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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我党早期杰出的新战士，是我国人民司法制度的重要奠基人。他晚年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继续为统战工作献出自己的一份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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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７８—王首道文集
一、不避艰险 忠于革命
一个革命老人，就是一部历史。 在历史的长河中，谢老遇顽石，经险滩，不屈不挠，忠于革命，忠于人民。早在本世纪的初期，学生时代的谢老即喊出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 当他担任云山学校的教员和训导主任时，又教导学生“什么是辛亥革命的宗旨？”１９１９年“五四”运动爆发，他积极组织师生参加反帝反封建斗争，并在学校公开贴出了“严惩卖国贼”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大幅标语。 １９２０年，谢老离开学校，到长沙主编革命刊物《湖南通俗报》。在报馆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上，作为湖南第一师范附属小学主事的毛泽东也出席了会议，并和谢老亲切交谈了办报的方针。１９２１年１月，经毛泽东、何叔衡介绍，谢老加入了新民学会，１９２５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２６年，当湖南农民运动风起云涌的时候，他担任了国民党（国共合作时期）湖南特别法庭委员，运用合法的身份，打击土豪劣绅的不法行为，保护劳动人民的利益。１９２７年５月，长沙“马日事变”
发生。在白色恐怖笼罩下，有人劝谢老退出共产党，谢老严词拒绝，并在一幅悼唁挽联中表达了他的坚毅信念：“性命等于小埃尘，剩下皮囊归昊土。”
他决然化装奔赴汉口，和徐特立一道主编《大江报》。
１９２８年３月，谢觉哉经过千辛万苦来到上海。 党中央决定他任中央机关报《红旗》的主编。 他和当时的中央出版部负责人毛泽民患难相逢，共同研究《红旗》的出版发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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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洁奉公的楷模 秉公执法的典范 —９７８—
１９３１年，根据形势的需要，调他到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担任《工农日报》的主编。 在这里，他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顽强的斗争。１９３３年４月，谢老从上海来到中央苏区，任毛泽东的秘书。 不久又担任中央政府秘书长、内务部长。 他协助毛泽东制订了一些重要的法令、条例。１９３４年１０月，谢老与董老、徐老一道参加了举世闻名的长征。 一路上，他老当益壮，以苦为乐，经常讲些历史故事，鼓舞大家奋勇前进。 红军到达陕北后，谢老担任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内务部长兼秘书长，后又任司法部长兼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 这期间，他为革命政权下的人民司法制度创建了雏形，成为我国革命司法制度的奠基人之一。１９３７年７月芦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展开。 在此危难之时，中央决定派谢老到艰险的兰州任党中央驻兰州办事处代表，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他忠实地执行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方针，同国民党当局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同时，他还通过各种途径，营救出大批西路军流散人员，其中不少人都是我党我军的高级干部，为革命取得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二、廉洁奉公 实事求是
