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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对他提出批评，他亦迅速予以回应。朱熔基看到报纸批评他对中国大陆的经济情势过分乐观，他即迅速在公开场合上表示：「今天我看到报纸，有人批评我太乐观。我承认我这人很乐观，不乐观办不成事嘛！不过请放心，我的头脑并没有发热。对於中国经济局部过热的现象，我们保持著清醒的头脑！」
与大多数口舌笨拙的中国政要不同，朱熔基极善言词，而且常常巧妙地利用「幽默」来调动听众的情绪，传达自己的观点。
在中国银行加拿大分行的开幕式上，朱熔基妙语连珠，引来了一阵阵笑声、掌声。他说：中国政府有两百亿美元的储备金在这间银行，中银本身亦有超过三百亿美元的储备金，所以这间银行是不会倒闭的。
在银行倒闭是常事的西方，朱的这番话引来了阵阵笑声。他又说：「若大家对这间银行服务感到不满意，可以写信给我，我将撤掉这个行长。」一阵掌声之後，他又说：「不过，如果大家觉得银行服务得很好，也要写信给我，好让我及时提升他。」
在多伦多古德曼论坛上，朱熔基向加拿大政府官员和企业家发表演讲，加拿大皇家银行提问，在中国何地建立银行分支机构最合适？
朱回答：「中国有很多地方可以供你选择，选择哪个城市是你们的权利，是不是批准你在这个城市设立银行是我们的权力。你们可以选出任何一个地方向我们提出申请，然後我们考虑是否批准。至於你选择哪个城市设立银行最能赚钱，那是一个商业秘密，我不能在这里讲。我可以在会後再跟你讲，因为加拿大的皇家银行跟中国是非常友好的。」
最像西方政治人物
有人问，中国在财产拥有方面有哪些法律，比如外国人可否在中国购置和拥有财产？朱回答：「中国的所有制是多样化的所有制，既包括国家所有制，也包括集体所有制、私人所有制和外国外资的所有制。对这些所有制，中国政府的法律都是保护的。至於外国投资者在中国的财产，股份、房产等等，都是受到法律的保护，不会受到任何侵犯的。如果受到任何侵犯，可以向我们的法院诉诸法律。而且我还可以给你做个法律顾问。你如果有什麽问题向我写封信。It's free of charge（免费）。」
朱熔基还说，「到中国做主意很容易赚钱。我们知道很多的外资企业，是从外面进口原材料的，在中国加工，然後出口。在他们的经营管理中，往往把外国进口的原材料价格算得很高，而把出口的产品的价格算得很低。因此在他们的帐面上，看来very low（很低），实际我看他是make a copy（复制一份），使我们不能收他很高的税。不过这没有关系，我们还是欢迎他来，我们不过少赚一点。」
「我可以保证，到中国去投资，做生意，都能赚钱，如果不能赚钱，我可以帮你的忙！」朱熔基说。这种招商公开秀达到如此高度，在中共领导者群中是罕见的。一位经常往来中国与加拿大的商人说，朱是他所见过的中国领导人中，最像西方政治家的中国政治家。
有观察家认为，朱熔基这次到访美洲三国，在很大程度上是要打加拿大和南美牌，以对美国形成某种牵制作用。果然，当朱熔基与加拿大总理穆郎尼会晤了三个小时之後，便得到了今中共兴高彩烈的成果，加拿大同意无条件给予中国大陆贸易最惠国待遇，并支持中共重返关贸总协定。
这无疑加强了中共在与美国就贸易最惠国问题进行讨价还价的资本，因为如果中共能够重返关贸总协，美国作为其成员国之一，是必须遵守和履行其义务的，这就意味著美国与中国大陆的贸易最惠国问题，将永远不再成为问题。
所以，朱熔基在取得加拿大方面的正式承诺後，似乎很有信心地表示：「给中国最惠国待遇是互惠互利的。而且，美国对中国大陆贸易逆差，大部分利益由香港得到。因此香港比中国大陆更急於维护不附加条件的最惠国待遇。如果美国对中国采取行动，中国不会无动於衷，而且老实说，对美国的损害要比对我们的损害大的多。」
至此，邓小平为打破「六四」僵局，所导演的「朱熔基外交」虽然还没有结束，但至少已经取得了令邓小平十分满意的成果。同时，访问加拿大和墨西哥、巴西的成功，也使更多的人相信，朱熔基要接任李鹏的总理职务，也许不必非要等到一九九八年中共第九次全国人大之时。
