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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八年的夏天，前线到处都是异常的闷热，而国内是争论纷起。所争的究属什么事？
各部队之中，也有着很多的谣言。好像是说大战已经毫无希望，只有犬子作我方胜利的好梦。
要继续战争者，并不是日耳曼的民族，而是资本家和帝室。这就是国内传来而且为前线所讨论的消息。
前线的士兵，对此，于这个革命的消息。起初也没有什么反应。
“普及选举权”对于我们有些什么关系？我的四年来的苦战，竟是为了这一点吗？
前线的士兵，素来是极稳定的，对于哀伯特（Ebert）施德曼（Scheideann）巴特（Borth）李波克尼希特（Libknecht）等人的新战争目的，完全置之不理。
我们百思而不解的，那些避战的人为什么竟敢揽权秉政。
我个人的政治观念，很早已就确定。
我深恶而痛绝那些卖国欺民的党棍，我早已洞悉这班党徒，他们并不把民族的福利作前提，而把饱他们的私囊为唯一的目的，他们为谋他们的私利计，不惜把整个民族来牺牲，遇到必要的时候，即使德国灭亡了，也不妨的，我恨不得能够亲见这些人的一个个缢死在我的在前。
为了要顾及他们的愿望，就不妨去牺牲了劳动阶级的利益，来充实那强盗的囊囊；我们如果不要德国灭亡，那就不能坐视着他们的为所欲为。
军队中多数的士兵所抱的思想，仍然是和我相同的。
这一年的八九两月。虽然敌方进功猛烈，并不能和我方在过去的防御的勇猛相比较，然而，衰颓的现象，竟是一天厉害一天。
比较起来，索美（Some）和法兰德斯（Planders）的战，已经成了过去的历史，简直是一种可怕的回忆了。
九月未，我军第三次到达那我们青年义勇团的野外所攻克的各地。
那真是往事已经不堪回首了。
一九一八年的秋天，军心已经大变；大家常把政治问题来加以讨沦了。
从国内传来的消息在各地的军队中开始发生了影响。
新征来的青年军全部受到了麻醉，——因为他们是从国内一直来的缘故。
在十月十三的晚上，基国开始向伊泊尔（Ypres）前的地线投放毒瓦斯弹。
十月十三晚上，我们尚在威萎克（Werwick）南的小山上，继续受着轰吉，时猛时缓，终夜不继。
将近夜半的时候，我队支不住了，倒在阵亡的有了不少的人了。
到了清晨，我就感觉到一种痛苦，每隔十五分钟，痛势愈加厉害，在七点多种的时候，我的两眼感觉到有睚焦灼，因此退役报告一切，而我的参战，也以这次为最后的一次，几小时之后，我的两眼，刺得像烈火焚烧，一些东西也不能凶到了，于是我就被送到波美拉尼亚（Pomerania）的帕士瓦尔克（pscewalk）的地方医院中，我就在该地遇见了革命。
坏消息不断地由海军方面的传来，说海军酝酿起事，但是，我以为这种谣言．不过是少数神经过敏的青年猜测，未必便是一种影响，多数人的不幸事件。
在医院中，每个人都在谈论战事的结果，并且还希望着早早见实现，但是，没有一个人公为战事立刻可以结束的，在这时候，我还不能阅读报纸呢。
到了十一月，群情更是激昂，忽然有一天大祸降临了，在事先，我们是毫无所知的。
海员乘坐运化的车来到他们鼓动着民从起革命，在这个为我民族求“自由、优美、和尊严”的斗争中，以少数的犹太青年做领袖，而他们是不会有守一人到过前线去怍战的。
此后的几天，是我在生以来最不幸的时期。
一切的谣言，愈说愈确切的，我向来认为是地方事件的。现在已经显然是一个全国的革命了。
此外，再由前线来的更有不幸的谣言，说他们都愿反降了。啊，——这事果真能够实现吗？
十一月十日，有一位老牧师来到医院作简短的讲演，我们因此而知道了一切。
当时我也在场，我深深地受到了感动。
这位善良的老牧师说：霍亨佐伦皇室（House of Hohennzollern）已不得于戴德国的皇冠——我们的祖国，已经改变为一共和国了——说的时候好像有些在发抖。
