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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东西不由我们选择。譬如我们无法选择自己的父母，无法选择出生的时间、地点，无法选择种族、国家和文化传统，也无法选择自身的成长经验。但是交朋友这件事，在机缘成熟的情况下，我们是可以选择的，可以化被动为主动。孔子的选择使我们知道，朋友之间相处不要问贫穷富有，也不要管地位高低，而要看彼此间是否真正的友直、友谅、友多闻。我们无法和所有的人做朋友，所以朋友宁少而不求多。而且，我们在选择朋友之前，也要先问问自己，我是不是做到了我选择别人的标准？是不是重视朋友之间的情谊远远超过物质利益？如此，你才可能找到一个真正的知己。而人生能有知己，乃是一件最愉快的事。
社会责任
1。淑世精神
梁漱溟先生晚年，接受一位美国学者的访谈，内容集结成书，书名是《这个世界会好吗？》可以说，这个书名是两千多年来中国读书人的共同愿望，即希望以个人的努力来改善世界，这叫做“淑世精神”，而孔子就是这种精神的代表。
孔子本来在鲁国做官，做得还不错，但是因为君臣之间不能配合，他就挂冠而去，周游列国，带着学生到处走。有一次他们走到一条河边，找不到渡口，远远看见两个人在附近耕田，孔子就让子路去问路。子路去了，问第一个人，渡口在哪儿？这人不直接回答，他远远看到孔子坐在马车上，手拉缰绳，就问子路，那位车上执鞭的人是谁？子路说，是鲁国的孔丘。这人便说，孔丘知道渡口在哪儿。什么意思呢？等于连当时隐居的人都听说孔子带着学生周游列国，他们对孔子的评价是，孔子了解人生的渡口何在，也知道怎么过河。亦即承认他高瞻远瞩，知道社会要往哪儿发展，出路在何处，只是因为时代不对，才使他寸步难行。
子路得不到答案，去问第二个人。这人听到他们的对话，反问子路，你是谁呢？子路说，我是孔子的学生。这人说：“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论语·微子》）天下大乱，到处都一样，谁能去改变它呢？你跟着逃避坏人的孔丘，还不如跟着我这逃避坏世界的人呢！说完，继续耕田，不再理他。子路回去，把情况报告给孔子，孔子一听就知道这两人是隐士。
夫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论语·微子》）
孔子神情怅然地说：“我们没有办法与飞禽走兽一起生活，如果不同人群相处又要同谁相处呢？天下政治若是上轨道，我就不会带你们去试图改变了。”
这句话充分地表达出儒家的“淑世精神”，显示出一个知识分子的使命感，是“知其不可而为之”，明明知道理想不能实现，还要做，为什么？因为逃避不是最好的方法，如果大家全都归隐山林，求得个人自在，那这个社会要怎么办？天下无道，更需要知识分子出来努力改善，即使知道力量有限，再怎么做也无法达到世界大同的境界，但还是不肯放弃。所以，儒家的智慧并不表现在解脱上，而表现于：在适当的时代与环境中，以适当的途径去达成理想的结果。这是“择善”与“善择”的能力，其基础则是：若不如此，则无法心安。
还有一次，孔子的车队往前走了，子路在后面没跟上。他到处找不到老师，看到旁边有一个老人在除草，就上前请教，请问您看到我的老师了吗？老人说：“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你这个人四肢不劳动，五谷也分不清楚，我怎么知道你的老师是谁？子路听到老人训他，就拱手而立，站在路边。老人看他表现恭谨，心想，好吧，带你到我家去住一晚吧；就留他在家过夜，杀鸡做饭给他吃，又叫自己的两个儿子出来相见。第二天，子路跟上了孔子的车队，向老师报告这件事。孔子一听，就知道遇上了高人了。他让子路回去转达一段话，子路返回，老人却不在了，他就对着老人的家人把话说出来：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论语·微子》）
