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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九年天安门风波骤起，上海新闻界闻风而动，《解放日报》记者、编辑群情激愤，甚至中上层干部也卷入风潮，国际版刊出了署名周稼骏的文章《请别向记者开枪》，引起国际舆论注目。周瑞金面临这样复杂的政治形势，表现出异常的冷静和坚定。他既不轻易地呵斥吓阻群众，又严密地按照江泽民意旨亲自把住版面。
「六四」之後「大清算」，周瑞金在报社大会上「一锤定音」，既要查清问题，又不要伤害同志，「要清查，不要清洗」，「不抓辫子，不打棍子」。这种不以「六四」血迹涂抹「乌纱帽上红顶子」的品格，受到大陆新闻界的交口称赞。有人说这很像朱熔基处理上海「六四」风潮，此话可信。
「六四」以後，《人民日报》发表「反和平演变」、「建钢铁长城」的社论，在「舆论一律」和「新闻党性」的强求下，当时大陆各地的绝大名数报纸，包括上海《文汇报》、《新民晚报》都选载了，唯独《解放日报》没有转载。周瑞金的许多朋友都为他捏把汗。
事过二日，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陈至立找周瑞金谈话，问他是否漏登了《人民日报》这篇重要社论，并劝他赶快转载，迟登总比不登为好。
周瑞金向陈至立汇报说，《人民日报》这篇社论非常重要，但我认真研究後觉得，文章中把「反和平演变」的任务只局限在意识形态领域，而且对象也只是知识分子。这与党中央有关文件精神不完全一致。要说防止「和平演变」，自然也应该包括科技、经济、政治各个领域，除了知识分子要「防止」，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也要「防止」。另外，「防止和平演变」能靠建造「钢铁长城」，这种提法欠科学。《人民日报》社论是否每篇都要转载，中央没有如此规定过，所以我决定不转载。
敢冒这种政治风险而又有深厚学识的人才，而今确实难能可贵。这也是朱熔基决心背靠邓小平，同中共反改革派进行一次公开挑战时，选中周瑞金为他捉刀的重要原因。
心术正才是人才
而周瑞金之所以胆敢接受朱熔基委以的重任，甘冒巨大政治风险，自然也有一些个人因素在他思想上起作用。其中之一就是他要为自己在「文革」时期，曾经有过了一段「政治迷茫」的历史雪耻。
「文革」期间，在政治大气候的影响和压迫下，周瑞金曾经捉笔写过四篇批判邓小平的文章发表。邓小平时代开始後，不少人都急於设法将自己参与过「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不光彩一段掩饰过去，以免被写入个人档案，影响今後政治前途。
周瑞金则襟怀坦白，认为个人历史无论已经被实践证明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都应该由自己负责。他认认真真地在整党表格上，将参加过批邓的那段历史如实填写，表示自己虽然过去曾经有过政治上的迷茫，但现在确实是真心拥护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
周瑞金的这一表现受到新闻界人士的赞赏，朱熔基曾以「文才可用，心术尤正」之言表示对周瑞金的欣赏。
九一年朱熔基上调北京之後，周瑞金随即被任命为香港大公报副社长兼总编辑。但此举遭到极左派掌权者的极力反对，中央有关部门最後被迫收回对周瑞金的任命。
可是，随著朱熔基在中共权力核心层站稳了脚跟，周瑞金也时来运转了。九三年四月，周瑞金终於被任命为《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甚至有消息说，高层有意让周瑞金先从「副总编辑」职务上过渡一段时间，再正式出任《人民日报》总编辑。果真如此的话，朱熔基在中央又多了一位得力的助手。
周瑞金上调北京，有人认为是江泽民为在北京稳住权力而任用上海亲信的例证。其实周瑞金虽然说起来，也曾是江泽民在上海时的部下，但他捉刀撰写的「皇甫平」文章，却一度被身居总书记高位的江泽民所否定。所以，周瑞金还是因为在关键时刻，为大老板邓小平和二老板朱熔基甘冒政治风险，才为自己如今的官位高就挣得了资本。
中共十四大以後，邓小平既对高狄这样的理论左派完全把持《人民日报》感到威胁太大，但如果把所有理论左派全部从《人民日报》撤换，又可能因此招致赵紫阳时代「舆论失控」，全面倒向资产阶级自由化一边的旧戏重演，所以才下令采用了「掺砂子」的办法，即要让《人民日报》里有思想解放的周瑞金这样的新人。坐镇鼓吹坚持改革开放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又要保留一批高狄的原班人马（除高狄之外），继续在《人民日报》里坚持进行「四项基本原则」的「政治保证」。有了邓小平的如此设计，才有了江泽民同意让周瑞金进驻党报的任命成为事实。
