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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恶性通货膨胀下，金银外币是市场物价波动的先驱。必须迅速建立起中国中央银行和中元在全国金融业中的绝对领导地位。规定私营金融机构由央行实行监督和管理，大幅度调高私营银行的存款准备金，实行短期通货紧缩，抽紧银根，严格控制贷款投放；严禁买卖金银、收兑外汇以及对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实行现金管理。此外，还要加大吸收存款的力度，吸引社会游资，缓和社会多余购买力和游资对物价的冲击。
在建立和健全金融管理体系的同时，各地党组织发动民众反对银元金钞投机的斗争，一方面禁止金银外币的自由流通，一方面推行有奖举报制度，各地方专门成立了金融管制联合办案组，拥有直接搜查任何可疑场所的行政特权，对于私人持有的金银外汇，一旦被查抄出来，当场没收，并且根据查抄所得奖励举报人。与此同时，中央银行还适当调高了收兑金银外币的牌价，鼓励民众上缴金银外汇。
上海市警察厅组织了大量警力，在各大金融机构附近等黄牛（投机分子）经常聚集的场所严密布控，先后组织了十余次专门针对黄牛的大规模抓捕行动，并将操纵市场、破坏金融的首恶分子100余人当众枪决，有力地震慑了投机分子的气焰。另外，国家加强对私营金融机构的管理。对一般私营银行、钱庄，加大管理和监督，对专门经营高利贷的〃地下钱庄〃等非法信用机构则严格取缔。广州就取缔了地下钱庄87家，金银兑换店377家。经过一系列重点打击，基本上制止了金钞投机活动。私营银行钱庄业务也基本上纳入中央银行的控制之下。
金融管制的另一个重要措施是控制主要商品，通过集中抛售商品来打击投机活动，平稳物价。首先，根据重要物资短缺容易引起投机的特点，由峰青集团牵头，中央银行提供专项贷款，直接到主产区（如粮食、花纱布、煤炭、土产、油脂）集中采购物资，以专列直接运送到各主要城市，在各大火车站就地平价销售给市民。先在各大中心城市中平抑住物价，以此辐射带动全国市场的物价稳定。
于是就出现了这样一种奇特的场面，各地的火车站旁都是人山人海，水泄不通，大多却不是行色匆匆的旅客，而是排队等候平价米面的家庭主妇。只要听见火车的汽笛声，不论来的是什么车，人群中立刻就会爆发出山呼海啸般的欢呼。在中国人心中，峰青集团这块金字招牌的内涵，远非一个商业集团可以比拟，用全国人民的衣食父母来形容绝不过分。
在几次物价狂涨风中，峰青集团均抓住时机，集中大量抛售物资，使物价迅速下跌，给囤积居奇的投机分子以沉重打击。例如在1916年7月，由于东南各省普遍遭受强台风袭击，造成大面积水灾，导致粮价猛涨，此次风波从上海开始，每天涨20…30％，各大城市生活用品也跟着往上涨，投机活动甚为猖獗。峰青集团即利用专列紧急调运物资。从7月10日…8月10日一个月中，在上海抛售棉纱2万件，棉布30万匹，粮食就更多了，仅8月6日一天就抛售粮食911万斤，相当于平时交易量的10倍以上。但涨风依然未能制止。于是，中央经过缜密研究，全面布置各大城市调集主要物资一起行动，陆少阳亲自签发命令，直接从国家粮库中拨粮赈灾。8月15日进行大量抛售，16日物价即大幅回落，打了囤积居奇者一个措手不及，损失惨重。
加强市场管理。主要措施是：严格工商业登记办法，普遍登记，未经核准不准开业；严格管理市场交易，建立交易所，主要物资集中交易；运用行政力量管理市场价格，保护公允价格不受破坏，成为真正的市场领导价格；管理采购，把大量物资采购置于国家监督之下；取缔投机活动，对投机分子按情节轻重予以处理，少数反动的哄抬物价者则给予行政打击，严厉制裁，对正当工商业则加以保护。事实证明，既有经济力量再加上行政管理力量（政治力量），不但打击了投机活动，稳定了物价，而且还巩固和发展了政府威信，引导工商业者走上正当经营的道路。
除了采取以上积极措施打击投机势力外，政府还做了多方面工作。如活跃城乡经济交流，调整对外贸易，国家直接收购物资作为战略储备及帮助私营业主发展生产等。