不从政是不应该的。长幼之间的礼节都不能废弃，君臣之间的道义又怎么能废弃呢？原本想要洁身自爱，结果却败坏了更大的伦常关系。君子出来从政，是做道义上该做的事。至于政治理想无法实现，则是我们早已知道的啊。
这等于是孔子对于隐者批评所作的回应。儒家的原则是，没有国哪有家？国家不上轨道，人群之间的伦理关系也无法建立。因为一个人活在世间，注定要在家庭中慢慢成长，家中便有了“长幼之节”。家庭能够存在，必须要受国家的保护以及各种社会政治组织的维系。进入社会之后，便要肯定“君臣之义”。你既然叫两个儿子出来相见，说明你肯定了长幼之节，但比长幼之节更重要的君臣之义，你怎么不要呢？孔子认为，你要使这一生不要牵涉黑暗的政治而保持自家的清白，结果反而废弃了更大的伦常关系，这是不对的；读书人出来做官，并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是为了人群，为了做道义上该做的事，这是读书人应该有的一种志向，即使知道理想不能实践，但还是要做。
还有，你自己受过教育，有很高的理想，但看到天下大乱，就设法明哲保身，这当然也是一种选择，不过在这种选择下，你怎么样教育下一代呢？你还是希望自己的孩子受教育，与人和睦相处，不是吗？因此，只有成人的隐者，却不能有小孩的隐者，隐者注定要以个人身份选择隐居，却不能广为传扬此一思想，呼朋引伴。不像儒家可以名正言顺的通过教育，结合志趣相近的人，从事人间改革，同时又使自己心安。此所以儒家成为文化主流，而道家必须求诸少数智慧特高而定力超群的人。但是，如果整个国家都腐败了，少数几个人还能够维持自己的生活吗？我想这是不太可能的。因此读书人必须要有“舍我其谁”的精神，知其不可而为之，用个人的努力来改善这个世界，如此才能响应到梁漱溟先生所说的《这个世界会好吗？》。
2。社会责任
说到社会责任，可以用一个譬喻来说明：一个国家就像一辆游览车，领导人负责开车，带我们到一个风景优美的地方去观赏享受，但是车开到一半，他突然心脏病发作，倒下来了，请问在这时候车上的人有谁可以继续开车？是有钱的吗？有权的吗？力气大的吗？还是想开车的人呢？都不是。这时有个孔子，把开车的原理及车的构造都学会了，自然是他这个会开车的人有使命和责任把大家带到一个理想的世界去。这就是何以知识一定带来使命，何以读书人要有一种责任感，在饱读经典，了解过去几千年社会发展的历程之后，能够总结经验，引领大家走上正途。这就是儒家的入世情怀。儒家从孔子开始，就准备有了才华学问之后，可以造福社会，负起社会责任。
子贡曰：“有美玉于斯，韫椟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论语·子罕》）
子贡说：“假设这里有一块美玉，那么把它放在柜子里藏起来呢？还是找一位识货的商人卖掉它呢？”孔子说：“卖掉吧，卖掉吧，我是在等待好商人呢。”
子贡是孔子的学生，口才非常好，说话喜欢用比喻。“贾”可以解为“商人”，善贾就是好的商人或识货的商人，在此比喻有眼光的政治领袖。“沽之”，代表希望有人任用我，可以让我得君行道，济助天下百姓。成语“待贾而沽”就出自这里。但是一个人光有本事，有服务社会的愿望还不够，还需要什么？机会。需要有人赏识你，信任你，给你机会，让你放手去干。可惜这样的机会不多，连孔子都没有得到。所以提到社会责任，很多人自以为有责任，但社会不见得需要。譬如我在很多地方演讲，常常有人跟我开玩笑，说你再讲也一样，社会还是这么乱。我听了之后，只能自我解嘲，因为不讲的话，社会可能更乱，我所求的只是心安而已，尽力而为。《孟子》里有一段话也体现出孔子这种社会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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