上海「北伐」遭强烈反击
一个小小的周瑞金，因为有了朱熔基的支持和邓小平这个後台，就敢冒然向北京方面的左派舆论阵地进犯。北京方面的理论左派们不甘认输，也开始对改革开放政策进行更大声势的批判。
一位理论左派首领说：过去向经济理论界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开战，只能拿赵紫阳作靶子，但是因为赵紫阳已经下台，所以外人认为我们是在「照著死靶子练枪法」。现在上海方面有人自动跳出来，我们就有「活靶于」可打了。
就在「皇甫平」文章出笼的同时，朱熔基被宣布上调北京，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另一位中共理论左派立刻授意说：过去我们说警惕赫鲁晓夫式的人物，窃居党的领导层高位，现在，这种情况已经出来了，我们决不能等闲视之。
「皇甫平」文章见报第三天，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徐惟诚即打电话给上海市委质问陈至立说：「北京的同志看「解放」上的两篇文章，感到摸不著头脑，这好像同中央最近的精神不相符合，我想听听你们市委和熔基同志的意见。」
虽说电话只能传声不能传形，但陈至立还是立刻从对方的口气中，嗅出一股强烈的火药味。於是他故做轻松地回答说：《解放日报》的署名文章不同於社论，所以发表前我们是不审阅的，市委也没有讨论过这个问题。
这番回答虽然不能今徐惟诚满意，更无法向主子交差。於是，他派了中宣部理论局副局长和一名宣传局的处长去上海，要求他们通过各种渠道，侧面打听一下「皇甫平」的背景。
副局长自然不敢去《解放日报》直接下手，而是通过上海《文汇报》的熟人，打听出了「皇甫平」文章炮制出炉的前後过程，立刻回京领赏。
大陆资深记者张石森透露说：其实熟悉中共政治运作程序的那些理论干部们，无一不明白「皇甫平」的真正後台是邓小平。但是，既然上海方面不透露背景，北京方面就可照批不误。於是，包括当时的《光明日报》副总编辑周学斌、《人民日报》理论部主任孙永仁和副主任黄美来等，变著法子在当时组稿会和座谈会上讲话，批判「皇甫平」的文章。
中宣部几名局级干部，在当年四月召开的「科学杜会主义理论研讨会」上，更鼓动与会者用整整三天的时间，系统批判「皇甫平」观点。
四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以「转载」形式，发表原刊於著名左刊《当代思潮》上的一篇文章，题为《为什麽必须坚持不懈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文中对「皇甫平」文章中的观点，逐条引证加以批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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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初，《光明日报》又转载当时中共国家教委副主任何东昌下令撰写的批判文章，《改革开放必须先问姓「社」姓「资」》。时任《光明日报》总编辑张常海在编前会上说：「这是批判「皇甫平」的又一篇檄文。」
利用尚掌握在手的舆论工具进行反击的同时，中共左派理论家还通过有关部门采取了组织手段。先是把转载了「皇甫平」文章的《改革》杂志的发行权停止，按著，又取消了周瑞金去香港任职的决定。
此前，因为朱熔基已经亲自向周本人和上海市新闻界，宣布了国务院港澳工委关於任命周瑞金的决定，而取消这一决定的通知，竟是国务院方面打到上海的一个电话。这等於是向上海方面暗示：不要以为紧跟朱熔基，又有邓小平为後台就可能有恃无恐，即使朱熔基进了国务院，我们照样可以修理！
此时，朱熔基已经到北京上任，吴邦国也已经正式接任了上海市委书记职务，所以从中共体制上讲，朱已经无权对上海工作继续指手划脚。但是因为「皇甫平」事件是朱一手导演，所以吴邦国还是把这一切向朱熔基请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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