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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我们犹太人来说，没有来处。世界上没有一寸土地可以寄托思念。我们被自己确认的国家处极刑，到处被人拒诸门外，大地茫茫，云天高渺，哪里是国？哪里是家？
我是富商的儿子，受过良好的教育。曾在几处德国驻外使馆工作。在青岛任领事三年，永远忘不了我作为正常人的那最后一段日子。
1933年我被召回国，我和宝音——我的第一个妻子，我们是青梅竹马，一起长大的原配夫妻——都很高兴。我们很高兴回家去，那是我们亲爱的故乡。不料在我深爱的故乡，等待我的是监狱！他们将我逮捕又释放，释放又逮捕，没有一次审讯。愈来愈重的仇恨布满大街小巷。一次，宝音去买面包，面包店老板把她推出门外，关上门，并且上了锁。我们见人不敢说话。当时已有暴力行动，只好设法逃亡。在西班牙、意大利停留了几年。拉丁美洲的亲戚建议我们去那里居祝我们得到的签证是假的，到岸后不能入境。我们想到别的拉丁美洲国家，没有一个国家愿意接纳。
但愿世上任何人都不要经受我们所经受的。所有的门都对我们关闭。我们好像头朝下，倒悬在空中。记得中国文字曾用倒悬形容老百姓的苦难。可是我们究竟有什么罪！宝音在路上得病，此时又气又绝望，病情急转直下，——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她究竟是什么玻我们在走投无路时，得知中国上海不需要签证，到中国去，这是众多犹太人的一线生机。可是宝音没有等到这一天。她在甲板上断了气。临终前她挣扎着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到中国去”。
船员把她扔进大海，我没有任何说话的权利。她睡在溅起的浪花之下。若不是有我的宗教管着，我几乎要投身大海和她一起去了。
我又回到欧洲，没有一个国家肯和希特勒作对，接纳犹太人。好不容易在意大利获准停留两天，我弄到去上海的船票。
到中国去！
这一次来中国和前次大不同了。我曾代表的那个国家现在视我为罪犯。我只能逃，逃到中国来。
相对地说，船上的生活是平静的。我得到暂时的休整。每天看见无边的天，无边的海，身上的重压似乎移到天和海中去了。感谢主赐给我这两周的休息。至少不用奔波，一切很正常，到时候有饭吃。我几乎希望永远在海上飘遥除了休整，还有希望，活下去的希望。
可是有些人在饱受折磨之后，突然的平静使他们神经崩溃，发作歇斯底里，不只女人，连男人也发作。他们哭，他们叫，他们在甲板上奔跑，有时会引起众多人的嚎啕大哭，哭声撼天震地。希望你们永远不听见！在这巨大的悲痛中，我能做的，只有祈祷。
我们中有一位妇女，身材瘦长，三十多岁，前面的头发总是垂下半边，遮住半个额头。后来才知道，那是为了遮住伤疤，一道血红的刀痕。
可以猜到了，她便是我现在的妻子。
她不哭，不叫，总是沉默地坐在甲板上望着大海。
人们很快知道了彼此的身世。在纳粹大屠杀大逮捕大清洗的夜里，她失去了丈夫。她扑在丈夫的尸体上，刽子手们又给她加卜一刀，砍中额头，鲜血流遍全身。但她没有死，那鲜血淋漓的模样使得凶手们以为不需要再加一刀。她带着儿子逃亡，一切都为了儿子。在一个混乱的车站上，她的儿子被人群踩死。他才五岁，连妈妈都没有来得及喊一声。
她几乎失去了逃亡的意志，活下去还有什么意义？她只是呆呆地坐在旅馆很脏的走廊上，一动不动。人们告诉她已有的船票多么难得，靠它可以到达一个他们犹太人能活下去的地方。几个素昧平生的同胞把她架上了船。她仍呆呆地坐着，在甲板上。
我常靠在栏杆边眺望大海，也看着她。她简直像一座犹太人苦难的塑像。海风吹拂着她的头发，发间殷红的疤痕忽隐忽现。我望了许久，慢慢走近她说：“请你哭一哭。”
她不理我。
我坐在她身边，轻轻地说：“你看我这样老了——我们的民族要活下去——我的女儿——”两天以后，她忽然伏在我肩上，啜泣起来。
