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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年代初毕业於清华大学者也有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元（七零年毕业於自动控制系）、中共驻芬兰大使乔宗淮（物理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刘延东（七零年毕业於化学系）、前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刘泽彭（七零年毕业於自动控制系，後转任国务院侨办副主任）等。
还有一个偶然的巧合是，中共十三届中央政治局的六名常委中，有两名是清华出身，一是姚依林，二是宋平。此二人三十年代都在清华大学的中共地下党里从事学运领导工作，而在政治局常委内的分工则是姚依林管经济，宋平管党务。
在十四届中央政治局的七名常委中，又有两名为清华出身，朱熔基和胡锦涛，而此二人也是一个管经济，一个管党务。
所以，在中共「文革」前一度被称为「第二党校」的中国人民大学里有人感慨道：我们学校历来是为党和国家培养干部的学校，既有经济方面的专业，更有政治方面的专业，可是我们学校出来的学生怎麽不如清华出来的学生有官运」
从红色青年到反党右派
一九五一年，朱熔基靠奖学金读完了清华大学，毕业後被分配至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计划处担任计划室副主任。这个职务相当於中共政权官吏等级中的副科级。虽说起来不是很高，但比起朱熔基祖父初入官场所担任的录事之职，也还是进了一步，况且这一年朱熔基才二十三岁。
一位前中共国务院的干部透露，在东北工作期间，时任东北人民政府主席高岗和副主席李富春都对朱熔基十分欣赏。五二年十一月，高岗以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身份兼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将朱熔基调进计委燃动局和综合局工作。五四年九月，李富春接替高岗，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兼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朱熔基即当上了主任办公室的副处长，实际上是给李富春做秘书工作。
高岗当时是中共最高领导人物之一，是否有机会「欣赏」基层干部朱熔基，尚待考证。但作李富春的理论助手的说法应是可信，至少两人极为熟稔。
还有一种说法是朱熔基上调进京，与高岗没有太多关系，而是李富春在一九五二年八月，从东北地区卸任进京时将朱氏带去的。
无论是高岗还是李富春最早看好朱熔基，从中共公开公布的朱氏简历和中共家计委筹组时间、经过来分析，朱熔基应是被这两个人或其中之一指名调进北京的。
中共公布的朱氏简历只介绍他在东北工作时担任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五二年调入国家计委。而中共国家计委正是由高岗和李富春等人主持筹组，於五二年十一月正式成立的。筹组国家计委的过程中，高岗和李富春分别从东北地区点名调了一批干部进京。
当时，东北是中共的「老解放区」，早在中共建政之前，其东北人民政府即已经积累了几年的经济建设管理经验，从东北调一批既懂经济，又有一定工作经历的专业干部进京，也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人的愿望。
如果朱熔基步入中共政坛之初，果真是李富春提出之结果的话，真可以说是一个历史的玩笑。因为朱熔基自当了中共副总理後，无论中共内部还是海外政治评论界，都是把他当成李鹏克星看待的，而李鹏当年发迹的基础也是李富春为其奠定的。
一九四八年，中共决定派出一批经过中共自己的学校，培养一段时间的干部子女和烈士于女到苏联留学。当时，因为李鹏已经正式参加了工作，在东北一家油脂工厂任党支部书记，同时也可能是因为他的养父周恩来，不愿意出面为他争取更多的利益，所以最初拟定的留苏名单上并没有李鹏。但李富春和他的夫人蔡畅，力主将李鹏也送去苏联，这才有了李鹏後来的一段留苏、回国从事水电方面的基层领导工作等经历。
引蛇出洞的政治手段
李富春同周恩来一样，早在二十年代初留学法国期间，与李鹏的舅父赵世炎有相当密切的关系。赵世炎死後，李富春自然也要同周恩来一样，对烈士的後代恩爱有如。
从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开始，中共政权在毛泽东亲自指引和包括邓小平在内的全部中共核心人物的大力支持下，全国城市范围内发动了一场旨在「引蛇山洞」的「反有」运动。
运动一开始的斗争目标，还是针对党外帮助共产党「整风」的民主人士，所以当时身为中共党员和国家政府机关干部的朱熔基，并没有感到这场运动会对自己有什麽威胁，照样像过去一样，一边为李富春等国家计委领导人起草有关经济政策的文件，执笔有关经济理论探讨的文章，一边在一些宏观经济理论问题上固执己见，不时在会议上或同事之间，发表一些反对经济冒进，反对制定不切实际的高指标的宏论。
反右斗争进行了一个月左右，七月二十八日的权威党报（人民日报）突然刊登出一篇题为《反右派斗争是对每个党员的重大考验》的社论，自此，党内「反右」即告开始。
该篇社论中说：中国共产党内也有右派，这些人从来就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早在过去的岁月里，就与党外右派狼狈为奸。
於是，朱熔基所在的国家机关党委，根据这篇杜论所定的调子，开始了抓国家机关的党内右派的运动布署，要求人人过关，大搞「深挖」。
同年九月二日，中共中央发出一份题为《中共中央关於严肃对待党内右派分子问题的指示》，宣称已经统计出党内右派三千多人。
此时的朱熔基尚还不在这三千人之列。但是，由於共产党的官方舆论工具不断呼吁为「保持党内纯洁」，「要战胜温情主义」，朱熔基所在的国家计委主任办公室开始有人「打破情面」了。平时与他意见不和者把他的「白恃才高」、「自以为是」、「目无上级领导」等表现都当成右派罪状罗列出来，而他平时「固执己见」和「好提意见」的行为更是「向党进攻」的最直接表现。
也可能是李富春等国家计委领导人出於保护朱熔基的目的，把他的主任办公室副处长职务免去，但同时又任命他为国家计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表面上看是「平级调动」，但实际此举意味著他不适合在中央领导身边工作（当时李富春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兼任国家计委主任）。
在劫难逃
形势发展到五七年九月，《人民日报）於十一日以头做头条重要位置再次发表社论说：党内和党外的右派分于，在性质上没有什麽不同，都是反人民和反社会主义……党内有了右派分子，对我们党和革命事业的危害就更加严重……如果在我们党内容许右派分子存在，他仍就会同党外右派分子串通起来，从内部来打击我们，从内部来反对我们。
在这一杜论的号召下，党内反右斗争进一步升级，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及事业单位，都定下了必须完成的抓「右派」指标，谁超产谁光荣。在这种情况下，朱熔基终於在劫难逃。虽然说经过了一次又一次的思想检查和大小会的「批判帮助」。
共产党当年的反右斗争首际上是进行了两次，第一次是五七年六月到五八年四月左右，第二次是五九年的所谓「反右倾」运动。两次「反右」运动中，到底整肃了多少无辜，到底有多少人与朱熔基同命相怜？对於这些数字，就是以「拨乱反正」相标榜的邓小平政权，也从来不敢公开对外公布。
由大陆数位青年党史工作者，集体编写的《中国「左」祸》一书，於九三年二月由北京胡华出版杜出版，书中所提供的这方面数字，远超过一般人的想像。因为书中内容完全是来源於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史室等单位的原始资料，所以应该是最接近事实的。
在《中国「左」祸》面世之前，中共公开的有关资料（如九一年公开出版的由廖盖隆等人主编的《当代中国政治大事典》中已经正式公布了当年被正式戴上「右派分于」帽子的人数总共有五十五万余人，但从未披露当时末被正式戴上帽于，实际上却同戴了帽子的「右派分子」遭受同样命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