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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刘国定整天在渣滓洞监狱里胡思乱想。现在，终于等来押到二处问话的命令。是福是祸，一路上刘国定的心里一直在打鼓……
到了特务机关的审讯室，刘国定忍不住抬头打量了一下正面桌子后边坐着的两个扛着少将军衔的军官，在他们两边是站着的几个凶神恶煞的粗壮汉子。刘国定顿时心头一颤：妈的，今晚凶多吉少啊！再看看这两个国民党少将，其中有一个他认识，在地下党收集的重庆敌特重要头目照片中见到过，是行辕二处处长徐远举，另一个不认识。如此两个少将来亲自审问他一个“小人物”，刘国定想到这里心头直呼不妙。
“坐下！”这时，押送的特务猛推将刘国定一把，顺势将他按在凳子上坐下。等刘国定再抬起头时，只见审讯室内所有一双双凶狠的目光齐刷刷地在死盯着他……刘国定脸上的肌肉顿时抽动起来，露出一副哭不像哭、笑不像笑的难看表情。他赶紧低头看着自己的脚尖。
见刘国定如此反应，大特务徐远举和叶翔之相视会心一笑。然而只见叶翔之站起身来，背着手，走到刘国定身边，盯着刘国定围着转了几圈，不时哼哼地冷笑几声。
刘国定的目光不由自主地随着叶翔之转圈圈，转得头昏昏的，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了，一股股凉气从五脏六腑透出来，浑身微微颤抖，腮帮子发紧。他极力想止住身体的颤抖，不想让自己在特务面前表现得太懦弱，就用四处张望来分散注意力，一抬头正好与徐远举的目光相对面礼只见徐远举舒适地靠在椅背上，一只手放在桌子上，手指无意识地敲打着桌面，双目微眯，两道寒光直射过来，刘国定脖子一缩，赶紧又低下头。
“市委书记——刘国定！”沉寂中，叶翔之猛地喊了一声。“我……”刘国定本能地站起来。“完了！”他脑袋嗡地一响，随即无力地坐回到凳子上，张着嘴巴呆呆呆望着叶翔之。
“很好！”叶翔之脸带笑容地拍拍刘国定的肩膀，“希望你成为我们的朋友。”
“不是！我不是！”刘国定突然像是从地狱里回过神来，狂躁地摇头摆手，仿佛要将刚才的失态抹个干净，可又苦于跳进黄河洗不清的极度尴尬。
“嘭！”徐远举今天是唱黑脸来的。只见他一掌击在桌上，向旁边的几个大汉歪了一下头。顿时，几个大汉三下五除二就把刘国定绑吊在刑架上，拿起皮鞭就往他的身上抽去……。
“哎哟哟……别别！我、我……”刘国定痛得大叫。
特务们好像并不在乎这位共产党市委书记此刻会有什么反映，一门心思地进行着他们对付共产党人的“规定动作”——鞭抽一阵后再搬来火盆，把烧红的烙铁猛地往刘国定的身上烙去……“求求各位！不要、不要烫了……我交代！我招！”
刘国定，这位在中共川东临委排名“第三把手”、又是重庆市委的最高领导，他的变节，便意味着整个重庆地下党组织的秘密全部暴露在敌人面前，同时整个重庆地区和四川省的中共地下党组织也被推到了最危险的境地……
根据后来查明，刘国定向特务交出了重庆及四川地区地下党的组织机构和人员名单；川康特委负责人华健及其在重庆的联系接头地点；彭咏梧领导的下川东武装起义失败后人员转移的情况；丰都、石柱、云阳、巫溪、宜昌的中共地下党组织人事的情况；中共阆中县委郑伯克调去云南工作的情况；中共重庆及四川地下党组织与长江局（南方局）的联系情况；出卖了重庆城区区委书记李文祥和妻子熊咏辉以及王璞、罗广斌、江竹筠、刘国鋕等人；出卖了上川东五工委书记骆安靖（后叛变）；地下党在广安开展统战工作的情况，等等。刘国定对特务最大的“功劳”，就是最直接地帮助了特务破获《挺进报》特支及“电台”支部，抓捕了陈然、成善谋等人，使徐远举完成了国民党重庆行辕下达的限期破获《挺进报》的任务，徐远举因此而受到加官晋爵，成为国民党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
