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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外负责管理财政的机构，这些机构同样重要，而且更加专门。
甚至在创立正式的大司农司之前，忽必烈在他即位当年（１２６０ 年）就令
全国各地的宣抚使挑选精通农业的人充任劝农官。②《元史》称赞忽必烈及时
地将注意力转向中国经济的基础，“其睿见英识，与古先帝王无异，岂辽、
金所能比哉”。
东部蒙古人决意留居中国不仅仅反映在忽必烈 １２６０ 年将首都从漠北迁
② 以下叙述参看＇105＇《蒙古在中国的统治》第 5 章和＇298＇牧野修二：《元代勾当官体系的研究》，第 65—66
页。
① ＇606＇胡祗遹：《紫山大全集》，卷 22，3la。
① 见＇63＇陈恒昭：《蒙古统治下的中国法律传统》，第 88—98 页；＇276＇兰德彰：《蒙古统治下金华学派的
政治思想》，第 184—185 页。实例见＇604＇张养浩（1270—1329 年）：《牧民忠告》，10b—11b、13a。
② 关于司农机构，见＇653＇《元史》，卷 87，第 2188—2189、2193 页；卷 93，第 2354—2357 页；亦见＇412＇
拉契内夫斯基：《元法典》，第 1 卷，第 188—191 页；＇441＇舒尔曼：《元代经济结构》，第 43－64 页。
到中原上，而且还表现为 １２６０ 年以后他们曾数次为中国农业经济的繁荣作出
了努力。１２６１ 年创建第一个监督农业的管理部门——劝农司，１２７０ 年由司农
司取而代之，司农司的职责涉及农业、养蚕及水利灌溉等各种事务。农业与
水利专家们被派往各地调查并上报官员在劝农方面的成绩与失误。实际上，
在官员的铨选中是要考虑这些活动的记录的。
后来，在 １２７０—１２７１ 年，司农司又更名为大司农司。尽管以后又有三次
更名（农政院、务农司、司农寺），１２８６ 年以后还是一直使用大司农司这个
名称。①
征服南宋 １０ 年之后，即 １２８８ 年，在江南设立行大司农司。成宗铁穆耳
汗时期，这些行司于 １２９５ 年被撤消，但这并不表明忽必烈之后的元朝皇帝就
不重视农业了。各地方官，特别是达鲁花赤，继续在当地社会负责推动并保
护农业生产。元代的一条史料谈到江南设行大司农司的最初目的是调查那些
隐瞒农业资产以偷税漏税的大户。由于这类隐瞒的例子没有发现多少，所以
在 １２９５ 年就将行司撤消了。②
毫无疑问，政府介入并监督农业始于忽必烈时期。不但在这期间创建了
监管农业的机构，而且司农司还印行了《农桑辑要》这本有关农业的手册，
这是一部元朝早期百科全书式的农书，它的印行是为了让天下人都能读到此
书的内容，因而掌握农业技能。③翰林学士王磐为它作的序承认《农桑辑要》
是根据以前的农业手册编纂的；换句话说，此书关于农业技术的知识并不是
新的。据王磐讲，此书旨在教育政府管理农业的官员。④
除了刊行农书外，元廷在 １３ 世纪 ７０ 年代初即根据以前基层社会组织中
早已存在的某种形式建立了农业团体——社，社的头目无薪俸，他们在社中
应促进农业生产，维护义仓，监督赋役，培育正确的道德风尚。每社由 ５０
户组成。但是，是否 １３ 世纪中国农村所有地方都存在这种单位还不能确定。
不管怎样，在地方社会建立国家组织这一做法与忽必烈 ３４ 年中始终为恢复战
后的中国经济所作的努力是相一致的。
与大司农司类似，都水监也是一个专门的行政机构，“掌治河渠并堤防
水利桥梁闸堰之事”。①都水监创于 １２９１ 年，１２９２ 年领河道提举司，这样，
有关内河道的所有事物都统管起来了。毫不奇怪，政府又设置了行都水监来
处理地方问题和自然灾害。
还有一些与大司农司、都水监相似的机构也同时建立起来，以管理海外
贸易，特别是对斡脱商人的活动进行规范化管理。②蒙古亡宋之前，这种监督
① 舒尔曼在《元代经济结构》第 48 页认为大司农司在 1290 年撤消后再未重置。我未看到 1290 年撤消大司
