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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地利帝国，并不是由一种民族组织而成的，其维持的关键，不在共同的血统，而在共同的武力。
所以领袖者的无能，未必就能引起国家的不振，反而可以因了人种的不同而激发各民族的本能；倘使某种的意志超越而上的时候。那么，这种本能，自必被阻而 难于发展的。
喻普斯堡皇室的不能看清楚的这一点，这也许就是他的可悲的罪恶吧！
曾经在某一时期：命运之神又高举了火炬而照临列这块土地上来，但是，很可惜的，这火炬即永远的熄灭了”。
统辖日耳曼国家的约瑟夫二世十分忧虑着皇室偏安于帝国的极边，倘使不是及时弥补其先人的缺点，那势必要陷于人种复杂的漩涡之中。
这一位“人类良友”的约瑟夫，他用了一种超人的精力，去补救前衬的疏忽的地方，并且想在十年之内，努力去恢复数百年所失堕的作。
所可惜的是，就是他的承继人的思想和能力，都不能够担负了这一个重大的责任。
一八四八年的革命，不论在什么地方都是阶级斗争，可是在奥地利，则是民族间一种新斗争的发展。
日耳曼人对于这一点，或是因为健忘，或是因为认识不清，所以反而去从事革命运动，其结果，因而就判定了他自身的命运。
他们曾经始终的唤起了世界民主政治的精神，这种精神，把他本身生存所具的要素，在短期之中便被毁灭了。
在不成先定下一个共同的国语的原则之前，而先来成立一个国会，这便是使日耳曼人种的势力宣告终止的—个缘由。从此，国家将有颠覆之虑，结果便是使历史减少了—个帝国。
我很不愿详细的述说琐事，因为这并不是我写述这本书的目的。
我仅愿搜集种种的事实，来作紧密的考虑，因为这种事实，常常是民族和国家的衰败的原因，在现代，这是很有意义的，而且对于我决定政治思想的原则，也有着不少的帮助。
国家的正在崩溃，已经由各种制度昭示给一般的国民了。这些，即非明眼人也能见得到的，他的主要点便是国会，在奥地利或称做帝国议会，（Reichsrat）而这国会，便是依恃了力量而作出为根本的要素的。
显然的，这种团体，系依举着民主政治策源的英国国会。
这个制度，全部由英国而移植于维也纳中间更改的地方极少。
英国两院制新生命，便又重见于贵族院（Abgeordntenhaus）和下议院（Herrenhaus）中了。但是，两院的本身，稍稍有着不同。
当巴雷（Barry）在泰晤士河（Wattters of Thames）建造议会的时候，他便取材于“不列颠世界帝国”（British World Epire，Britisches Weltreich）的历史，以作这所华夏中一千二百壁龛、托架、以及支柱的装饰，这富丽堂皇的贵族院和下 议院，便就成为民族光荣的建筑了。
这是维也纳的第一个难关。
因为当丹麦人哈森（Hansen）完成他大理石宫的最后的尖顶时，便想到用一些古代的材料来为之装点。
于是把希腊罗马的政治家以及哲学家的肖像，都装饰在这“西方民主政治”的剧场式的建筑上了。
更有一讥讽的象征，就是屋顶的四角趋向四方，这是完全表示着他的内部分离之势的。
像奥地利的历史，因了这项的建筑而获得了光荣，那各民族将认这一种是侮辱和挑战，正像在德意志帝国，一直到了世界的大战爆发才开始敢把“献给日耳曼人 民”（To the GermanPeoble，demdeutschen Volke zu weihen）的题词，雕刻在 柏林城中保罗华劳脱（Paul wallot）的帝国议院的建筑之上。
在奥地利境内日耳曼民族的命运，完全是依靠着国会的势力而是定的，直到普选制和不记名投票制未曾探行的时候。日尔曼人仍旧在国会中占着多数。
但是因为社会民主党的行为的不可靠，使那时的情形，便成了不堪闻问题；因为这党常出来反对日耳曼民族的利益的重要问题，使他们党内的其它民族的党员发生异心。
