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猜一猜吧。他太自鸣得意了。他真的能够这样轻易摆弄我吗？
现在，我能够从理论上描述触发装置对常人的影响了。仅仅一个指令就能将任何普通人脑沦为一片空白，但要抹去超级意识，却需要巧计智取。抹去意识的指令有明显先兆，我的模拟装置会对我发出警报。可是，这些先兆我虽然可以计算出来，毁灭指令本身，按其定义，应该是某种我的想像范围的句子；我的超级意识在诊断模拟器的状态时会崩溃吗？
你对常人使用过毁灭指令？我开始测算需要什么东西才能产生出一个特定的毁灭指令？
用过一次，是对一个毒贩子做实验。随后，我一拳打在毒贩子的太阳穴上，把证据隐藏起来了。
我豁然开朗。原来创造指令是一项浩繁的工作。创造触发令，需要对我的意识了如指掌。我推测他对我究竟知道多少。就我能够重编程序来看，他了解得还不够，不过他或许另有观察技术，只是我不知道罢了。我深深地意识到，由干他对外界进行了研究，所以对我占有优势。
这种事你肯定得练习很多次。
雷诺兹的内疚显而易见。要实施他的计划，不死更多的人是不可能的。有普通人，还有几个他的超人助手，这些人一心希望达到更高境界，受这个欲望的诱惑，他们会干扰他的计划。发出指令后，他可能会重新给他们——或者给我——编程，使我们沦为他的仆人，心无旁鹜，自我超级编程能力受到制约。死人是实施他的计划所付出的必要代价。
我没有自称圣人。
仅仅是拯救者。
芸芸众生也许会将他看作一个独裁者，因为他们误以为他也是一个常人。庸人缺乏明智的判断，他们怎么也看不出他能胜任拯救世界的伟业。他对常人的判断具有远见卓识，而常人却无法将贪婪与野心等观念套用于超人身上。
雷诺兹以一种戏剧化的姿势举起手来，食指前伸，似乎要强调一个论点。我的信息不够，看不出他的毁灭指令，所以暂时只能招架。如果我抵挡住了他的进攻，就有时间发动反击。
他竖起食指。他说道：“领悟。”
起初我没有领悟。接着，恐怖的一刻——我领悟了。
他设计的指令不是为了宣之于口，甚至根本不是传感触发器。它是一个记忆触发器：该指令产生于一连串的知觉，这些知觉单个是无害的，但他却将它们成批植入我的大脑，如同一颗颗定时炸弹。由这些记忆结果所形成的神经结构此时消解收缩，成为一个模式，形成一种心理形态，这个形态注定了我的死亡。我其实等于自己吐出了那一句言辞。
我的大脑立刻高速运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迅速。我不由自主地产生一种自我毁灭意识。我竭力止住联想，可是抑制不了这些记忆。我的意识导致联想过程，这一过程正在发生，冷酷无情、不可遏止。我仿佛从高峰坠落，不得不目睹这个过程。
时间一毫秒一毫秒地过去了。我的死亡历历在目。
是雷诺兹经过杂货店的图像。还有那年轻人身上穿的幻彩衫。幻彩衫上是雷诺兹编制的图像，在我的大脑中植入一个暗示，其结果就是，尽管我转移了自己的输入感官，但心理仍然处于接受状态。即使作出转移这个行为的同一时间，我的意识仍然是敞开的。
没有时间了。只有以飞快的速度重新以随机模式编织意识。这是绝望的挣扎，也许是走向自我毁灭。
刚刚踏进雷诺兹的屋子时，我听到经过调制的奇特声音。我吸收了这个关键的暗示——在做出防御姿态之前。
我的意识分裂了，但结论却愈来愈凸出，愈来愈清晰。
是我自己亲手建立的那个模拟器。为了设计这一防御手段，我的感知力作出了改变，调整到最易受他那个触发令影响的状态。
我承认他比我更富有创造力。这是他的事业的吉兆。对于拯救者来说，实用主义远比唯美主义实用。
我不知道，拯救了世界以后他想做什么？
我领悟了那个词及其发挥威力的方式。接着，我死了。
后记