在活跃城乡经济方面，国家行政力起了重大作用。从1915年到1917年间，财政部多次发出有关推销农副产品开展城乡物资交流的指示，各级政府采取的相应措施是：由政府牵头帮助商会开辟新的土特产商业渠道；恢复和建立新的集市和庙会；组织农民开展短距离自由物资交流等。并且鼓励商人下乡开展购销活动，从税收、运输、贷款等方面给以优惠，使他们在价格上有利可图。
另外，还组织各地各级物资交流大会。1916年3月，广州召开首届全国性的物资交流大会，其间宾客云集，首次会议的与会人数就高达2000多人，各地商贩纷纷来此寻求商机。此后各大城市纷纷效仿，但都不及首倡义举的广州为盛。多年后中国广州交易会更成为了全世界客商云集的盛典。而因此一举成名的广州市长张思齐也受到了中央通报嘉奖，不久后便被调入北京担任商业部长。
再说国家财政。财政整顿的先决条件是统一财政收支。重点是财政收入，即国家的主要收入，如公粮、税收等，不经财政部的支付命令，不能动用。这样就保证了国家收入的统一使用。使国家的收入能集中地使用于国家的主要开支，保证军事上的供给和进行经济恢复工作，争取财政收支平衡。
同时，统一全国现金管理。要稳定市场物价，必须对社会上的货币流通量进行控制。为此，指定中央银行为国家现金调度的总机构，外汇也由其统一管理。央行为此开展了大量吸收存款、回笼货币的工作。另外，中央银行还实行统一现金管理及转帐制度，要求所有直属于国家的机关、企业（如兵工厂、印钞厂）、部队的现金，一律存入中央银行行政管制部（中央银行的特派机构，专门负责监管行政机构的财务收支），而各单位之间的财务往来，则使用转帐支票进行结算，以减少货币流通，在源头上遏制行政机构腐败。这样，原来留存在国家企业和国家机关手中的巨额现金即迅速集中到中央银行手中了，由央行统一管理、集中调度，因此也减少了市场上货币流通量，并且大大增加国家能够运用的资金。
财政收支的基本平衡，在于增收和节支。增收主要是整顿税收和发行公债两项重要措施。整顿税收的重点是废除苛捐杂税、平衡税负、核实税额、催缴税款等。经过整顿，财政收入大为增加。而发行公债一方面可以增加政府财政收入，同时也可以回笼社会上多余的货币。在节支方面，主要是在政府机关和部队中开展精简节约运动，对不必要的机构和人员加以减缩，军政、公教人员的待遇严格控制。同时，机关和部队还尽可能进行一些生产，以自给一部分粮食和蔬菜。这些措施产生了很好的效果，仅西北地区的节支运动就使军费和行政费减少20％左右。
通过一系列增收节支活动，国家财政收支很快就接近了平衡。到1916年底，国家财政已有余额0。5亿元。
二
经过〃七二一反革命政变〃的清洗，各级政府机构中都提拔了一大批青年共和党干部，一扫政府机构人浮于事、相互推诿的旧官场习气。举步维艰的土地改革终于得到了顺利推行。各省都向县、乡两级派出了土改工作组，和当地农会紧密配合，严厉打击以各种手段抗拒土改的地主，充分调动了农民参与土改的积极性。到1916年底，土地改革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完成。
完成土改地区的农业人口占全国农业人口数的90％以上。除新疆、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以外，全国2。6亿农业人口地区只有3000万人口尚未完成土地改革。农民获得土地后，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因而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农民生活也得到了显著的改善。
1916年全国农业总产值比1913年增加了51。1％，粮食产量增加了49。8％，达到了史无前例的2073亿斤。
土改也促进了农村文化的发展。在工作组的帮助下，农村普遍成立了识字班、读报组等学习团体，成年男女则参加冬学（利用农闲的冬季组织农民学习文化）。1917年上半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