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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正是失去了布瑞丝尼克太太才使我产生了逆反情绪。我变得行为散漫，情绪低落。后来有一天，我十三岁生日过后不久，母亲要洗澡，她吩咐我要读完书本上的某一章，但我没有照她说的去做，而是找到了她的钱夹子，拿了５元钱便离开了家。走在蓝天下，沐浴在阳光里，我感到周围的世界充满了生气。我最想做的事就是找与我年纪相当的孩子一起玩。我记得镇上有家冰激凌店，以前从医生那里乘车回来时必会经过那里，经常有一群孩子在附近流连。我径直向那里走去，心里直犯嘀咕，担心在我到达那里之前会被母亲抓回去。当我想象着她已经在弄干她的头发时，我拔腿跑了起来。
我到了一排商店前面，其中有一家就是“冰激凌王国”。获得自由的狂喜，和半英里路的疾跑，已让我快喘不过气来了。从正门的玻璃门向里探望，就像在窥视另一个新奇的世界。这里有许多年轻人，还有与我年龄差不多的孩子，他们围坐在许多张桌子前，聊天，嬉笑，吃着冰激凌——不是在晚饭后，而是在大白天。我推开门，闯了进去。就在我进门的一瞬间，这个地方一切神气的魅力似乎都随着我的到来而消失于无形之中了。谈话声停了下来，所有的头都转向我，所有的眼光都盯着我，我在沉默中僵直了身体。
“大家好。”我微笑着招呼，举起手向大家示意，但我的动作已经慢了一步，大家早已转过头去，继续他们的谈话，似乎他们不过是勉为其难地抽出了一丁点时间向门口张望了一下，看是不是风将门吹得一开一合的。我呆立在那里，谁也没有注意到我的存在。我明白要交上朋友还得下一番功夫。
“要些什么？”柜台后面一个高个子的男人问道。
我从恍惚中醒过神来，走上前去准备要些什么。我的面前满是些圆形玻璃杯，上面都印着“冰激凌王国”的字样。我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多有着如此多的色彩和形体的东西，硬壳果和水果，甜面包和糖块。在我的感官世界里，眼前的景象神奇地变幻成了一种声音，就像是远远传来的汽笛声。整齐摆放的深桶里共有３０种不同风味的美食。我的食谱里从没有过任何的糖果或者餐后甜点，餐后能享受到一小点香草冰激凌的机会也是非常难得的。有的医生对我的父母说，吃这些食品会加重我的病症。想到这些，我就要了一大碗咖啡味冰激凌。我之所以选中咖啡味的是因为咖啡也在我的食品禁忌清单上，是另一样我从未有机会尝过的东西。
付了帐，我端着碗，拿了一个勺子，在角落处找了一个座，从那儿我可以看到店子里所有的桌子。我得承认，心里是有些惶惶然，不敢随便找人搭话，因为这么久以来，有那么多大人一直告戒过我不要冒此危险。我的目光在店堂里扫视着，看着其他的孩子们说话，试图捕捉到他们所说的片言只语。终于，我和相隔两张桌子的一个与我年龄相仿的男孩四目相对，我笑笑，对他挥挥手。他打量了一下我，然后俯下身去，跟旁边一个孩子低声说了些什么。然后，他们四个（和他在一起的共有四个人）都把头转向我，看了看我，然后齐声大笑。显然他们是在取笑我，但我却仅仅因为终于引发别人注意到我的存在而沉浸在一阵暖意中。这样想着，我舀起了一大勺冰激凌送入口中。
冰激凌一入口，我感受到了一种从未感受过的通感体验。当然，当时我还不知道如何描述这种感觉，但是可以这么跟你说：当一个人陷入了混合交叉在一起的各种不同寻常的感官所带来的痛苦，不断挣扎的时候，也会有这样一种“神灵显现”的感觉，一种“我找到了”的满足感。研究超常规现象的人将其名为源自头脑中的“意识流”。一个从威廉？詹姆士处借来的词。第一口咖啡冰激凌给我带来了一种以前从未有过的感觉，一种比以往更为深切的“意识上”反应。一个女孩的背影随着这种感觉出现了，她在薄薄的空气中徐徐组合成形，她的出现使得仍然在笑我的那几个人在我的眼中变得朦胧起来。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无论通过哪种感官，味觉、听觉、触觉还是嗅觉，我所能看到的都是些抽象的形态和色彩，仅此而已。但这次和以前都不同。