就是在当时，社会民主党已不能祝为日耳曼人的政党。
待到实行了普选制之后，日耳曼人的优势，便不能在数字上占得多数了。
到了这时候，国中排斥日耳曼化的进行，已到无法可以阻止的地步了。
因为我当时抱着民族自存的决心，所以很不满意于代议制；因为这种制度，不但不能代表了日耳曼民族，而且常常欺骗而出卖日耳曼民族。
这种罪恶，正和其他的罪恶同样不可归处于事件的本身，而当归于奥地利国的。
过去，我还以为日耳曼人如果能够在国会中占多数，那么，旧国家继续存在，在原则上我并没有反对的余地。
但是，为时不久，那可怜的喜剧，就展开在我的眼前，这便使我怒不可遏了。
现在西方的民主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前区；如果没有民主主义，那马克思主义就无从产生的，所以民主主义，实在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源。
民主主义的外形——议会制度——它像是“一种秽土和火中的怪物”，可惜这火的燃烧太快了。
这真是幸运，我得机会居住在维也纳，因而能够考察这个问题。
假使当时我在德国的话，这个问题解答，恐怕就不能这样轻易。
倘若我在柏林的时候，便得知了为一种所谓“国会”的荒谬，那我或许会得陷于极端的反对，而且不惜盲目的和那些为人类和时代的敌者聊成了一气。
这种事在奥地利实是不可能的。
因为这并不像由这一个错误移转到别个错误上去的那样容易。
假使在说国会是毫无价值的东西，那么哈普斯堡族是更无价值了。
由国会来决定国来，所得的结果是秀是为利，但是，决不是一个所能负责的，而且也没有一人能够说明它的原故。
一个政府做错了不少的事，因而引退了，但这政府岂能说是负责改变政党，或是解散国会，这也岂能说是负责？因为多数的人既时常在更动，这又怎么能够叫他负责呢？不是责任观念和人格有着密切的关系吗？
但是，如果政府的各种措施；须得顾全到多数人的意向才喜怒，那么，事实上又岂能对领袖人物提起公诉来呢？
岂一个做领袖的政治家他的事业并不重在有独创的思想和计划。
而竟重在使他提议能为一群愚人所能了解，以求得他最后的同意的技术吗 ？政治家的标准，岂是专门在游说方面，而不在对重要的行为和决议具有当机立断的政 治手腕吗？世界的进步，不是出于个人的脑力而是出多数人集合的智力，这是我们可以相信的吗 ？我们岂是悬想将来的人类文化不是由这观念而来的吗？反之个人的脑力不是现在较之往昔更为需要吗？
国会取决于多数的原则是在否认个人的权力，而代以到会的多数的议员，这实在是违反了贵族政治的基本原则的贵族政治中所谓上等阶级，这并不是我国今日的腐改的上流社会。
读犹太人的报纸的人，如果不知道自己去加以思考，那必定不容易会得设杨到近代国会制度的流弊的。
这就是因为不学无术的人充斥在政界中的主要原因。
因为真正的领袖，他既脱离了这种不重创造和生产而以贿赂博取多数赞助的政治活动，那么，政治的活动，必定和低能者发生妥协，而且这是低能者所极喜欢的。
多数绝对不能代替“人”这是我们必须牢记的，多数常是愚蠢的政策和懦弱的政策的辩护者，合了—百个愚夫，不能成为一个聪明人。
所以基武的决断，决不能从一百个懦夫中得到。
民主政治的结果，就使国内重要的职位，有着极速的更动，这种事无论在那一种的情形中都是很不利的，而且易于发生在十分恶劣的影响，这因为不仅是庸碌无能的愚蠢得，因此得到了牺牲。便是那侥幸在位的真正领袖，也要受到更大的牺牲 的。
这结果，便是领袖阶级愈加感以了精神上的颓丧；而国家的前途，那是不论什么人都可以想见得到的。
普通我们对于“舆论”两字的概念，仅有一小部分是根据了我们本身的经验和知识，至于主要的部分，还是根据了我们的听闻。
而这种听闻。常常由“启迪”的形式来郑重的诏示着我们的。
民众的正当眼光，仅能觉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