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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遥控下，开始酝酿一套方案来区分征服者与被征服者，并剥削后者以支
持他们在欧亚大陆的作战。“进行括户是蒙古人努力动员帝国中定居地区人
力财力的关键，户口登记的目的在于便利赋税的征调，识别有技能的工匠以
及征兵的需要。”①为了管理财政而进行户口登记的主张来自汉人，蒙古人最
初知道这项措施很可能是在与哈剌契丹（西辽）接触的时候。女真征辽时西
逃的汉化契丹人在 １２ 世纪初创立了西辽，而中国新疆的畏兀儿人给哈剌契丹
和 １３ 世纪初的成吉思汗都提供了行政管理人才。②
在中国，蒙古人采用了他们自己的统治方法和他们模仿建立的行政管理
系统。在征服中国的最初几十年中，他们应用的原则与他们在其他地区进行
征服时的原则别无二致：把被俘的人民与被征服的民族看作他们的战利品，
仅仅是一笔财产，因而将其沦为奴隶。战场上进行掠夺是蒙古士兵的权利。
地产连同其主人、牲畜、房屋、物品统统被当作赏赐而奖给军事将领和统治
者的亲信。由主要军事首领构成的最高阶层，其赏赐形式是封地，诸王也经
常得到封地。
在进行征服的游牧社会内部，蒙古人自然居于领导地位，但他们在建立
帝国的过程中迅速地接纳了许多合作者。１２２７ 年成吉思汗去世时，蒙古人的
战争机器中已经包括了很多内亚和西亚人（色目人），这些人并不是来自蒙
古草原游牧部落，而是来自广大的沙漠绿洲中的定居社会或者其他一些国
家。其中有一些是由于被征服而被迫合作的，另外一些则是自愿地与蒙古人
结合起来。他们之中不少人作为伟大征服事业的合作者而被授予特权地位，
并承担着责任与义务。在汉文记载中，他们被称作诸国人或色目人（各色各
目之人）。这些词语译成英语时常常被不太严格地写作“西亚人”，因为他
们中的大多数实际上属于中国以西地区的各民族。
在这些色目人中，数量与作用都占优势的是畏兀儿人。早在 １２０９ 年成吉
① ＇13＇托马斯？T。爱尔森：《13 世纪的元朝和吐鲁番的畏兀儿人》，第 262 页。
② ＇13＇爱尔森：《13 世纪的元朝和吐鲁番的畏兀儿人》，第 246—248 页。亦见＇849＇黄清连：《元代户计制
度研究》，第 128—135 页。
思汗尚未用强制方法兼并他们时，他们就自愿地宣布自己为属国，从而与蒙
古人之间有了一种特殊的关系。①畏兀儿人曾于 ８、９ 世纪创立过一个强大的
游牧国家，那时他们与唐朝的关系十分密切，但也很敌对。９ 世期中期他们
被迫西迁至中国新疆，此后又几经辗转。他们在富庶的绿洲耕作、经商，成
为定居民族。他们也开始放弃曾十分崇信的摩尼教而改信佛教和景教（聂思
脱里教），１３ 世纪时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又皈依了伊斯兰教。
畏兀儿人本身具有丰富的汉人行政管理的知识，他们成为经商、理财及
文官政府机构中的专家，在他们自己的地域，也在部分汉化了的哈剌契丹的
西辽国服务。他们采用从叙利亚文发展而来的一套字母书写自己的突厥语，
从而有了文字。畏兀儿人作为可信任的同盟者、能干的斗士和掌握读写技术
的专家，与蒙古人建立了紧密的关系，这一关系注定了蒙古人很愿意依赖他
们的帮助来统治中国。在归入色目人的 ２０ 个以上的民族或部族中，畏兀儿人
是最重要的。
色目人是蒙古国法律上承认的第二等人。随着蒙古人对北部中国的兼并
和其后对整个中国的占领，又在法律上出现了另外两等人。在蒙古人统治下，
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的划分在范围上有了定义并被宣布为永久性的，这是在以
往征服者的统治下都未曾有过的。在 １２１５ 年至 １２３４ 年征服金朝之后的 ２０
年内，有两千多万定居人口，主要是华北的汉人，也有西夏的党项人、渤海
人、高丽人以及中国北方的其他居民，都处于蒙古人的统治之下。①
为了行政管理的目的，这些新被征服的属民被称为“汉人”。而对于汉
人来说，这个词本身指的则是整个汉文化共同体或汉民族共同体；当时在法