她稍稍侧过身，猫下身子。她身穿格子花呢的衬衫，外套一袭白色的宽松上衣，头发颜色与我的一样，是茶褐色的，长长的头发用绿色的橡皮圈拢在脑后。突然我看见她将手挥了几下，我这才看清楚她正将一根火柴灭掉，旋涡状的烟雾从她身边慢慢飘散开去。原来，她刚才是点燃一只烟。看上去她似乎是怕被别人发现她在抽烟，当她转过头来警惕地向后看时，我的勺子掉在了桌子上，她的容貌立刻使我着了迷。
冰激凌开始融化，顺着我的喉咙流下，她开始消失。我赶快再舀起一勺，希望再“吃”出眼前的景象来，但是冰激凌还没到我的嘴边，她就突然完全消失了，就像灯被拉灭了一样。这时，我觉得有什么声音轻轻地落在了我的左肩上。我听到了低低的责备声，但完全听不懂是什么意思。不过，我知道肩上的是母亲的手，她终于找到了我。我从冰激凌王国走出来的时候，身后是一阵大笑的声浪。后来回想起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很难为情，可当时，即使当我在向妈妈道歉的时候，我脑子里想的都是我刚见到的一切。
冰激凌事件后，发生了更严重的事：爸妈在我的壁橱里发现了藏在香烟盒里的药片。这是过去六个月的药片，他们原先还以为我已经吃进肚里去了。这件事使我的父母相信，我的“症状”越来越多，并且正在向着行为不良的方向发展，如果不加制止和管束，在今后几年的时间里我的精神状态将会以几何级数每况愈下。于是他们决定，应该再另找专家来纠正我的行为，父亲又为我找了一个医生，他会使我从一个任性胡言的孩子变成一个听话的孩子。在一次严肃的家庭会议上，我得知了这一点，我除了默认他们的计划还能做什么呢？我知道，在我缺乏想象力的父母想来，他们相信这一切都是为了我好。每当我被环境逼得心中激愤难当时，我就开始弹钢琴，有时会连续弹上三四个小时。
斯图灵医生的办公桌位于我们这个镇子的另一头，是一懂破败得几欲坍塌的维多利亚式的房子里。第一次是由父亲陪我去的，当父亲停在这懂看起来惨兮兮的旧房子门口时，他将地址拿出来至少核对了两遍，以确信我们没有走错地方。医生是个胖墩墩的小个子男人，胡子已花白，戴着一副有着小圆镜片的眼镜，走到门口来迎接我们。我们互相介绍握手时，他为什么笑呢？我一点也不明白，但他看起来是个快乐的人，就像是个Q版的圣诞老人，穿着小了一号的皱巴巴的褐色衣服。他打了个手势，招呼我进屋，但是当父亲也要进去时，医生伸手挡住了他：“请您过一个小时零五分钟再回到这儿来。”
父亲抗辩了几句，但不起什么作用。他说，他可以帮着一起将我的病史讲清楚。可是这位医生的作法显然不一样，他变得严肃起来，一本正经的，几乎可以说是在下达命令。
“你们付钱给我是给这个孩子治病的，如果您想看病请您去找您自己的医生。”
父亲显然有点不知所措，他看起来还想反对，但是医生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说“一个小时零五分钟”。医生跟在我后面进了屋，很快关上了身后的门。
他领着我走过好几间杂乱的屋子，里面排满了书架，其中的一间屋子里，一摞摞的纸堆满了好多张书桌和工作台，他笑着说：“父母双亲就是这样，他们是最重要的，有时候却像沾在鞋子上，甩也甩不掉的东西。除了爱他们，我们还能怎样呢？”
我们走到这懂房子后面的一间屋子停了下来，里面都是一些细细的钢铁搭成的架子，周围镶着格子玻璃窗。阳光倾洒下来，充盈屋内，环绕着我们。架子上垂下了绿色的植物，架子的间隙中也透进来阳光。屋内有张小桌子，上面有个茶壶和两个杯子和几个茶托。我按医生的指示坐了下来，透过玻璃向外望去，我看见他的后院是一个好大好美丽的花园，各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