于是，一切都成为泡影了。
我们所有一切牺牲和困苦，完全等于虚掷，几月来的忍饥耐渴，完全等于虚掷。我们出生入死，所费的时光，完一等于虚掷，两百万人的头颅也完全等于虚掷了！
我们的国家怎样呢？
但是，我们所应忍受的牺牲就以此而完结了是吗？过去的德意志，不值得我们怀念吗？
德意志对于固有的历史就无任何的责任吗？
我们配受德意志的过去的光荣吗？这种举动．我们对于后世的子孙，又交用什么来自解呢？
我辈人真是卑劣的罪人！
当时我愈想要了解这种惊人的事变，愈觉得羞忿交集。
我两眼所受的痛夺，和这种祸难平互相比较，那又算得了什么呢？
此后我日夜感到不安。我知道——切都化为乌有了，深夜沉思，我对这事件的主动的人就切痛恨了。
在德皇之中，对马克思主义的领袖表示亲善的，以威廉二世为第一人，他从不知道他们就是无信义的恶棍。
因为当他们和德皇握手亲善的时候，另一双手已经地暗中采取利刃了！
对于犹太人是没有什么条件可讲，决定誓不两立。
我决心要做一个政治家。
第八章 我政治生活的开始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末，我加归慕尼黑从亲自再进我那一团的后备队。
但是，该队被“军人会议〃（Soldiers Councral）所把持着。
我对这一点深为不满，所以决意立刻脱离。我和战争时的一位忠实同志史密特·爱仑斯特（Schmiedt Ernst）同赴特老恩斯坦因（Traustin）去居住，在那里一直至军队解散。
一九一九年三月，我们再回慕尼黑。
在当时的情况，实在不大好，革命扩大而已有不可遏止的情势。
爱士诺（Eisner）的死，恰好是加快了这一个情势的进展．最后竟造成了由会议操纵的形势，这或者可称之为犹太人过渡期间的统治更为洽当些，这便是首倡革命者的最初目的，在这期间，我的脑海中的计划有了不少。
当新革命在进行的时候，我最初的行动引起了中央会议（Central Council）对我发生恶感，一九一九年三月二十七日清晨。我差一点儿就遭被捕，那三位逮捕我的青年，当我举枪相向的时候．他们的勇气顿失，惊惶一循着旧路而走了。
在慕尼黑解严以后和天，我便奉命出于委员会，调查第二步团革命事主的经过，这是我参加近乎纯粹政治的第一次。
过了几星期之后，我又奉命出席为国防边军官佐而设的特别班。
该班的根本目的，就是在授军人以一定的主义，使他们去指导一国国民的思想，这特别班对于我个人的价值，便是使我因此认识和我思想相同的一部分同志，我们可互相畅论当时的局势。
我们都确信德国的崩溃，已经迫在眉睫，他们十一月的罪犯，中央党和社会民主党，实在不能救了德国的危亡。
就是所谓“资产阶级国民党”，虽然他们的用意很好，但也补救了既成的创伤。
我们中有少数的人便就讨论新党的组织了，我们所持的根本原则，和后来所实现的德国工人党（German Workers' Party）的原则相同。
这一个新运动的名称。一开始便就表示了深入民间的可能性；因为如果缺乏了这个特质，那全部的工作，似乎都没有什么意义徒然多了一举了。
因此，我们便决计定名为“社会革命党”（Social Revolutionary）因为这颗新建设的社会观念，实在是含有革命意义的缘故。
再者，尚有着一层场更深的理由。我在早年，便致力于经济问题的研究，这使对于社会问题发生的思想多所限制。
这研究的范围，等到后来我研究了德国的联盟政策始行扩大，德国所以采取这种联盟政策的缘故，大半由于把国内的经济估计错误，以及对于将来德国食物供给基本原则不明白所致的。
这种理想，是根据了一种假定，就是把资本纯粹作为劳动的产物，而且和劳动同改正为一切足以促进或限制人的活动的因素的基础．．这就是资本对于民族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