当然，刘国定的出卖行为不是一下子完成的。毕竟，“官场”上的事，他这样职务的人，知道不少。所以在经过叛变初期的惊恐后，刘国定很快制定了自己下一步行动原则，这就是：自己手上掌握的地下党情况不但是保命的资源，而且也是重新规划自己人生的资源，不能白白地提供给特务，还要以此与特务做利益交换。因此刘国定这个叛徒再后来就不再是可耻了，更是无耻了！他拿着自己是“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这张王牌，竟然敢对徐远举提出，愿意参加特务工作掉转枪口打击共产党，但自己原来在共产党方面是省委级干部，现在我若到了你们国民党政府，至少地位和待遇上不能太低了，起码处长级，否则大家都不玩了！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最后双方以刘国定任保密局西南特区中校专员成交。这正是最无耻的一幕，让所有共产党人感到丢脸的是：这样的流氓恶棍，怎么会曾经是中共重庆市委的书记？
更令人发指的是，刘国定在叛变后，除了不断地出卖重庆地区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和地下党员外，还挖空心思找新的“卖点”与“副书记”冉益智等叛徒进行相互间的招供“竞争”。当他得知冉益智带特务到万县破坏了下川东地下党组织，涂孝文也叛变后，又抢先出卖了上川东地下党组织，致使骆安靖（后叛变）等人被捕。
为了体现自己的价值，他又把出卖的目标由重庆地区转往外地，向特务出卖了他所掌握的重庆地下党组织与南方局迁到上海后的联系机关，并带特务到上海企图抓捕南方局负责西南地区党工作的负责人钱瑛，由于南方局机关得知重庆地下党出了叛徒后就迁到香港去了，刘国定的计划落空，但还是带特务抓捕了一批在上海、南京一带未及时撤走的中共地下党员。刘国定这么为国民党特务机关卖力，实际上为的是能够取得新主子的信任，以求保全生命，争取个人的荣华富贵。这位“反共英雄”，后来在南京受到毛人凤的接见和表彰。这一激动，他又向特务提供了川康特委书记蒲华辅的线索。因此刘国定被受命担任川西特侦组组长，领导特务们在成都破获了川康特委地下党组织，逮捕了一大批地下党员，刘本人反共资本越来越“雄厚”，官衔也由中校晋级为上校。这时的刘国定，已不再是可耻、无耻了，而且连起码的廉耻都不会顾及了，他积极参与组织所谓的“经济问题研究所”，专门从事提供反共策略，最终成为比反动特务还要反动恶毒的家伙。
刘国定于1938年入党。20岁就入党的他，其实从最初开始他就抱有一种“入党升官”的思想。为了实现自己的这一“抱负”，他很会掩饰自己内心的丑恶的一面，平时能人模狗样地工作，并且主要靠讨好上一级领导往上钻营，一直升到了市委书记之职。“这是一个极端利益主义者，不是我们平时一点也不知道，也不是他没有表现出这样的问题，而是这种人由于他很会利用自己在党内的关系，尤其会利用靠山来帮助自己摆脱那些不利于他的指责与批评。”曾与刘国定长期一起工作的何忠发，是位党内的钱财“管家”，他在难友面前这样评价刘国定，并揭发刘在被抓之前早就“喜欢乱抓钱、想讨小老婆”的毛病。只是后来因为他身居党内要职，再没有人敢公开制止“市委书记”的这些毛病而已。叛变后的刘国定，也不再伪装了，内心的那种追求个人享受和对利益的崇尚更是变本加厉。据说他在与徐远举讨价还价期间，一直住在杨家山原戴笠公馆里接受特务机关的优待。身边雇了两个女仆专门服侍他和他的老婆，对两个女仆颐指气使，随意呵骂。当上特务后他更显神气，一般的特务他根本瞧不起，弄得其他特务也很讨厌他。地下党老同志刘隆华痛斥刘国定是“党内的剥削阶级”！
原国民党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