我写这个故事的灵感来自我读大学时一位室友随口发出的一句感慨。当时他正在阅读法国存在主义大师萨特的小说《恶心》。小说的主人公发现他所看到的一切都毫无意义。我那位室友纳闷，如果你从你所看到的一切中发现意义与秩序，那该是怎样一番景象。我认为，这种能力也就是一种非凡的洞察力，这种洞察力进而意味着超级智力。于是，我开始思考这样一个临界点，即从量变——更强的记忆力、更迅速的模式认知能力——到质变，到一种全新的认知模式。
此外，我还纳闷，有没有可能真正理解我们的意识是如何工作的？有些人用“你不可能亲眼看见你自己的脸”之类比喻来断定我们不可能理解。但我觉得这种论断缺乏说服力。到头来，也许事实会证明，就“理解”与“意识”的某些方面而言，我们无法理解自己的意识——但要我信服这种观点，还需要更有说服力的论据。
《另当别论》作者：弗·波尔
孙维梓 译
我沉思地坐在铁床的边上。另一条被子被用来铺在床上当作褥垫，这当然并不那么舒适，不过我面临的却是比这要麻烦得多的事情。
马上就要把我转移到附近的监狱里去，在这以后再过一段时间我还将被投放死牢，当然一开始会有法律上的一套审判程序，但那些纯粹只是形式。因为我不仅是在犯罪现场给逮住的，而且连我自己也对这一切供认不讳。
我被指控蓄意谋杀我的朋友拉里·康诺特，他甚至还救过我的命。我自己当然会提出一些辩护理由以求减轻罪责，但法庭可能会对此不屑一顾。
康诺特和我是多年的老朋友了，后来战争才把我俩分开。若干年后我们终于又在华盛顿重逢，但我们之间的关系已不象从前那样亲密无间。他在这段时间里，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找到了自己的理想和一展抱负之处，并为此努力奋斗了多年，但其内容则对我秘而不宣。我自己原来也有过一番雄心宏图，只是当我在解剖学上一无所成以后，我就和科学无缘了。老实说，还在我刚踏进解剖所那会儿起，我对医学的兴趣就已一落千丈，我倒不是厌恶那些死尸，只是觉得这里面实在没有多大意思，所以我也从未获得过任何学位或职称，而且这对于一个参议院的警卫人员来说又有什么用呢？
这个职业听起来似乎并不太体面，但我并不以做个警卫而感到羞愧。一般说来在生活中并没有什么可耻的地方，我甚至还相当喜欢这个职务。参议员们在我们警卫人员面前通常都能够毫无顾虑，对我们十分友善，我们也常常知道不少发生在政府内幕里的秘闻趣事。从个人方面来说，不少人都得有求于我们——这主要是那些急于猎取新闻的记者以及政府的小官员们，他们往往能从人们无意漏出的只言片语中得益匪浅；当然还有那些希冀在议会进行重大辩论时置身于大厅回廊中的游客们。
举个例子说，和拉里·康诺特的事情就是这么开始的。我和他恰好在街上相遇，寒暄一番以后，他就问我能不能为他搞张议院的通行证，以便参观最近将举行的外交政策辩论。第二天我给他打了个电话，说一切手续都已办妥。
当国务卿刚刚上台发言时他就来了，他那双水汪汪的小眼睛由于心满意足而熠熠发亮。然而这时突然爆发一阵巨大的叫喊声，整个事件大家至今还历历在目，记忆犹新：一共冲进来三个人，都是来自中美洲的恐怖份子，企图用暴力来对我们的政策施加影响。其中有两个人手持短枪，第三个小个子拿的是手榴弹，在枪战中打伤了我们两名参议员和一名警卫。我和康诺特正并肩站着，当时我扑向那个已经扬起手榴弹的小个子，把他掀倒在地，手榴弹也滚向一边。在我正想去抓它时，一眼瞥见它已被拉开了弦行将爆炸，结果就在我有点犹豫的一瞬间，拉里已经突然伏身在手榴弹的上面……
事后在报纸上把我们两人都吹捧成了英雄。报上报导说，那简直是个奇迹。拉里在全身脸朝下地扑在手榴弹上时，居然还来得及把它从身下扔了出去，使它在爆炸时没有伤及任何一个人。
的确，弹片没有给谁带来伤害。报纸上还说，手榴弹的爆炸只是使拉里丧失了知觉。这也没错，他的确丧失了知觉，过了整整六个小时才苏醒过来，而且在这以后的整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