谢觉哉的一生，时时处处与民谋利，不谋私利，不图虚名，廉洁奉公，艰苦朴素，实事求是，数十年如一日，甘做人民的公仆。 他是廉洁奉公的典范，是实事求是的典范。１９３９年２月，谢老调任中央党校副校长。 为了解决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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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的困难，他发动大家开荒种地，养猪养鸡，以改善生活，增强学员体质，并创办了中山合作社，自己动手盖食堂，建造礼堂，带头发扬“延安精神”。在大礼堂落成时，毛泽东亲自题写了“实事求是”的大幅匾额。 这是“实事求是”一词的最早出现。 从此，“实事求是”这句名言，成为我党的思想路线和优良传统，他是谢老一生的指导思想和行动准则。 陕甘宁边区成立后，谢老担任边区中央局副书记，兼任边区政府秘书长，主持参议会工作。 他在任职期间，勤勤恳恳，兢兢业业，经常针对当时存在的各种实际问题，在党中央机关报《新中华报》上发表文章，反对种种不实事求是、不廉洁奉公的作风和行为。在延安整风运动中，谢老以他素有的宽阔胸怀和高尚情操，为不少蒙冤的同志据理直言，顶风力争。 他以当时“兰州八办”党中央代表的身份，为所谓的“红旗党”冒险申辩，终使真相大白，许多人得到平反。谢老精于政务，勤于政务。 他在土窑洞、油灯下日理政务，夜写文章、日记，终于积劳成疾。 毛泽东给谢老的许多信件中，有一次恳切地写道：“死者已矣，生者务宜注意。 关于你及林老的工作及生活，亟宜调节，务不过劳。”但他还是日夜为边区的政权建设、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的疾苦呕心沥血。正如延安的老同志为谢老祝寿时的赠诗所说：“为党献身常汲汲，与民谋利更孜孜；岿然议席称前辈，万口腾传载道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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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洁奉公的楷模 秉公执法的典范 —１８—
三、“上为中央分忧，下为民众解愁”
新中国成立后，谢觉哉被任命为政务院委员、内务部部长。 作为首任国家内务部部长，到任的头等大事，就是发动群众，战胜灾荒。 国民党政府统治国家几十年，唯一留下来的就是贫穷和饥饿。 加上水灾连年，波及全国１６个省区。 要巩固刚刚建立的人民政权，要稳定社会民心，救灾和社会救济就成为各级政府和全国人民的首要任务。 谢老专为这件事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并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制定出一系列具体政策和措施。１９５０年４月，召开了中国人民救济事业代表大会，谢老作了《我们能够战胜灾荒》的报告，号召各级干部必须认识到救灾和社会救济的重大意义，并要作长期的斗争。 他几下山东、河南等重灾省区，访贫问苦，在山东黄河入海处的灾民家，与灾民同吃棉花籽饭。 他还到河南大堤决口处去看修复工程。 他每到一处，都强调要将救济粮款直接发放到灾民手中，不许饿死人。谢老还经常深入到敬老院、福利院、盲聋哑残疾人学校和工厂，了解他们的生活，学习和生产情况，及时解决存在的困难。 他还保持直接和残疾人通信的方式，以便随时和他们交心。 对于烈军属、革命残疾军人、复员转业军人的生活和工作安置，谢老也特别重视，经常亲自给他们复信，并接见他们的来访。谢老还非常重视人民群众的来信来访工作。 他曾制定出领导干部亲自接待来访和亲自答复来信的工作制度。 他身体力行，按时到接待室和来访人员亲切谈话，提出解决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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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他反对层层批转，而要求派专人带上来信和来访人员，直接到基层，当场解决问题。 他强调指出：对于人民群众的来信来访，应该做到“既要解决个人问题，又要看到整个问题”
，“这是党和政府联系人民、了解民情的重要渠道和最好方法，是上为中央分忧、下为群众解愁的长远方针。”
四、“一个有历史意义的创议”
谢觉哉为我国的政权建设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建立与健全费尽了心血。早在１９３７年，陕甘宁边区由工农民主制度改为抗日各阶级民主制度后，边区成立了参议会，谢老任副参议长，主持参议会工作。 这时的《参议会组织条例》中规定：“边区各级参议会为代表边区之各级民意机关”。到１９４１年第二届参议会上，谢老将这一条改写为：“边区各级参议，会为代表边区各级人民代表机关”。
这一表述的变化表明，参议会已不仅是边区全体人民的民意代表机关，并指明它是人民管理自己政府的最高权力机关。 后来，他在二届二次参议会《发言提纲》中，提出将“参议会”正式改为“人民代表会议”的意见，并全面论述了自己对民主选举、人民代表会议制度和民主政府的认识。他指出：“运用民主到人民大众的各个生活部分里去，不只说人民选举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而是说人民自己有权管理自己的生活和创造自己的生活。”
毛泽东看到这个《发言提纲》后，在写给谢老的信中说：“此件很好”
，“关于参议会改人民代表会议，我想对内对外都是有好影响的。”并在党的“七大”会议上所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报告里，明确提出“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