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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遇上了雷暴雨，飞机不能正常飞行，菲尔比第三天才到达伊斯坦布尔；又由于英国外交部和秘密情报局互相拆台，又过了三天，菲尔比才开始讨论伏尔科夫的事情。
那天晚上，菲尔比同英国秘密情报局驻伊斯坦布尔情报站负责人麦克雷详细地讨论了进行这次行动的计划。他们交换了偷偷带走伏尔科夫的好几个方案，但最后还是没有确定下来。看来很清楚，在同伏尔科夫谈话之前，很难决定哪个方案最好，主要还得看他自己的情况和具体条件。菲尔比决定，第一步就是要同伏尔科夫取得联系。
显然，他们最理想的联系媒介是总领事馆的佩奇，因为伏尔科夫最先是由他联系的。于是第二天一清早，麦克雷就把佩奇请到他的办公室，由菲尔比详细地向他作了必要的说明，希望他当天下午某个时候在绝对秘密的情况下替菲尔比约见伏尔科夫。菲尔比之所以选择下午，是因为他还要留些时间给使馆秘书作一番“说明”。接着，他们研究了好几个可以见面的地方，但最后选定的是一个最省事最安全的地方——佩奇的办公室。因为佩奇同伏尔科夫有日常的领事事务来往。
但是，当佩奇拿起话筒给苏联总领事馆打电话，说是要找伏尔科夫时，回话的是一个男人模模糊糊的声音。
菲尔比虽搞不清他断断续续地说了些什么，但他从佩奇那迷惑的面部表情知道准是出了什么事。佩奇挂断电话，向菲尔比摇了摇头。
“他不能来吗？”菲尔比问。
“真怪，真是想不到的怪事。”佩奇回答说，“我找的是伏尔科夫，来接电话的人说他就是伏尔科夫。但他哪里是伏尔科夫呀！我对他的声音很熟悉，我已经同他谈过几十次话了。”
佩奇又试挂了一次，但这次接线员说他不在。佩奇气愤地说：“一分钟前他还在呢！”
他们面面相觑，三人谁也说不出话来。最后还是菲尔比开了口：“可能是苏联总领事馆出了什么事，最好明天我们再试着碰一下运气。”
菲尔比开始强烈地感觉到，一定是在什么地方发生了重大事情。
第二天上午，菲尔比、麦克雷和佩奇再次见面，由佩奇给苏联总领事馆挂电话。他先是听到电话机里一个妇女微弱的声音，随即便是一声很尖锐的咔哒声，佩奇呆呆地望着手里没有声响的话筒说：“你是怎么搞的，我要的是伏尔科夫。”
“伏尔科夫在莫斯科。”接线女郎说，接着便是一阵混乱和“砰”的一声，电话挂断了。佩奇仍不甘心，决心非把此事搞个水落石出不可，他亲自去找苏联人。不到一个小时，他就从英国领事馆回来了，样子显得迷惑、气愤和沮丧。
“真糟糕，”他向菲尔比汇报说，“在那个疯人院里我什么也没打听到。居然没有人听说过伏尔科夫！”
听到这个情况，只有菲尔比清楚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菲尔比非常高兴，因为他知道莫斯科已经把伏尔科夫解决掉了。
原来，菲尔比得知事情的第一时间就与他苏联方面的联系人克罗托夫会面了，当天克罗托夫就致电莫斯科报告了这件事情。五天后，伏尔科夫被强行送回了莫斯科，之后伏尔科夫就消失了。
让菲尔比担心了好几个星期的“伏尔科夫事件”，就这样彻底了结了。在回国途中，菲尔比草拟了一份给局长孟席斯的报告，把这次任务的失败归咎于那“该死的邮袋联系”。孟席斯并没有说什么，此时他彻底信任了这个为克格勃服务的第九科科长。从此，菲尔比就成了秘密情报局长孟席斯最得宠的心腹之一。
第四十八章 “金，鸟儿飞掉了”
一年后，由于孟席斯的提名，菲尔比以英国驻伊斯坦布尔大使馆一等秘书的身份前往伊斯坦布尔，其实是担任英国秘密情报局土耳其情报站站长。在伊斯坦布尔待了两年之后，他又接到了伦敦的指示，要他到美国去任职，担任英国秘密情报局在美国的最高负责人，具体任务是“与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进行联络，办理由截收电报引起的种种案子”。
