魂和统帅；波托斯头脑简单，胸无城府，大胆鲁莽，贪钱爱财；阿拉米斯则是足智多谋，才思敏捷，温文雅儒，风度翩翩，关键时刻，他是主事的参谋和智囊。更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对上述人物性格的勾勒，经常将其置于各种不同的决斗场景，使他们那具有中世纪史诗中骑士剑客的传奇色彩表现得更加丰满，因为当时法国及欧洲的绅士阶层，决斗是司空见惯的。大仲马的一生就有过十三次决斗。早在四岁那年，刚办完父亲的丧事第二天，大仲马就抱起两支大枪，悄悄爬上楼顶，要同上帝一决高低。当他母亲责骂时他回答说：“我要到天国去，我要和上帝决斗，要把上帝干掉……因为上帝杀死了我爸爸！”
大仲马对红衣主教黎塞留和其亲信米拉迪的着笔更是出神入化：前者那不可一世，呼风唤雨的嚣张，对国王表面遵从而内心鄙夷的骄横，策划围困拉罗舍尔城的老谋深算，处理人际政务的通权应变，被描绘得淋漓尽致；后者外表的天姿国色，内里蛇蝎心肠更是被刻划得入木三分。连续五章囚禁场面的铺陈，将米拉迪时而像温柔的天使，时而像凶恶的魔鬼，时而口若悬河，才气横溢，时而凶像毕露，暗藏杀机，最后把狱吏清教徒勾引得神魂颠倒，终于入其彀中的内心世界描写得令人叫绝。
但是，一部再好的作品，都不可能十全十美。《三剑客》也不例外。一部文学作品不管属哪流派，采用何种体裁，是言情小说也好，是通俗历史小说也罢，其作者都是用他采撷的素材，调动全方位的思维灵感，驾着想象的翅膀，去编织理想的故事情节，安排一个个典型的人物，运用最富表现力的语言，力求吸引读者的情趣，攫取读者的心灵，以期传递他的思想，引起社会共鸣。不管大仲马本人主观臆想如何，也不管他怎样标榜“我在文学上不承认什么体系，也不属于什么流派，更不树什么旗帜，娱乐和趣味是唯一的原则”，但他的作品从问世那一天起，就载着某种不以他意志为转移的政治影响走向社会，走向人间，走进读者的心灵，因为任何一个故事的构筑，任何情节的编织，任何一种写作技巧或塑造人物手段的运用，都只不过是粘附于整个作品的统一载体，综合地去揭露某种社会矛盾，阐述某种社会现象，反映某个社会截面的。从这个重要角度去剖析《三剑客》的社会价值，同雨果的《悲惨世界》或司汤达的《红与黑》相比，无论在故事的典型性和深刻性，还是在人物刻划的表现力与感受力，都明显相形见绌，因为大仲马虽然写到了黎塞留和国王的矛盾，新旧教徒的冲突，英法两国的交战，都只是蜻蜓点水，浮光掠影，没有深刻揭露社会冲突的本质，没有剖析阶级矛盾的内核，没有披露各派政治力量是哪一个阶级利益的代表，也没有正本清源以还历史的本来面貌，作者只是将角色的安排人为地依想象去适应小说内容的需要，所以整部小说虽有一点点史实为依据，但反映的只是支离破碎甚至有的是有悖历史真实的史实。这就是《三剑客》的欠缺一面。
大仲马是法国乃至世界文坛上少有的多产作家。从他以《亨利三世及其宫廷》开试笔锋到他六十八岁魂归天国近四十年的创作生涯中，他的作品多得惊人，光是小说就有二百五十卷以上，其它还有不知其数的戏剧，动物文学，儿童文学，随笔等，全部作品多达二百八十余卷，最后还写了一部《烹饪大全》。正因为他的作品林林总总，才引起不少人对他的猜疑和非难。在历史上，很少有哪位作家像大仲马那样受到过那么多的批评和遣责。有的说：大仲马常常收买无名作家的作品，然后在上面签下他的姓名；有的说：大仲马只是雇用能完全模仿他笔迹的人做他的秘书。还有的说：大仲马是如何创作的呢？很简单，他既抢又盗，他用不着拿笔，只用一把剪刀就够了。总之，用大仲马自己的话说：“要是我把扔到我身上的石头全都收集起来，足可建造一座最大的文学家纪念碑。”他对各种指责和批评是这样回答的：“在广袤的文学领域里，在有关人类行为方面，不可能存在史无前例之事。作品中的人物被置于类似的境遇中，以同样的方法行动，以同样的话语自我表现，是常见的事”；“我获取别人的东西不是偷窃，而是征服，是合并。”然而尽管大仲马对那些刻薄的甚至是有损人格的指责和批评不屑一顾，但总是给他带来至今都难以洗涮的污点。不过历史是公正的。美国优秀的传记作家盖·恩度从许多史实和从许多角度探索，还原了这位常被误解的大作家的真貌：“大部分人不知道如何打发他们的人生，相比之下，这个世上有个人却以十倍于常人的精力活着，这个人就是《三剑客》和《基督山伯爵》的作者大仲马。说他是吹牛专家也好，剽窃者也好，请人捉刀代笔也罢……但这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