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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江泽民分别为上海党政「一把手」期间，以开放形象著称的朱熔基一表演节目往往都是一曲京剧清唱……典型的「国粹」；而以僵化和守旧闻名的江泽民，则一开口就是一曲情意绵绵的恋歌《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地道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糜糜之音」。
对比之下，听众往往评价朱熔基自然、厚道；江泽民则往往被认为造作、虚浮。於是，明争暗斗的两人之间，江泽民无形中又去了一分。
朱学方曾对人说「朱熔基的童年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从来没有一件玩具」。与寡母相依为命的十年里，每当庚伢子贪馋地看著富贵人家的孩子，手持各种五花八门的玩具嘻戏於街里屋外时，母亲只能强把眼泪压在心里，默默无语地哄著孩子回家。
早熟的朱熔基，似乎也明白母亲在现实生活上的难处和内心深处的困窘，从记事起就从没有主动要求过什麽东西，无论是玩具还是衣物，不管是食物还是学习用品。
作家刘诗训、章一燕表示：诚然，如果一个人在童年时从来没有一件玩具，也许会使他的童年世界里缺少很多迷人的色彩，更缺少充满幻想的欢乐…。但是，毕竟在人生的历程中很少出现「玩具效应」的机会。反过来看，如果一个人在童年时从来没有一件玩具，也许会更利於培育他的早慧和大智，使他较早地直面人生，确立自己的理想和信念，从小就养成务实的精神。在中国政坛上，最需要的就是这种务实精神。而朱熔基能够在中国的改革大潮中风云际会地步上高层，较成功地扮演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显赫角色，也正是凭著这些。
关於朱熔基童年的这一段经历，目前也有与前述内容不完全相同的报导。比如有报导说朱熔基因为是遗腹子，所以一生下即被托付给其伯父朱学方。到了朱熔基十岁的时候，其伯母又因病夭亡，所以从朱熔基十岁开始，其伯父即又当爹又当娘。
另外，香港《开放》杂志曾刊登一篇报导朱熔基的文章，其中引用朱熔基的话说：「我是一个末见过父母的孤儿，是在党的怀抱中长大的，党就是我的母亲。」
这段话在报到的原文中即被围上了引号，以证明是朱熔基的原话。但如果阅读过中共对外公开介绍的「朱熔基同志简历」的人，就会感觉到这话的内容不太可信。
朱熔基是上了大学，即成人之後才加入中共活动的，一九四九年入党时已经二十一岁了。而在此之前，党与他没有任何联系，他的伯父朱学方更不是代表党收养他的。何况他无论是在中学还是在大学拿的奖学金，都是当时的国民政府或国民政府治下的某个机构的钱款，无论如何也算不到共产党的名下。所以朱熔基虽然是个孤儿，但也不会说出「是在党的怀抱中长大的」这样的话。
在中共干部中，与朱熔基同龄者，只有一小批中共烈士子女（如李鹏、邹家华等）或自幼在延安等地中共所办的幼稚园、中小学里成长过的「太子党」成员才有资格说自己是「在党的怀抱中长大的」这样的话。
从「人贵有自知之明」的角度，朱熔基应不会不顾事实地闭著眼睛便把自己往「红色血统」的背景圈子里拉。再说近些年来，包括李瑞环、陈希同等中共高官，都以自己的平民出身为荣，更何况朱熔基呢！
第二章从红色青年到反党右派
朱熔基青少年时代的成长地长沙是中共早期活动主要基地之一，中共创始人毛泽东、何叔衡二、三十年代曾在长沙掀起新文化运动，兴学办报，宣传赤色理论。虽然後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共产党势力都无法在长沙城里进行公开活动，但当时赤色即为「进步」，激进才是青年人尤其是知识青年的诉求，已经是那个时代的风尚。
就如同现今中共集权统治下，仍然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最容易滋生反叛思潮一样，朱熔基在长沙时虽然年少，但他所在的中学是最容易被赤色宣传渗透的地方。再加朱熔基那特殊的生活经历与贫寒的家庭环境，这一切都为朱熔基进入大学，正式走上社会後立刻崇尚共产党红色革命，并很快成为中共外围组织团结拉拢的「红色进步青年」奠定基础。
这段「进步青年」的经历，为他日後成为中共领导人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历史基础。不过朱熔基在追随中共之初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十年之後，他竟被他所效命的共产党当成不共戴天的敌人，打成「反党右派」。