他这样老了，走路有点歪斜，但他的腰不弯，背挺直，总能及时矫正方向，看起来还是很精神。我已经几天只喝清水了。他拿了汤来，我觉出汤的滋味。他拿了饭来，看着我慢慢一口一口吃下，他那满是皱褶的脸上掠过一丝笑意。犹太人也有笑的权利！
我们在甲板上散步，互相搀扶着。没有多的话。我们在沉默中达成一项契约，我们要活下去！为了他的妻子，为了我的丈夫和孩子，为了千万我们的同胞，让那些刽子手看一看，犹太人是杀不尽的。
我们得活下去！
船经过苏伊士运河时，埃及犹太人到船上来慰问。我们祖先的流浪是从这里开始的。我们流浪了上千年，到处留下痕迹，我们不会消灭。
在埃及的同胞上船来，我们一起祈祷。他们赠一些小东西，手电筒、打火机之类。我得到一块手帕，上面印着埃及金字塔。
我们的金字塔在哪里？
每次船到港口，大家都提心吊胆，怕有反犹太分子上来捣乱。他和我总是站在一起，拉着手。他轻声说：“不要怕，我的女儿。”
船离上海一天一天近了。他向我描述中国。我知道中国土地大，历史长，人口多。中国人正在进行一场保卫家园的伟大战争。我们像寒风中冻得半死的麻雀，终于找到可以依栖的地方。
上海犹太人救济委员会的代表，在欢迎来沪难民的致词中说：“欢迎前来上海，从今以后，你们不再是德国人、奥地利人、捷克人、罗马尼亚人。从今而后，你们只是犹太人，全世界的犹太人已经为你们准备了家园。”
从今而后，我们什么也不是，我们只是犹太人。我觉得自己像是被剥得精光，挂在树枝上。——究竟还有这一棵可以依靠的树。
我们分住在为单身男女提供的房舍里，经常在犹太教堂见面。
他懂得许多国家的文字。上海租界的商业部门有时找他做些翻译的事。有一天，一家石油公司邀他到中国后方去，可以随时有零活。第二天，他拿着一朵花来到我的住处。他说他已经考虑好多天好几夜，好几个月了。如果我们分离，他会很不放心。所有考虑的结果，集中为一句话：“你愿意和我一同去吗？”
当然不是做女儿。
我们的年龄相差很大，但我们的心没有隔阂。我的容颜可能如妖鬼，但他总是以赞赏的眼光看着我。似乎我过去的丈夫也正通过这目光关注我。
我，宝斐·谢安愿以大卫·米格尔为夫。
我接过他手中的那一朵花。
到昆明后不久，公司负责人回美国去了。留给我们许多日用品，还有柳——我们的朋友。这是上帝安排的小家庭。我们看着云南湛蓝的天空，我们听着落盐坡活泼的水声，我们喝着奔流的龙江水，我们吃着种在自己门外的粮食，我们不死。
我们不死！
在小小芒河的堤岸上，一对犹太夫妻在慢慢行走，继续他们祖先流浪的脚步。
《东藏记》
第六章
第一节
在战争的岁月里，漂泊流浪的岂只犹太人。在苦难的中国大地上，人们被炮火驱赶着，把自己的家园遗失在遥远的记忆里。记忆虽然遥远，却永远是鲜明生动的，让人回想思念，感到又沉重，又丰富。毕竟还是有乡可离，有井可背，可以有打回老家的愿望。
孟家人逃出北平已经四年了，又出昆明城，躲藏在乡下也已三载。自珍珠港事变以来整个战局有了变化，日机轰炸有所收敛。根据同盟军的需要，中国派遣了远征军到缅甸和英军联合作战。由于英军对中国作战多有顾忌，先是贻误战机，后又配合不力，腊戍等几个大城市陆续失陷，远征军一部分退往印度，一部分回国，沿途遭受敌人追击，又经过毒蛇出没，蚊蚋成阵的森林，十万大军入缅，只有四万归来。而日军向滇西进逼，云南西部成为战略重地。五月间日军攻下了畹町、芒市、龙陵、腾冲等几个重要城市，昆明人从长期轰炸中刚得到一些喘息，又受到边城沦陷的威胁，大学乃有迁校的议论。但是一般来说，生活比轰炸时正常多了。后来迁乡的各学校陆续回城，大学的先生们，动作素来不敏捷，只有少数人在城里找到房子，大多数人仍然安居在田野间。
快放暑假时，下学年的聘任成了人们关心的问题。有一天，李涟从系里带回一封给孟弗之的信，一个大信封，名字写得有栗子大，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