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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卷序
《剑桥中国史》第六卷译名的翻译说明于下：
中文译名依然采用威妥玛－翟理斯拼写法（Ｗａｄｅ－Ｇｉｌｉｓ ｓｙｓ－ｔｅｍ），在现
有拼写法中，这是英语写作中最常使用的翻译中文文献译名的拼法。有一些
例外情况，将在下面加以说明。
日文译名依然采用赫伯恩拼写法（Ｈｅｐｂｕｒｎ ｓｙｓｔｅｍ）。
蒙古文译名采用田清波创制的拼写法，见《鄂尔多斯字典》，卷 ３，《古
代蒙古书面语词汇索引》（北平，１９４４ 年）。稍有变化的是将田清波拼法中
的 ｑ 改为 ｋｈ，ｒ 改为 ｇｈ，■改为 ｃｈ，■改为 ｓｈ，■改为 ｊ。
藏文译名采用萨拉特？钱达？达斯《藏英大词典》（加尔各答，１９０２ 年）
的拼写法。
波 斯 文 译 名 采 用 国 会 图 书 馆 的 拼 写 法（ ｔｈｅｙ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ｆ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ｓｙｓｔｅｍ）。
突厥文译名采用 Ｖ．Ｍ．纳德里耶夫《古突厥语词典》（列宁格勒， １９６９
年）中的拼写法，但有以下改变： ｒ 改为 ｇｈ，■改为 ｃｈ，■改为 ｓｈ。
汉文和日文人名按本身的习惯，姓在名前。中国和日本学者用西方文字
发表的论著，署名按照发表时的形式，有时名放在姓的前面（如陈学霖，作
Ｈｏｋ－ｌａｍ Ｃｈａｎ），拼写法亦可能不用威妥玛－翟理斯拼写法。
汉文地名依然采用威妥玛－翟理斯拼写法，除了一些英文文献中惯用的尽
管拼写并不标准的地名。地名表可参见施坚雅《现代中国社会：参考书目》
（斯坦福大学出版社，１９７３ 年），第 １ 卷，导言，第 １２ 页。现代地名不用
连字符（如 Ｈｏｐｅｉ 即今天的河北省），古代地名用连字符（如金代的河北西
路写作 Ｈｏ－Ｐｅｉ，Ｈｓｉ－ｌｕ）。
地图主要依据谭其骧主编的中国的标准历史地图《中国历史地图集》（上
海，中华地图学社，１９７４—１９７６ 年版；北京，地图出版社，１９８０—１９８１ 年版），
第 ６ 册，宋、辽、西夏、金；第 ７ 册，元。地图 ２３ 和 ３７ 采自《远东古代博
物馆通讯》，第 ５９ 期（１９８７ 年），第 ２１４、２１５ 页。
汉文官名一般采用贺凯的《中国职官辞典》（斯坦福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５
年）的译法。但是，该辞典不能完全解决本卷涉及时代的所有问题。本卷所
述各王朝官名的用法经常改变，读者应该记住，被宋、辽、西夏、金和元经
常使用的同一个官名，常有完全不同的职能，所以有时需要不同的英文翻译。
本卷叙事中，皇帝在位时用他们的庙号，即位前用他们的原名。表 １—４
列举了各朝皇帝的各种年号。
年代采用标准的中国纪年，而不是西方纪年。读者应该知道，中国纪年
能够正常地与西方纪年相对，但是并不完全吻合。这样，如澶渊之盟，就被
按中国纪年系于 １００４ 年，尽管签约的时间实际是在 １００５ 年 １ 月 ２４ 日。
鸣谢
由于在叙事中要涉及各种语言和文化，本卷的编者们面临复杂的时代及
其史料提出的重重问题。我们在此对所有帮助我们解决问题的国际学术组织
的成员们表示感谢，感谢他们的大力支持。我们要特别感谢牟复礼教授的支
持，他仔细阅读并评审了本卷的全文；还要特别感谢詹姆斯？盖斯博士，他
在十年中处理了本卷和《剑桥中国史》其他卷的琐碎学术事务。我们还要感
谢伊丽莎白？恩迪科特－韦斯特教授，她不仅撰写了本卷中的一章，还帮助编
者们审定了蒙古语、突厥语、藏语和波斯语词汇的用法；亦要感谢金淑文
（Ｓｏｏ－ｗｏｎ Ｋｉｍ）女士，她帮助我们解决了朝鲜语的问题。
编写本卷用了多年时间，在国家人文科学基金和普林斯顿大学的慷慨支
持下，本卷才得以出版。
崔瑞德
傅海波
总编辑序
当十多年前开始计划编写《剑桥中国史》时，本来当然打算从中国历史
的最早时期写起。但是，在我们着手写这部丛书的几年时期中，我们不论对