律上被称为汉人的蒙古属民中的绝大部分当然也是汉人。但是这个词又被用
来指所有曾经在中国北方的金朝统治下的属民，不管他们是不是汉族，也不
管他们是不是游牧民。②１２７５ 年至 １２７９ 年蒙古人又征服了南宋，第四等人也
随之被规定下来，这就是“南人”，它专指 ５０００ 万以上的南宋遗民。③
这就是著名的法律上的四等人制度。在统治中国的初期，蒙古人试图通
过颁布法律来创建一种与汉人的社会结构、社会意识形态的所有特征都相反
的社会秩序。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按种族集团分为四等，似乎并没
有系统地正式宣布过。但是即使在对人数最多的第四等人征服之前，在忽必
烈朝初期，各种机构的设置和为实施文官管理所作的各项规定，都已充分考
虑了这些区别，并且从法律上加以强化。它们确实具有法律的效力，一直到
一个世纪之后元朝灭亡为止。这些规定被歧视性地用于所有与国家有关的规
范人民生活的各项事务中：它们能影响赋役，决定选派官员的资格条件，决
定处理民事和刑事案件时的不同权利、特权和量刑轻重，确定可否免除义务，
同时，这些规定还可作为授予各种特权的基础。在这个制度中前两等人所得
到的某些利益，与以前宋朝文官的地位带给士大夫的特权与优待相当，但文
① ＇13＇爱尔森：《13 世纪的元朝和吐鲁番的畏兀儿人》；＇398＇罗依果：《蒙古统治下的突厥人：13—14 世
纪突厥与蒙古关系初探》。畏兀儿人的首领早在 1204 年就已得到蒙古人的宠信。
① 本章前面已提到 1207 年金朝在籍人口超过 5000 万，其中不少于一半的人口在元朝初年的户口统计中被
计入户籍。
② ＇674＇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 9，第 205—206 页，“汉人八种”，指出在汉人下包括 8 个种族集
团。
③ ＇828＇姚从吾：《忽必烈汗对于汉化态度的分析》。
官的地位要经过科举成功才能赢得。元朝的制度是硬性的，不 考虑个人成就，
它是世袭的，在原则上一切个人或家庭都逃脱不出已被指定的地位。
从统治者的角度来看，四等人制度有它自身的道理。它是维护统治者利
益的一种便利方法，可以得到可信赖的合作者的帮助并给其奖励，使他们担
当起基本的军政任务，而让被征服者保持服从的地位，不构成威胁。当蒙古
人还在把注意力集中在更大规模的征服时，为了处理从未有过的繁多紧迫行
政事务，他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恰在这个过程中，四等人的制度产生了。
因此，在征服是以直接掠夺为目的时，它代表了一种进步，因为它体现了某
种感性认识：对组成社会的各个集团，应在作用与义务、奖励与责任等方面
给予明确划分。
我们看待四等人这一制度，应将它与蒙古人实行的颇为复杂的户计制度
联系起来。①户计制度这一手段既是种族社会四等人制度的补充，又是它的延
伸。户计制度是将蒙古人及其所有属民都以一定职业按户划分。最重要的是
它将被征服人口，特别是汉族，不管属于汉人还是属于南人，都根据他们对
于统治者的重要性而加以分类。有一个学者列出了 ８３ 种户计的表格。②这些
分类标明了特殊的技艺与生产功能，为的是保证这些划定了户计的后代能够
继续他们各自的职业。这在中国制度史上是没有先例的。在这儿我们看到的
是一个游牧的完全军事化的部落社会。有选择地采用各种建议与经验，就能
够在管理一个全然不同的社会时，创造出一种十分复杂的、有关社会地位与
生产功能的制度并对其进行监督。虽然四等级社会阶级制度以及对不同行业
户籍的确定在对社会尤其是对社会变革的认识上是短视的，但它们仍代表了
一种并非无足轻重的成就。我们应当从蒙古历史的基础以及在中国社会史的
范围内对此加以评价。①
在任何情况下我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元朝强加的社会阶层以及世代
相袭的职业、地位的企图并没有成功地实现，也许它不可能成功地实现；也
没有积极地加以维持，因为它显然违反常规。可是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