一九四七年夏天，朱学方好不容易才借到一笔钱，立刻打发一侄一子赴上海报考大学。「三场」既毕，捷报传来，兄弟双双「中举」。而朱熔基更是一石两鸟，同时被北京清华大学和上海同济大学录取。随即，他於同年八月赴北平，正式进入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就读。
清华大学生涯
就在朱熔基刚刚进入清华大学的时候，中共中央曾用密电把毛泽东的一篇文章《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发给中共在国统区的地下党领导人，文章中说：「由於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蒋介石的压迫和我党坚决保护群众利益的正确方针，我党获得了蒋介百统治区域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贸产阶级的广大群众的同情。这些群众，因为挨饿，因为政治上受压迫，因为蒋介石的反人民的内战夺去了人民的一切活路，他们就不断掀起了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政府的斗争，它们的基本口号是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和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
而这个「反饥俄，反迫害，反内战」的口号正是清华大学在四七年五月全校罢课示威时提出来的。得到毛泽东的肯定後，清华大学等校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大受鼓舞，把北平地区，尤其是清华大学的赤色学生运动搞得如火如荼，以至清华校园被人称为「小解放区」。
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以後，清华大学的一些老教授回忆说：现在老百姓和知识分子的情绪很像一九四七年到四九年那段时间。当时，整个清华校园里，拥护政府的言论绝对没有市场，热血青年中，十之有八都不知不觉地接受了中共的宣传，或多或少地参加过中共地下党领导的反政府活动。而朱熔基就是在这种形势下进入了清华大学，思想观点是自然非常快地倒向了左倾一边。
在共产党清华大学地下党成员的极力游说和拉拢下，朱熔基进校没有几天即答应要多做一些「进步工作」。此後的一段时间里，他虽然没有像许多中共学生地下党一样，不惜荒废功课也要「把一切交给党安排」，但在同他一样重视学习成绩的同学圈里，他算是最热心於中共地下党领导的「反蒋爱国学生运动」的。进校不久，他即正式参加了中共北平地下党的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但仅仅是个普通盟员，没有在组织内担任任何职务。
海外的中共人事专家所著文章中，曾介绍朱熔基在大学三年级时，出任过受中共领导的清华大学赤色学生会主席。而中共新华杜九二年十月公布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中央军事委会领导机构成员简历」中，关於朱熔基的部分，仅仅提到了他大学时代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和四九年十月加入中共的内容，并没有介绍他曾任清华大学学生会主席一事。
朱熔基本人在八八年四月向上海市人大代表介绍自己身世时，也仅仅提到自己在大学读书时即投身学运，亦末提到担任学生会主席一职。
中共地下党一般成员
朱熔基当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的一位同班同学明确指出，当时朱熔基仅仅是个热心赤色学运的中共地下党外围组织一般成员，其地位距中共地下党的核心组织尚有好大一段距离。
不过，中共对外公开宣布的「朱熔基同志简历」中，介绍他是「一九四九年十月入党，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参加工作，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毕业，高级工程师。一九四七年至五一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
按照中共的惯例，在计算中共领导人「参加革命」的年份时，不一定按其入党时间开始计算，因为有很多中共老干部早在正式入党之前即已经开始为中共服务。
那麽，朱熔基的简历中提到他是「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参加工作」，想必是已经在当时的清华大学里担任了共产党外围组织的负责工作。而他的这一经历，对於他晋升中共高层，并在中共高层中与其他人比资历的时候还是十分有用的。
对於朱熔基来说，如果在个人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