第九章 从上海市长到国务院副总理
大陆著名的异议者周舵先主曾说：很多人认为，「六四」之後邓小平在中国大陆和中国共产党内的权威大大削弱了，但实际并非如此，反而加强了邓「一口九鼎」式的霸主地位。这种看法的确颇有独到之处。
第一，「六四」之後毛主义的大反动失尽人心，人们在无可奈何之余，只好承认邓主义到底还是比毛主义强些。如果过去人们对陈云等老人帮还认识得不够清楚的话，现在总算知道了，若是邓下台、陈上台，那才真正是水深火热、苦海无边。保守势力的倒行逆施帮了邓的大忙。
第二，谁都知道，毛以後，邓一直是在玩着左右平衡的走钢丝游戏。这套把戏要想玩得成功，就得既能两面讨好，又能两面开弓……胡萝卜加大棒。胡萝卜不够甜时，大棒敲下去就得足够狠。邓的地位之所以曾经不稳或看上去不够稳，也许是因为他手里的大棒……军队……还没让他的政敌尝到过苦头。
「六四」血腥镇压同时也让保守派看出，若是惹翻了这霸王，大棒同样可以敲在他们头上，军队「保驾护航」的威胁并非虚声恫吓。大流血的吓阻效应对两方面都起作用。
顺从切小平之谜
朱熔基在「六四」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也一直在政治上走钢丝，想在邓、陈两派面前都要得分。但是在「六四」後，他似乎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如果还想维护中共政权，在经济改革问题上再搞倒行逆施，那就是百分之百的死路一条了，这是他顺应邓小平的第一个原因。
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客观事实上，朱熔基在到上海之前，即使是像有些人士所评价的，只是属於「计划派阵营中的开明派」，但他到上海工作後，仅仅是从地方本位主义的角度出发，也会自然地站到力图使经济改革形势向计划经济复辟倒退的李鹏等人的对立面。
九零年上半年，李鹏曾力主向地方收回已经下放的「部分财政自主权。为此，邓小平深为不满，於是委派杨尚昆到广东和上海各跑了一趟，分别向叶选平和朱熔基打了招呼。
叶选平和朱熔基得了邓小平的上方宝剑後，即在九零年八月左右的一次国务院会议上，公开顶撞李鹏，坚决不同意中央向地方收权。在他们两人的带动下，包括北京地方领导人，也纷纷表示了对中央收权的不满。
据说，叶选平曾在这次会议上表示说：「中央财政吃紧，可以向地方借嘛。」李鹏听了这种话心裹当然不能受用，恼羞成怒地喊了一句：「中央也不是叫化子。」
由此可见当时中共内部在改革和反改革问题上，斗争激烈。过去，外界都以为邓小平学习毛泽东以南方压北京的办法，是从九一年春季上海的「皇甫平」文章开始的，实际上邓小平的这一招从九零年下半年就已经显灵了。
因为有了上海市委书记兼上海市长的朱熔基公开顶撞李鹏，再加上从九零年四月开始的浦东开发，上海是「计划经济大本管」的形象开始改变。
大陆著名经济学家吴敬涟先生，一九九二年六月在美国德州大学奥斯汀校区举行的第七届年会上发表的主题演讲中说：自一九八九年下半年起，中国政府一方面用行政和经济方法控制货币供应量，来实现价格稳定，另一方面，主流经济学派和经济工作领导人决定，要把全国经济拉回到计划经济为主的轨道上去。这里的「经济工作领导人」当然指的李鹏。
吴敬涟认为∶中国经济在九一年下半年起开始复苏，带头的力量是非国营经济。这两年来，中国的出口增长极为迅速，都是靠民间经济和外资经济。所以大陆流行一句话：「经济繁荣，一靠老外，二靠老乡。」由此可见，中国经济要进一步繁荣，只有去扩大非国营的市场经济。
吴敬涟先生说：因为「国营和非国营两个部门效率差别如此鲜明，使想把已经改为市场经济部分，重新拉回到计划经济的努力，不得不向後退却，最後承认失败。」
朱熔基是「皇甫平」的二老板
当时主管经济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