这项命令对菲尔比充满极大的诱惑力，他可以因此仔细地了解美国情报机构的情况。但是，临行前反间谍方面的情况介绍和指示使他深感不安。这是由一个难以对付的反间谍老手跟他谈的，其中谈到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消息是，英美联合对苏联在美国情报活动进行的调查发现，多起美国重要机构的泄密事件，大部分都是苏联人干的，其中最重大的一起事件是英国驻华盛顿大使馆1944年和1945年的两次泄密。
1949年，菲尔比被英国政府派往华盛顿，任秘密情报局驻美代表，成为英美情报交流系统的首脑人物。这个职位有大使和情报官的双重职能，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工作，这说明菲尔比已经受到了特别的信任，成了秘密情报局中举足轻重的人物。菲尔比到美国后同美国中央情报局往来密切，工作很有起色，甚至连罗斯福、丘吉尔、杜鲁门等人都曾给予他高度评价。与此同时，大批情报被菲尔比源源不断地送往苏联。
随着美英情报机构在苏联屡屡遭受重大损失，英国人终于开始怀疑菲尔比的身份。
也就是在美国期间，菲尔比才知道，联邦调查局开始对泄密者进行了大量的调查。他们的调查工作集中在大使馆的一些非外交人员的职工身上，截至当时为止，还没有发现牵涉到任何一个外交官，更别说职位相当高的外交官了。
菲尔比把泄密事件与有关的外交部人员名单一排列，就知道谁是真正的泄密者了。他发现与此有关的人员有4人，其中最后一人是麦克莱恩。麦克莱恩同菲尔比是在30年代结识的，但自那以后一直没有见过面，现在他已经是英国外交部美国处的处长了。麦克莱恩和菲尔比一样是克格勃潜伏在英国的剑桥五人小组成员之一，毫无疑问，泄密者就是他。
与此同时，有关泄密者的几十份报告仍陆陆续续地给菲尔比送来，种种迹象表明，一场涉及使馆官员的调查就要到来。
正当华盛顿围绕英国大使馆泄密案调查日趋紧张时，盖伊·伯吉斯从伦敦调到华盛顿任使馆二等秘书，这使菲尔比大为吃惊。伯吉斯是他剑桥时的好友，从那时，他们两人的事业就缠在一起了。菲尔比把伯吉斯作为可以信任的对象推荐给了苏联情报机关，而伯吉斯后来则以帮助菲尔比顺利进入英国秘密情报局作为回报。两人曾在秘密情报局一起共过事，他们之间的交往是人所共知的。谁要是对他们之间的关系进行进一步调查，就会露出一些不利的线索来。菲尔比认为，伯吉斯来得很不是时候。
伯吉斯到华盛顿没多久，就后悔不该到美国来。他的脾气和性格不适合外交官的工作。他的暴躁的脾气和愣头青似的性格使他在大使馆的工作遭到损失，结果让他介于辞职和半辞职的状态。总之，他急于想回伦敦去。
这倒给菲尔比一个很好的启示——他可以把伯吉斯回伦敦和营救麦克莱恩这两件事结合起来。对伯吉斯来说，被强行送回去而不引起怀疑是非常容易做到的：三天后，伯吉斯在弗吉尼亚州接连三次超速开车，州长对有人如此滥用外交特权提出强烈抗议。没过几天，伯吉斯就被遗憾地告知他不得不离开美国了。伯吉斯和菲尔比心想事成了。于是菲尔比和伯吉斯一起研究营救麦克莱恩的每个步骤。
他要伯吉斯到伦敦后先要和苏联联系人接头，汇报全部情况，然后带着一张写有约会时间和地点的纸条去麦克莱恩的办公室找他，并把实际情况全部告诉他。他们还就菲尔比的处境问题进行了讨论。菲尔比说：“尽管采取了种种预防措施，在调查麦克莱恩和你的活动时势必要怀疑我。看来此事没有什么好办法了，但我想我可以用主动地帮助解决英国大使馆泄密案件的办法来转移对我的怀疑。”
在这之前，菲尔比一直按兵不动，联邦调查局和军情五处爱干什么就干什么。现在到了自己出面的时候了。菲尔比给局里写了一个备忘录，建议他们不必对大使馆的佣人进行浪费时间的调查。他认为应该从苏联叛逃者克里维茨基的供词着手，把他所提供的资料与1944年至1945年泄密期间派驻华盛顿的外交官的材料核对一下。维维安很快给予回信，他对菲尔比说，他们也一直是这样考虑的，但是档案里并没有任相关记载。
随后，菲尔比还找到了一个可以直接给伯吉斯去信的借口——英国驻华盛顿大使馆的交通官员两次问他，伯吉斯放在停车场的那辆林肯牌汽车怎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