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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美国〕戴维。奥丹
妈妈为我做三明治做到一半时死了。如果我知道那会要她的命，我就不会要求妈妈做了。以前她做三明治给我吃都没事，为什么这么突然？我爸爸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们不太谈这件事，我们根本很少谈这件事。有时候我们试着想谈，有时候只有我们两个一道儿吃晚餐，一切都接近完美。但，只是有时候。大部分时间，气氛不一样了。经常我会做一些诸如忘了不用替她摆位子的事情，于是我们都不知道要怎么办。这时，我们根本不想说话。三个盘子、三个杯子。厨房闪闪发光。一间明亮发光的厨房，妈妈总是这样说。我们就这样坐在那里——我爸爸、妈妈的位置、和我。妈妈随时可能一阵风似地穿过那扇门，抓着揽着一捆捆一盒盒的东西，我的大冬季外套密密实实的包住她的肩和臂，她的脸笑眯眯的，有条条的皱纹，像植物一样。我早该知道多一点。我早该知道这些事。妈，你说嘛？为我做一块三明治就会让你死掉吗？这件事真的会杀死你吗？记不记得以前你怎么跟我玩？记得吗？我偷偷走向她的座椅后面，拆下她的发卷，用手指梳理她的头发，直到她说好了，问我想干嘛？然后她站起来，走向爸爸，打开她的浴衣，让他偷看一眼，看看以前的魅力还在不在。我想是不在了。什么？他说。他从没看过这个？去做三明治，他说。然后他让自己的身体像一滩布丁，溶进安乐椅中。就这样，那是他对她说的最后一句话。妈妈把电视开大声，走进厨房，而我们所知道的下一件事，就是她大叫救命。我爸爸和我一样，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于是他从椅子上站起来，穿过房间——他每一步都在地毯上摩擦出声，好吓她一跳——然后，就是那样。妈妈死了，躺在厨房的地板上，腰际的浴袍敞开着。我想到，好，妈妈死了，接下来呢？没有人想到这个问题。没有人想到当你发现你妈妈直挺挺地死在厨房地板上以后的事。不过我告诉你，真正有趣的事就是从那以后开始。那是你得对她——老天，你的妈妈——做口对口人工呼吸的时候，而你心里明白，万一她醒过来，她会因此啐你一口，但无论如何还是得做，否则万一她不醒过来，一切都完了。那也是你必须打电话叫救护车，且等着他们来，在她脸上盖上白被单，将她从你身边带走的时候。那是你得坐在一边看着他们在她身上摸来弄去，心里明白他们绝不相信你会试图救过她的时候。那是邻居看见你家门口一闪一闪的红灯，怀疑你到底是个多么差劲的儿子，竟然救不了自己的母亲的时候。那也是你必须面对自己的一生，而这一生已成为一个接一个你无法救她的借口的时候。你怎么办？我们不知道怎么办，所以我爸爸把她抱到椅子上，然后我们就在那儿等着。我们一边等，一边看电视。
就这样。但就像我说过的，我们现在不怎么谈这件事了。我们怎么谈呢？妈妈总是那个开口说话的人。她过去老是这么说。她老是说：“男生们，没有我，你们怎么办？”而我们现在正是如此，没有她。就算你付钱要我们说话，我爸爸和我也不知道如何交谈，所以我们连试也不想试。不管怎样，谈的不多就是了。我该说些什么呢？你过得好吗？一个人睡觉是什么滋味？他不希望我那么说，他根本不希望我那么做。他希望我离开这间屋子，不过，他也并不真的希望如此，你知道的。那他怎么办呢？如果你不注意点，六个房间可能显得太多。我有时在吃饭时这么告诉他。我告诉他，他有多需要我，多在乎我。但他不在乎。他在乎厨房，那件袍子，及我为了想救他的太太所做的事。我的手。她的身体。我的唇。她的嘴。
“告诉我，”他说。
“那就是你想记得你妈妈的方法吗？”
桥边的老人〔美国〕厄尼斯特。海明威
一个戴着钢丝边眼镜、衣服上尽是尘土的老人坐在路旁。河上搭着一座浮桥，大车、卡车、男人、女人和孩子们正涌过桥去。骡车从桥边蹒跚地爬上陡坡，一些士兵帮着推动轮轴。卡车嘎嘎地驶上斜坡就开远了，把一切抛在后面，而农夫们还在齐到脚踝的尘土中沉重地走着。但那个老人却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他太累，走不动了。我的任务是过桥去侦察对岸的桥头堡，查明敌人究竟推进到了什么地点。完成任务后，我又从桥上回到原处。这时车辆已经不多了，行人也稀稀落落，可是那个老人还在那里。
“你从哪儿来？”我问他。
“从圣卡洛斯来，”他说着，露出笑容。那是他的故乡，所以提到它，老人便高兴起来，微笑了。
“那时我在看管动物。”
他对我解释。
“喔。”
我说，并没有完全听懂。
“唔，”他又说，“你知道，我待在那儿照顾动物；我是最后一个离开圣卡洛斯的。”
他看上去既不像牧羊的，也不像管牛的牧人，我瞧着他满是灰尘的黑衣服，尽是尘土的灰色面孔和那副钢丝边眼镜，于是我问他，“什么动物？”
“各式各样，”他摇着头说，“唉，只得把它们撇下了。”
我凝视着浮桥，眺望着充满非洲色彩的埃布罗河三角洲地区，寻思着究竟要过多久才能看到敌人，同时一直倾听着，期待着第一阵响声，它将是一个信号，表示那神秘莫测的遭遇战的爆发，而老人始终坐在那里。
“什么动物？”我又问道。
“一共三种，”他说，“两只山羊，一只猫，还有四对鸽子。”
“你只得撇下它们了？”我问？“是啊。怕那些大炮呀。那个上尉叫我走，他说炮火不饶人哪。”
“你没家？”我一边问，一边注视着浮桥的另一头，那儿最后几辆大车在匆忙地驶下河边的斜坡。
“没家，”老人说，“只有刚才提过的那些动物。猫当然不要紧。猫会照顾自己的，可是，另外几只东西怎么办呢？我简直不敢想。”
“你对政治有什么看法？”我问？“政治跟我不相干，”他说，“我七十六岁了。我已经走了十二公里，再也走不动了。”
“这里可不是停留的好地方，”我说，“如果你勉强还走得动，那边通向托尔托萨的岔路上有卡车。”
“我要待一会，然后再走，”他说，“卡车往哪里开？”
“巴塞隆那。”
我告诉他。
“那边我没有熟人，”他说，“不过我还是非常感谢你。”
他疲惫不堪地茫然瞅着我，过了一会又开口，为了要别人分担他的忧虑，“猫是不要紧的，我拿得稳。不用为它担心。可是，另外几只呢，你说它们会怎么样？”
“喔，它们大概捱得过的。”
“你这样想吗？”
“当然。”
我边说边注视着远处的河岸，那里已经看不见大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