农司的直接证据。实际上，《元史》，卷 87，第 2188 页有 1290 年后大司农司的叙述；《元史》卷 17，第
372 页，提到了 1293 年的大司农司江南分司；《元史》，卷 43，第 908 页，提到了脱脱在 1353 年被任命
为大司农司的长官。
② ＇640＇《大元官制杂记》，5a—5b。亦见＇110＇法夸尔：《元代政府的结构与职能》，第 41—42 页。
③ ＇634＇陈元靓编：《事林广记》，卷 12，1a。
④ ＇605＇《农桑辑要》，7a。
① ＇653＇《元史》，卷 90，第 2295—2296 页；＇412＇拉契内夫斯基：《元法典》，第 1 卷，第 267 页注 2；＇202＇
贺凯：《中国职官辞典》，第 542 页；＇110＇法夸尔：《元代政府的结构与职能》，第 42—43 页。
② 关于海外贸易，见＇441＇舒尔曼：《元代经济结构》，第 222—236 页。关于斡脱商人及其经商活动管理的
史料，见＇104＇伊丽莎白？恩迪科特…韦斯特《元代中国的商人组合：斡脱》所引资料。
机关并不存在。只是到了忽必烈时期，为了鼓励对外贸易并因此而从海外贸
易税中获取利润，元政府才重新设立市舶司。这样做是仿照宋朝的先例。宋
朝于 １０８７ 年在福建沿海重镇泉州设市舶司，１２７７ 年元朝也在那里设立了它
的第一个市舶司。１２９３ 年市舶司的数目增加到 ７ 个，因为忽必烈的理财大臣
想通过船货和贸易的税收来充实国库。
市舶司的主管部门并不是固定的：有一时期属地方盐政机构管辖，而另
一时期又属泉府司这个主要的商业管理部门。元代海外贸易历史是与回回等
其他外族商人的活动密切相连的。那些商人与蒙古皇室及政府官员在贸易上
的合伙关系被称作斡脱（蒙语 ｏｒｔｏｇｈ，起源丁突厥语 ｏｒｔａｑ；波斯语ūｒｔａāｑ
也源于突厥语 ｏｒｔａｑ）。１２８６ 年忽必烈的大臣卢世荣甚至试图停止所有的私
人对外贸易，为的是让政府与斡税商人垄断海外贸易，但没有成功。①
泉府司并不是元朝所设的第一个控制斡脱商人的机构，最早是 １２６８ 年设
立的斡脱总管府，接着斡脱所或斡脱局也于 １２６９ 年建立。１２８０ 年泉府司取
代了总管府，监督皇族对斡脱商人的投资。这些资金贷给商人，资助西域地
区的陆地商队和海外贸易。所以，泉府司 １２８６ 年掌管市舶司这一事实表明斡
脱商人在海外贸易中起了比私商重要得多的作用。相比之下，斡脱商人在汉
儒心目中留下的却是很不受欢迎的形象。
军事
关于元朝政府与社会的军事化程度，学者们已经争论了很长时间。显然，
文、武两个官僚系统是分立的，尽管也有证据表明军队将领并非根本不插手
行政事务，而行政官员也并非不介入军队事务。虽然可以说行政官僚机构基
本上是汉化的，军队系统基本上是蒙古式的，但是，我们有关蒙古人对行政
官僚系统的创新与改造的讨论就说明它们并不是截然分开的。②
另一个问题是军事制度是否纯粹蒙古式的。甚至早在征服中国北方的那
几十年当中，也就是在忽必烈上台以前的年代里，由于蒙古人人数有限，他
们就已经认识到有必要吸收外族军队到自己的队伍中来。当时，色目人，从
摇摇欲坠的金朝叛逃过来的女真人，急欲抗金的契丹人，以及征募来的汉人
都对灭金作出了贡献。民族区分是蒙古军队组织的一个惯例。所谓汉军由北
方汉人、契丹人、女真人、高丽人组成；而蒙古军与探马赤军则由蒙古人组
成。南宋被征服后，当地的居民被编入新附军。
忽必烈将成吉思汗的蒙古贵族亲兵怯薛扩编为宿卫，而宿卫的民族成分
也不是单一的，其中一半为色目人与蒙古人，一半是汉人卫兵。到 １４ 世纪初，
宿卫因其具有的吸引力而使自身的民族成分受到了影响。其经济与社会地位
的优越引诱了很大一批汉人平民加入怯薛，虽然元廷在尽力使怯薛成为内亚
军事力量的基础与核心。
从管理系统上说，宿卫的各卫由独立的最高军事管理机构枢密院管辖，
但枢密院不直接管理驻防在大都路以外的各省军队。驻防军从万户府（蒙古
语为 ｔüｍｅｎ）中抽出，万户府对行省负责，而行省是文职官僚系统的地区行
政机关。这种在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