中国史前史的知识，或是对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大部分时期的知识，都因大
量的考古发现而发生了变化；这些发现始于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而自 ７０ 年代以
来汇集成越来越大的势头。这一大批新材料一再改变了我们对早期史的看
法，而且至今还没有对这些新的证据和传统的文字记载作出任何普遍公认的
综合。尽管屡次作出努力，试图计划并写出能够总结我们的早期中国知识现
状的一卷或几卷著作，但事实证明现在尚不能做到这一点。很可能还需要 １０
年工夫，才能对所有的新发现进行可能有一定持久价值的综合。因此，出于
无奈，我们在编写《剑桥中国史》时就从秦汉这两个最早的帝国政体的建立
开始。我们知道，这样就要对前此一千多年有文字记载的前期在另外的时间
另作论述。我们同样知道，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事件和发展为我们即将阐述
的中国社会及其思想和制度奠定了基础。秦汉两朝的各种制度、文学和艺术、
社会形态及其思想和信仰都牢牢地扎根于过去，如果没有这段更早历史方面
的某些知识，就无法了解它们。随着现代世界的各个方面变得越来越息息相
关，历史地了解它变得比以往更加必要，而历史学家的任务也变得比以往更
加复杂。即使在史料增多和知识更加充实时，实际和理论仍是互相影响的。
单单概括所已经知道的内容就已成了一项令人望而生畏的任务，何况知识的
实际基础对历史思考来说是越来越必不可少的。
在英语世界中，剑桥历史丛书自本世纪起已为多卷本的历史著作树立了
样板，即各章均由专家在每卷编者的主持下写成。由阿克顿爵士规划的《剑
桥近代史》共 １６ 卷，于 １９０２ 年至 １９１２ 年期间问世。以后又陆续出版了《剑
桥古代史》、《剑桥中世纪史》、《剑桥英国文学史》以及关于印度、波兰
和英帝国的剑桥史。原来的《近代史》已被 １２ 卷的《新编剑桥近代史》代替，
而《剑桥欧洲经济史》的编写也正接近尾声。近期在编写中的其他剑桥历史
丛书包括伊斯兰教史、阿拉伯文学史、伊朗史、犹太教史、非洲史、日本史
和拉丁美洲史。
就中国史而言，西方的历史学家面临着一个特殊问题。中国的文明史比
任何单个西方国家的文明史更为广泛和复杂，只是比整个欧洲文明史涉及的
范围稍小而已。中国的历史记载浩如烟海，详尽而广泛，中国历史方面的学
术许多世纪以来一直是高度发展和成熟的。但直到最近几十年为止，西方的
中国研究虽然有欧洲中国学家进行了重要的开创性劳动，但其进展几乎没有
超过翻译少数古代史籍和主要的王朝及其制度史史纲的程度。
近来，西方学者已经更加充分地利用了中国和日本的具有悠久传统的历
史学术成果，这就大大地增进了我们对过去事件和制度的明细的认识，以及
对传统历史编纂学的批判性的了解。此外，这一代西方的中国史学者在继续
依靠欧洲、日本和中国正在迅速发展的中国学研究的扎实基础的同时，还能
利用近代西方历史学术的新观点、新技术以及社会科学近期的发展成果。而
在对许多旧观念提出疑问的情况下，近期的历史事件又使新问题突出出来。
在这些众多方面的影响下，西方关于中国研究的革命性变革的势头正在不断
加强。
当 １９６６ 年开始编写《剑桥中国史》时，目的就是为西方的历史读者提供
一部有内容的基础性的中国史著作：即按当时的知识状况写一部 ６ 卷本的著
作。从那时起，新研究成果的大量涌现、新方法的应用和学术向新领域的扩
大，已经进一步推动了中国史的研究。这发展反映在：《剑桥中国史》现在
已经计划出 １５ 卷，但仍将舍弃诸如艺术史和文学史等题目、经济学和工艺学
的许多方面的内容，以及地方史的全部宝贵材料。
近几十年来我们对中国过去的了解所取得的惊人进展将会继续和加快。
进行这一巨大而复杂的课题的西方历史学家所作的努力证明是得当的，因为
他们本国的人民需要对中国有一个更广更深的了解。中国的历史属于全世
界，不仅它有此权利和必要，而且它是引人入胜的一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